正月里故事儿多。有两件事不得不提，先说拜年。
　　 庄稼人会给己个儿找台阶下。拜年拜得晚了，就有不少说词儿：“青草没驴蹄，拜年也不齐。”那意思是你看我晚？还有比我晚的呢。要不：“青草没驴眼，拜年也不晚。”想想，青草把驴眼遮住，就算是那驴低头吃草，怕也五黄六月了吧？不过，合着跟驴叫上劲了，不知典自何来。
　　 年轻时过年放几天假，差不多都让拜年给占去了：白天像兔子似的跑，晚上跟醉猫儿似的喝。一年三百六十天，你总得去看看长辈吧？三叔二大爷，七大姑八大姨，不要说自己的姥家孩子的姥家。拎着两包果子（点心），后来日子好点了，加上两瓶酒。那果子还得“押”回一包来，理由充分：给你爸妈押回去的。从初一开始，拜“家里”——本族的近门长辈。大年初一，还在“觉头子”上呢，老妈就来“骂”了：还不起来拜年去，拜年的都来三拨儿了！给家里人拜年论“拨儿”，一般是亲哥弟兄，或者跟堂兄弟约好一起出去“串”。女人们拜年的多上插着空儿。新媳妇例外，必得初一早上，由年长的妯娌领着，一群两行的，来看婶子大娘，叫“拜新年”。
　　 给家里拜年也得绕半庄。我家拜年不给压岁钱。这是爷爷那时兴起的。小时候拜年得磕头，成年后，已经不兴那些老礼儿了。但近门的祖辈还是行鞠躬礼的。一般的，进门就这句话：大爷过年好。大妈过年好……他们也就乐呵呵地：好啊好啊，你爸你妈都煞好儿的呀？这个“煞”读音为“傻”，方才符合唐山味道。这是主要程序。然后坐在炕沿上或者板凳上，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说话。亲的近的，话多些，也多待会儿，一般的呢，剥个瓜子，点上支烟，或者自己掏出烟来给长辈点上，就说：改日再来看你老，今儿个得多串两家。然后出得门来，奔下一家。上午一般都串完，下午“打打找儿”。这个“打找儿”，看似扫尾，其实都是更近的，或者不是家里亲戚，但属于世交。这就要多坐会儿，而且交谈也更亲情化。我最多的一次，初一这天，串了十二家。想想，这“活儿”也不算轻松呢。
　　 初二，一般要到那“三门子好亲威”家去。就是“孩子他姥家，媳妇的妈家，己个儿的丈人家”。这应当是欢乐的聚会。翁婿、母女、连襟、舅爷子、姨奶奶儿，加上孩崽子，热热闹闹，欢天喜地，往往舅爷子把姐夫灌多了，“一担挑儿”们打起“酒官司”没完没了，老丈人、丈母娘看着呵呵儿的乐。年轻的还可以住几天，中年以后喝完就往回赶：晚上还有亲戚朋友请客呢。当然也必喝得一塌糊涂。无论亲戚还是朋友，好像喝酒就代表了亲近。这还得排号儿。叔丈因为排不着晚上，竟然在早上请我去喝酒——哪能喝得进去？他们为了应付，我也为了应付。这年拜得成了应付，就打折儿了。
　　 小时愿意借拜年住姥儿家。初二，爸爸就套上牛车，拉着妈和我姐我俩去住姥儿家。妈和爸一般当天就回来：正月且（客人）多，不定啥时就冒上个外甥或者表兄什么的，拎着两包不知道转了多少家的果子。妈说，等年都拜完了，抖搂包果子尝尝，往往是一堆碴子面子了。有道是“姑爷、外甥（孙）、鸡，菜饽饽、粘米、榆树皮”，是农村老赧（nǎn）子（老太婆）的最爱。
　　 记忆中，我不像姥姥的“最爱”。甚至觉得她老人家不怎么喜欢我，整天拉着脸，很少看到她笑过。可能早岁时日艰难，让她老人家把笑模样丢掉了。姥爷好给我们讲故事，但也极爱训人。当然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从小我就深得阿Q真传，采取的是“怒目主义”。可是我在炕头儿姥姥身边，姥爷在炕角儿，中间隔着一盏毛子油灯，他就能够发现我的怒目主义：你甭小眼儿瞪着我！不服是咋儿这？我心里当然不服，不过……姥姥“嗯”了一声，姥爷不言语了。姥姥说：抖搂包果子吧。这就是说，要拆包点心吃了，这绝对是奢侈！大舅从柜里拿果子包儿，递给姥姥。我相信，此刻全家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姥姥的手。姥爷说话了：要说这果子，还顶数人家韩城福作斋的。人家也用晕油，可人家那果子就是不透油，你看那包果子的纸儿上没有一点油星。没人答言儿，只我还在瞪着他，不过不是怒目，而是专注了。姥爷又来精神儿了：你知道人家打的果子咋不透油？人家把晕油放大缸里，蹲三年，那油就跟水儿似的了。那果子，掰块放嘴里就化了，啧啧。我的好奇被贪馋转移：姥姥把纸绳解开，把上面那红纸印的封贴儿拿下来，外面一层黄褐色的包货纸，里面是一层厚厚的粗糙的草纸，再里面又是一层薄薄的包货纸。果子有“八大块儿”，有“杂瓣儿”等类。前者就是八块核桃酥。这包果子叫“杂瓣儿”，里面的果子有好几种：有浮着一层白糖的魁饼，有枣泥馅儿的佛手儿，有舌饼，也有桃酥。小孩子爱吃魁饼，就是够着那层白糖去的。当然姥姥也把这两块给我和姐姐。
