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抱病已六个多月。此前，只是常规意义上的求医治疗。可这次再度住入医院，性质已发生了根本转变，也几度陷我入两难之地。
　　
　　 出院
　　 放射科专家的庞院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要和我谈父亲的病情，我预感到大事不妙。
　　 父亲是在六个月前得的病。他在承包村里出村道路补修时，出现咳血现象。父亲一生皮厚，石头一般耐摔打，一般的病痛根本不当回事，也不会惊动我。接到家里的电话，我赶忙把父亲接到县人民医院拍片检查，并请最好的医生诊断，定为肺部发炎。注射青霉素加呼吸道雾化治疗七天后，咳血停止，拍片检查，肺部纹理粗糙的炎症迹象消失。我如释重负，父亲也高高兴兴返回家去。
　　 可不久家里又打来电话，说父亲又发生咳血。我疑窦重生，感觉不是好征兆，赶忙又接父亲到医院检查。X光片检查表明，父亲肺部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杏核大小的透明囊肿。医生们会诊后，定性为肺脓肿。
　　 我与从某大医院调回的庞院长，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朋友。为了保险起见，他让我拿几次拍的X光片到长治市和平医院、二院，带信找他惯熟的放射专家看片。之后，又两次拿父亲的病灶提取组织去那里做病检，加上本院病检结论，排除了恶性病变的可能。
　　 可是青霉素类换代药大剂量长时间地滴注，父亲肺部的囊肿却越来越大，大到像一个白色的香瓜横亘于右肺。父亲因此而再次住入医院。可做穿刺引流，里边根本不是脓，而是血水。右侧肩胛部位也发生血肿，进手术室打开，骨头已经坏死。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食欲严重减退，人也越来越瘦，高大的身躯变成了皮包骨头，蜡黄的脸上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下去，虚弱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庞院长叫我来，就是和我进一步确认父亲的病症，并商量后边的事。此前，为搞清病症，他没有比我这个做儿子的少费了心。经大量查阅资料，他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是癌变，就非“包虫病”莫属了。这种只有在草原牧区才有的人畜共患、发病概率极低的病，至今没有特效药，属绝症之一。在农村，与牲畜有亲密接触史在所难免，可这种怪病怎么就单单缠上了我的父亲呢？可事实是残酷的，不管我接受了接受不了，都已无法改变。庞院长的意思，癌症也好，包虫病也罢，都没有治愈的可能。最糟糕的是，父亲肺部的囊肿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人会在顷刻间丧命。至于手术，无论肺部还是肩部，也无论在这里医院还是到外地大医院去，父亲现在的体质都难以顶下来了，即使顶下来还是于事无补，否则就不叫绝症了。还有，父亲也明确警告过我，如果将他全麻后进手术室把他那条胳膊卸掉了，让他临死变成一个残废人，待他醒来，就一头就撞死在我身上了。这些，都决定了父亲已丧失了做手术的可能。庞院长权衡利弊后，建议我让父亲出院，回家里边维持治疗，边准备后事，免得措手不及。
　　 出院，意味着宣判父亲的死刑。这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太残忍、太无法接受的事。继续呆在医院，或许还有重新确定父亲病症的可能，或许一下有了对症治疗的特效药。一旦出院，连这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我是父亲的儿子，普天之下，我只有这么一个亲老子。可现在，却要我做出让父亲停止治疗，回去等死的决定，还不如打死我算！我失魂落魄从庞院长那里出来，没去病房，直接返回住所，趁孩子们上学妻子在医院家中无人，我像一个绝望无助的孩子一般，毫无顾忌、歇斯底里地痛哭了一场。我难死了，不出院，父亲一旦老在了医院，按乡俗连村子都不能进，只能停尸于村头荒野。可出院，就是松开拉着父亲的那只手，任死亡的洪水将他裹挟而去。我该咋办，咋办？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多半辈子作过的难不知有多少了，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拿不定主意，这样作难过。
