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多年前的旧文了，原题是“千古文人皆流氓”，后来听从读者建议把“皆”改成了“多”。该文一经出世，在网上疯狂流行、转载，得到数不清的评论，有说好的，有说坏的。任何一篇文章，有争议是难免的，但愿给读者的不只是失望就好。
　　
　　 本以为“流氓文人”只是一种说笑，起码大多数作家还是比较正直的。可是，看了许多媒体对作家隐私的揭秘以及文人朋友对名家的笑谈，我方惊人地发现这世上竟然真的会有这么多道貌安然的家伙。尤其自己接触许多文化圈的朋友之后，我更加对中国文人失望、心寒了。为了验证此风气是属传统“霉德”还是属人的劣根性，我特意翻阅了一下古书及古代文人的野史。看过之后，我彻底明白了：文人从古至今都没扮演过什么好的角色，中国文坛可以用一句“千古文人多流氓”来形容与概括。
　　 “水至清者，无鱼；人至清者，无友。”这话我懂，问题在于，一个人，尤其一个文人他的道德观念与羞耻感的有无。以前一谈起作家来，就是这人“有文化”、知书达礼、是个很有学问与修养的人等。而今呢？谁还会把作家当回事呢？作家算个俅？作家又不是什么救世主，甚至作家连自己也没能力管好，何谈让他去感化或引领他人，更别说什么启蒙大众了！常言道：“百孝善当先，万恶淫为首”。足见，淫乱之人是可耻的，最起码是很不道德的。说起礼义廉耻来，文人是最为在行的了，也是最爱乐于挂口的事了。可是，在“色”字与女人身上，文人却往往搬起石头磕自己的脚。一方面，他谆谆教诲地劝告世人不要贪恋女色，不要嗜于风情；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去花前月下、寻香问柳，糜烂于醉生梦死、温柔缠绵的青楼之乡。
　　 宋朝的大文豪周邦彦，诗词俱佳，却是个风流才子，经常去洒红柳绿的小巷里寻找歌妓，尤其对一个姓李的名妓，更是念念不忘。明朝的唐寅，也是一个自名风流的才子，不知迷倒了多少青楼女子，以至后人把他改编成了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至于南唐后主李煜、隋炀帝杨广、唐玄宗李隆基、清大帝乾隆等之流的帝王文人，对女色的迷恋与贪爱更是不在话下。到了清末，中国文人道德的沦丧与对食色的垂爱尤为明显。四方文人辜鸿铭在与洋妞关于一夫多妻的争论中，曾拿“茶壶配茶杯”来比喻，足见其流氓的心态与作风。至于什么苏曼珠、王国维、徐志摩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大人物，也终究逃不过“色”字这一关。国人就是与众不同，在继承好的方面，往往人才凋零、不见起色，诸如像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与自由批判上，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在接受先人或前辈的寻花问柳与追蜂引蝶的本领上，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超越。
　　 认识的文人也算不少，真正的清高之士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一、两个，也没有一个敢说自己不对“女色”不感兴趣的。当然，是男人都会对女人有兴趣，问题在于，“想”与“做”上究竟是占怎么的比例。中国文人往往很可笑，一方面在提倡钟情至爱、白头偕老的从一而终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又在做着博爱移情、喜新厌旧的流氓游戏。我的几个文学圈的朋友，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多情与糜烂。当然，他们不会花心，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发自内心地爱过她们，他们只爱她们的身体，只爱她们的钞票。我以为对女色的沉迷，只是小人物的定力不坚罢了，或许那些大人物或名作家可能自制力会好一些。可是，当我从朋友的口中得知连一些自诩为当代名家的人士也喜欢嫖娼与找小蜜时，我的心彻底凉了。不过想想也是，名作家也是人，怎么可能逃脱过“色”字这关。其实，不光中国文人好色，许多外国大师也是对女人垂涎三尺。诸如尼采、弗洛伊德、歌德等。甚至有人偏激地说：“伟人与性欲是成正例的，越是有名气的人，他的性欲越强。”为了论证此观点，他们推出了拿破伦、秦始皇、恺撒大帝、希特列等。
　　 仔细地反省一下，也是这么个理儿。台湾有位女畅销作家说过：“男人一生中，只是用两种能力来证明自己，一是工作能力，一是性能力。”而所谓的伟人名士们，他们既然工作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了，又怎么甘心把“性能力”弱下去呢？这注定了他们要不断地在“性”上寻找刺激与满足。这也难怪为什么以前许多作家娶了再离，离了再娶，以至无穷无尽。台湾武侠大师古龙，据说活着时好色成性，身边离不开女人与酒。以往曾以为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大师、名家们，可能越懂得道理、越有修养、越会尊重女人。谁知现实恰恰相反，越是那么自诩为满嘴仁义道德的翩翩君子与文豪，越是做尽有辱斯文、不成体统的事儿来；越是那么思想高深、学问渊博的哲人大师，越是不把女人当人看。