　　 住姥家也有玩伴儿：一个叫小欢儿的小子，一个叫兰子的丫头。都比我大两岁。兰子和姥儿家住一个院。仨人过家家儿，角色由小欢儿明确：我是姑爷，兰子是闺女，他当大舅子。兰子对我总是透着一点亲近，经常背着小欢给我吃的。记得最多的是“刮旧”里面的大豆芽儿。“刮旧”，也叫“刮旧菜”。是把大青豆泡胀了，跟白菜、豆丝儿熬一大盆，放在冷屋里，那是家里正月的“就头儿”，用来下饭的。平时只是切点咸菜抄碗酱，这时就用刮旧菜，也算是饮食的改善。腊月二十三，扫完房，就蒸饽饽，蒸完冻透了装缸。饽饽是小米面的，装上豆儿馅儿。还要用黄米面做十几个黏饽饽，做成老鼠形状。我们叫“鼠饽饽”，那是待“且”（客）的。条件差的就小米面掺玉术面，或者干脆都用玉术面，吃头儿就等而下之了。饽饽是整个正月的主食，吃到“龙抬头”以后，饽饽都长了绿毛儿。蒸完饽饽就熬刮旧。兰子总是背着手，把我叫到墙角，让我张开手，一颗两颗地给我大豆芽儿。那时的豆芽胀得像小肥猪儿，有点“盐劲儿”，正可口。她叫我时，我虽然穿着开裆裤，也是背着手，气宇轩昂地迈着方步，很派头很爷们儿地踱到她跟前的。她倒从不嫌我摆架子。想想，“小两口”也算“其乐也融融”。只是有一次，玩得有点忘性，兰子憋了泡尿。她穿着整裆裤，女孩子解小手也费些事。“偏偏儿对偏偏儿”，她的蓝布裤带还系了个死扣儿，这下子她可急了。越着急，越解不开，疙瘩反越紧。小欢儿严肃地跟我说：你媳妇，你给解吧。我当仁不让就去给她解裤带。兰子憋坏了，一边撩起棉袄，一边扭动着身子。等我差不多解开了，我发现她裤脚一股细流汩汩流出。当然，我没有告诉小欢儿，也装着没看见。解开了，一抬头，兰子咬着嘴唇，脸通红。
　　 上学以后，没住过姥儿家。后来她们搬出了那院。年年去姥儿家拜年，再没见到兰子。她快七十了吧？结婚早的话，怕也四世同堂了呢。
　　 正月里另一件大事，就是找乐子。
　　 解放前算是“办会”了。只是听说。那时村村都有花会：秧歌、高跷、旱船什么的。我们村的高跷比较出名。有个姓韩的扮丑婆子，耳朵上挂着红尖椒，挤眉弄眼，抡着大棒槌夸张地追打相会的情人。到了高潮，他会劈叉。踩着高跷劈叉是很危险的动作，他能劈下去，还能一点点地拔起来。博得乡亲们一片叫好。临街的，家家门口放上高桌，摆上茶点。他可以嘴里塞两块点心，腮帮子鼓得高高的，他就把棒槌掖在腰上，一边掴自己一嘴巴，点心就咽进去了。
　　 我有位本家姑奶奶，因为看会，喜欢上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长的眉眼清秀，扮的是“旱车瓤子”，就是小媳妇儿。这位姑奶奶整天追着看他。后来央求爹妈找媒人，到底嫁给了那位小伙儿。
　　 五十年代，一过“破五儿”，就搭台唱戏。唱的都是“文明戏”，像《王贵与李香香》、《刘巧儿》、《小女婿》等，多是评剧。我还有幸客串了一把小女婿，只一句台词：妈，我尿尿！戏多是晚上演，有时下午也演。那时哥上中学，放寒假也去演，是台柱子，饰演老头儿。即使是村里的剧团，也对了那句儿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叫女婿，小外甥，也跟去……”很是热闹。到了六十年代，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叫演小节目，还有演样板戏的折子戏或者选段。比起解放前和五十年代，阵容、行头可寒酸多了。
　　 如今村里没有了这些花儿会，也极少看见唱戏的。人们扎堆儿打麻将、看电视，喝大酒儿，正月好像冷清了许多。 想起蒋捷的“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而今听雨僧庐下”，有点九斤老太的喟叹。
　　 母亲好说那句话：“唉，好过的年，难过的春呢。”春长大日头，青黄不接，活儿还累，吃食儿又少，正是庄稼话说的：年好过节好过，日子不好过哟。
　　
　　
　　 （201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