　　 我眼前出现父亲不计辛劳在田间劳作的身影，似听见他与人说笑从心底里发出的酣畅淋漓的大笑。现在，父亲一条腿已踏进了阎罗殿，他真的就这样走到了生命尽头了吗？
　　 背着父亲，我把前来招呼的弟弟，两个妹妹，以及那妯娌两个，统统召集到一块，只有在家的母亲没有在场。我通报了父亲的病情，转述了庞院长的意见，让我们这群都接受了父亲高个子基因的儿女和两个媳妇，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共同来决定父亲的命运。以往的事，都由我一人扛着，也由我一个人发愁：既然全家人都发愁效果还是一样的，还不如我一个人发愁，没必要让他们都跟着担惊受怕发洋愁。可现在，事关重大，远远不是我这个当老大的一个人能做了主。岂料他们同样左右为难，横竖做不出让不让父亲出院的决定。最后，还是最小的妹妹似乎对事情的本质吃得更透，也更明智，说哥，既然爹终归逃不过一死了，还是回去吧。怄在医院里，最多也就是尽尽孝心了，屁事不顶。爹一旦老在医院里，后边的事咋办？我们认同了小妹的意见，一伙人在泪眼对泪眼抽抽搐搐哭了一场后，终于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让父亲出院，回家！
　　
　　 试衣
　　 自然，父亲出院时无论如何不能对他说实话，只能告他说回去换中医治疗。为了使父亲相信，我专门叫来庞院长帮忙说假话，他的话更具有权威性，当然也更有欺骗性。父亲说该死一定，狼吃没命，我早想回去了，不该死的话，兴许几副中药就把我的病治好了。
　　 用医院的救护车把父亲运回。作为老大，我边给父亲输液打针保守治疗，边分配下任务去：闺女、媳妇们，连夜赶制送老衣，并轮替照顾父亲的汤水吃喝；弟弟，去给父亲定做棺材。我严格吩咐，这一切严格保密，谁也不准对父亲走漏风声。另外，母亲身体历来多病，也请女人们多留心照看。
　　 在惴惴不安中，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父亲身体与精神状况虽然每况愈下，但肺部的囊肿并没有马上破裂。可越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却越强烈地浮上了一种作难情绪：父亲的送老衣，经女人们突击加班，已经从里到外都赶制了出来。弟弟联系定做的棺材，也已悄悄运回。这些属于父亲死后穿用的东西，是趁他清醒之时让他知道一下好，还是继续瞒着他，避免对他形成心理压力，走得更快？从内心讲，我很想让父亲看看这些东西，好让他知道，我们这些作儿女的该准备的都给他准备好了，而且同本村其他老人比，虽不是最好，也属中上，好让他放心，满意。可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他，你的病已彻底没有救治希望了，我们在等着你驾鹤西去，入土为安。这是人干的事吗？假如父亲一听，心气一泄，马上就闭眼西去，后半辈子我愧疚、后悔、赎罪去吧！
　　 我小心翼翼守在父亲的身边，观察着他最细微的变化。父亲每哼哟一声，我的心里便像猫抓一样疼一下。父亲是个憨厚人，凡事宁愿吃苦、吃亏，从来不会为自己争究点什么。可在这几天的观察里，我越来越感觉父亲情绪有点不对头，只要不是昏睡着，面部就有一种郁郁不快的神色。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猜想着父亲是不是在心里着急：眼看我都这样了，怎么也不见你们做儿女的有什么动静，不会啥也不给我准备吧？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我是不是该把我们做的准备告诉他呢？我拿不准主意，两难心绪像巨石一样压住我。
　　 村里的习惯，有人患了较重的病，左邻右居都会拿点鸡蛋、糕点、水果什么的来探视。邻居路大娘也来看望父亲。她年龄比我父亲大，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老人。她走时我特意跟到院子外，请教她我们该不该把为父亲做的准备告诉他。路大娘脸色一沉说，正想问你们呢，没有看出你爹不高兴吗？他现在就惦记身上穿的和身下躺的那个木头匣子了，为啥不告诉他。我赶紧找弟妹们通了气，取得一致意见后，委婉地对父亲说了我们为他做的准备。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路大娘说的也是对的，父亲的脸色明显地柔和明朗起来，并答应试试衣裳，看看棺材。我们兄妹几个前呼后拥地扶起他来，将里外几身衣服都给他穿好，特别是穿上那件很合他高大身躯的长棉袍，能感觉出来很合父亲的意。然后，在我们的扶架之下，连眼皮都挑不动的父亲，硬是挣扎着到院子里看了棺材。回来躺下，嘴角似浮起了微笑，可也就此进入了昏迷不醒的弥留状态。
　　
　　 停水
　　 父亲这次是穿着送老衣躺下的。我们判断，他滞留于人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父亲已经几天不进一点食了，就连水也很少能喝进去，每天就靠给他输入的几瓶液体维持着生命运转。
　　 我每天必去村里的卫生所取水取药，当做头等大事地给父亲挂水点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尽管知道父亲西去已不可挽回，但我要尽量延长他在世的时间，哪怕多一分钟也好。至于挂水输液不是问题，父亲在长达六个月的治疗中，凭着我和庞院长的特殊关系，同他讲好，既然在哪里也是输液消炎，不如离院治疗，由我们自己来输液。获得准许后，或者在县城我的住所，或者回村来，都每天都正常给父亲输液，这样既使父亲免去了住院的拘束，还通过药品批发、院外治疗节省一些钱，我自己和弟弟、妹妹的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于是，我们兄妹几个都学会了扎针输液。
　　 父亲进入昏迷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已经到第三天了，虽然是拉风箱一样机械地呼吸，但毕竟呼吸还在，生命还在。我们几个不离左右，即便有事也是一溜小跑，生怕父亲撒手时不在跟前。可说来也怪，就在父亲昏迷后的第三天，竟然奇迹一样清醒过来，舌头发僵发硬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正经要死，一时还死不了，传出去叫人家笑掉大牙——你看他家，死个人，好几天都死不了！”我们几个没想到在这种时候他能说出这样的幽默话，都捧腹大笑，可转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父亲又进入深度昏迷，偶尔出声也是那种实在忍受不了的痛苦呻吟，揪得我们的心生疼生疼。我出外办了点事回来，弟妹们突然口径一致地对我提出了抗议：哥，不能再给爹输水了，这样是让他活受罪。他们的话我理解得了，可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对他们大光其火：什么意思，眼睁睁看着让父亲死吗？母亲听到我们嚷嚷，表明了她的态度，说别再让他活受了，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顶啥，让他走吧，再熬下去，你们一个个也要熬垮了。母亲说得不错，医院到回来，我们几个睡眠极少，即便躺下眯一会，一听父亲痛苦呻吟，马上就跳起来。可疲劳归疲劳，毕竟是亲老子病危之时，不该受点累吗。我不敢犟母亲，心里像拔河一样被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拖拽着。我知道，一停水，光缺水酸中毒也会要了父亲的命。我坐在父亲身边，看着他艰难呼吸，听着他痛苦呻吟，心里作难得要死。是的，域外一些国家已将安乐死定为合法，我非得让父亲遭受这样的痛苦吗？可就这样放手让父亲走，于心何忍？好难做的抉择。最后反复权衡，我不得不咬着牙做出了决定：停止给父亲输液！
　　 果然不出我所料，父亲在停水后又勉强挺过了一天，便骤然停止了呼吸。从此，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了65年的父亲，倏忽消失，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哪怕是那个光会呼吸没有意识的父亲，也不存在了。
　　 我感觉从医院到回家这十多天，是我此生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长到如几个世纪；也是此生度过的最短一段时间，短到仅仅一瞬。
　　
　　 发丧
　　 怀着没有挽留住父亲的无比悲痛，我们开始为父亲办理丧事。
　　 我们村的人都是从河南逃荒来的，不管兄弟几个，均可一七里出殡，没随了本地人有几子必须停丧几七的风俗。这七天的时间，除了头天的忙乱和第七天出殡，实际的有效利用时间只有五天。好在乡村重情，庆吊互通，红白喜事都互相帮忙。父亲一生忠厚，为人随和，人缘极好，因此人气显得很旺。加上本家、亲戚领办各种的事，倒也不乱场。
　　 五天时间一晃而过。发丧的头天下午，预订的丧棚、纸扎、供品都运回来，约请的八音会也到来。以白为主色调的高大丧棚搭建、摆设起来。晚饭后，锣鼓乐声起，父亲的灵柩被移至丧棚下，在香烟缭绕，纸钱灰烬翩飞中，拉开了殡葬仪式的帷幕。着了重孝的我们兄妹和本家、主要亲戚中属父亲晚辈的人，大放悲声，哀倾四野。
　　 这晚的祭奠和第二天的发殡，是丧葬仪式的高潮，精神生活寡淡的村里人是必来观看的，丧棚四周，人头挨挨挤挤。我们孝男孝女白花花一片，在司仪号令导引下，按照男左女右、长前幼后的排序，从丧棚到家里和村头的祭祀点，一圈一圈地转，行据说是周礼遗存的“三环九转”祭奠大礼。每到父亲灵前，司仪便高声发令：“叩首，叩首，再叩首。”而后一声高喊：“举哀！”这是一种职业化了的没有感情的语音号令，酷似古装戏里拿腔作调的念白。我们孝男孝女令行禁止，闻声而动，男的一律匍匐于地，呜咽作声，女的则瘫坐于铺垫在父亲灵柩四周的干草上，发声恸哭。正哭得上劲，耳边又听司仪发令：“止哀，起——”我们就得乖乖收起眼泪，停止了哭声，起身再去转。我分明感到村人在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哪个哭得有模样，哪个显得更悲切，于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自己没有表现出一个“孝子”足够的悲痛。同时心中强烈地弥漫起一种抵触情绪：这种程式化了的举哀示悲，在村人众目睽睽的围观下，分明有很强的表演性质，我们无形中变成由司仪导演的一场悲情大剧的演员。丧父之痛，痛彻心扉，可像这样被人挥来挥去，用号令管制情感和泪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未免太有悖于情感的真实了。相对于这种表演，我宁愿席地而坐守在父亲的灵旁，想哭了就任泪水江河横流，恣肆汪洋；不想哭了就默默地陪着父亲，和他说说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前为什么一直瞒着他。然后再叮嘱他到那边后好好照顾自己。可终究身不由己，一任司仪挥来挥去，一任乡亲们品头论足。
　　 事实上我在父亲阖眼之后，就扮演起了孝子的角色。报丧，请相邻串忙，逢人便磕头，脸色悲哀，语声凄切，以求村人对我这个“孝子”的认同，乐意捧场和帮忙。这是乡俗，或多或少有某种交换的成分，心里免不了有点别扭。可为了不被人挑礼，愿意不愿意还得这么做。人在局中，身不由己，我只能入乡随俗，努力扮演好孝子这个角色。
　　 祭奠仪式一直折腾到子夜方结束。我们孝男孝女挤在丧棚下，为父亲守了一夜的灵。当大伙都躺在散乱的干草上昏昏睡去，我却大睁着两眼，一幕一幕地回想父亲活着时的情景，一次一次喉头发紧，眼泪像决堤的水一样潸然而下。
　　 第二天午饭后，装殓了父亲的那口红棺材，被村人抬到坟地，送入了在爷爷、奶奶脚头新砌好的葬坑，合闭，覆土，堆起高高的墓堆。从此后，就一堆黄土分父子，阴阳阻隔两不见了。我痴痴地呆立在父亲墓边，心像被彻底掏空。
　　 时间一晃，父亲去世已经16个年头了。每想起父亲的临终，心中便陡然被一种惶恐的感觉扼住。我也一直在想，当时让父亲出院回家，而没有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到底有没有做错？在他临终之时，为他停止了输液，没有尽量挽留他在人世的时间，是不是有失人道？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些问题将横亘在我心头，伴随我到死，无论谁劝说也无法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