　　 我曾经满怀憧憬满怀信心地认为，自己爱上文学、踏入文坛，将是人生中最为明智、最为有意义的一次选择。我曾经乐观美好地以为，文学可以熏陶人的思想、冶炼人的精神，将品质提高上去。可是，我错了，连那些教导别人如何如何为人处世、修身养心的作家们尚且身不由己，说一套做一套呢，更何况已在世俗里习以为常的普通读者？我总心怀善意地惴测着这个世界，可世界给予我的却总是失望与嘲笑。每当看到自己的朋友写文章时，我总心存忌讳，心有余悸。一个平常在生活中尚且不够检点、不够诚实、作风有问题的人，如何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呢？可现实往往就是如此奇怪，背地里干尽了男女勾搭、风流韵事的流氓记者，报纸上照样可以冠冕堂皇地写出一身正义、满腔热情的好文章来！想想也是，那些经常不把女人当“人”看的文化大师们，不是照样能写出流传于后世的作品来吗？如果今后谁再告诉我什么“文如其人”的话，我会骂他三代祖宗的。好的文章，不一定出自“好”的作家；有良知的作品，也不一定出自心地慈善的正义之士。是呀！像杨广、蔡京、秦桧、和坤、汪精卫之流，尽管史册上遗臭万年，可在文艺上他们也算是有才华的呀！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成语我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今天，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所谓博古通今、知天文懂地理的文人墨客们，写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文章与典法来约束大众与后人，而他们自己却照样我行我素、为所欲为。难怪当今著名作家苏童告戒他女儿：“千万不相信别人的鬼话，他们教你学好，他们自己好去学坏呢”。这是怎样地一针见血呀！国家所制定的法律与道德规范，通常是给大多数的普通人所定的，伟人们根本不把他们往眼里拾。无怪乎有人说笑道：“如果我犯了杀人罪被枪毙，死后见到希特列，我一定会调侃他说‘我杀一人成了罪犯，而你杀千万人却成了英雄’。”这就像嫖娼一样，普通人会被认成是伤风败俗、不知羞耻之徒；而所谓的作家们，却可以说成是“风流倜傥”、“自命情种”。
　　 在我看来，真正在爱情、婚姻上能从一而终、夫唱妇随、执子之手、白首偕老的男人，多半是那些比较思想单纯、忠厚老实、木纳迂腐的平民百姓，绝不是那些饱读诗书、思想深邃、舞文弄墨、自命不凡的书生文人。中国的作家们就是爱在文字上做功夫，普通人好色了，说人家是“下流”；自己好色了，却雅观地称是“风流”。当然，食色如食饭一样是少不了的。文人也是人，也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可正常人的生活却不见得非要独揽一片森林不可。在说别人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我也总在扪心自问，做为一个文人，自己是否就真的一身清洁、不染一尘了呢？不是的，我的心也十分的凌乱，也总是见了漂亮姑娘便直了眼。可是，我只是看看罢了，顶多想上一想。如果我也像其他文人一样风流成性，那么与地痞嫖客、流氓无赖还有什么区别？作家邓皓说得很对：“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就在于：对于同一件事，好人是只想不做，而坏人是既想又做。”这可谓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坦白地说，有时我就多次想过要骗某某女孩、要搞上那个已婚少妇，可是，我只是空想一下，便抛到九霄云外了。甚至，我也曾想过抢银行、强奸那个漂亮小妞，但这些都是灵光一闪而已。即使这样，回想起来我都感到脸红，感到自己很下流无耻似的。
　　 说真的，我不敢说自己是个大慈大善、义薄云天的博爱作家，但我敢说自己是个有情有义的良知作家。在我看来，写作与做人一样，都玩不得虚与假。因此，不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在写诗做文上，我都力呈真实。尽管我是一个中国文人，可我绝不做一个中国流氓文人；哪怕千古以来所有的文人都是流氓，我也保持自己的人格与作风不变。我不是伟人，也不是名家；我不是为了争功，也不是为了出名；我只想堂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作家。我要对得起自己的文章，对得起自己的爱人，对得起自己的子孙后代。当然，在过去的有些岁月里，我也曾糊涂地做出过一些荒唐与有失文人本色的事来，这是我终生的耻辱与污点，我会像卢梭写《忏悔录》一样把它们写出来的。“贪如火，不扑则燎原；欲如水，不谒则滔天。”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如果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来说的话，一则在于思想，一则在于性上。人只所以为人，就在于人可以在性上有所抑制和规范；如果也成天乱搞胡整，那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
　　 “才子加流氓”是华夏文人的一大特色，从古至今延绵不绝，这也注定了中国文化界势必要出一些流氓作家、流氓记者来！当然，出的更多的则是一些表面上道貌安然、洁身自好的君子文人，背地里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见色忘友的下流之辈。如果我们再不重建精神家园，再不注重个人修养，再不规范男女道德，那么“千古文人多流氓”的局面将千秋万载、永无断根之日了！自然，倘偌你反驳说“文人本来就已等于流氓了吗？人家王朔不是照样名利双收吗？”这我无言以对，十指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更何况有情欲有思想的人？我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按一个模式生活，同样也不可能让每个作家都按一种方式写作或为人。我只能心存善意、宽宏大量地说：“只要我们文人大体上算得上正派，主流上是好的就行了！至于木子美、九丹、卫慧、伊沙、杨春光之流，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像以上的明显流氓文人或身体作家，读者们明眼一瞧就能分辨出来；难就难在那些许多披着羊皮的狼的伪善文人们，他们明一套暗一套，说着雅士的话语，做着流氓的行为，让人是不知真假、上当受骗。对这种作家，我们更应该深恶痛绝、嗤之以鼻。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好人”。中国文人，你可以在文学的海洋里尽情地欢歌笑舞、醉生梦死、飘飘欲仙，也可以在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里狂欢尽情、想入非非；但请你一定要自重，不要在生活或行为上有所闪失或丢了文人的风度。我姑且相信一个流氓作家可以写出流行的作品，但绝不相信他可以写出流传于世的精品；我姑且相信一个作风不正的文人可以写出有正义感的文章，却不相信他可以写出有良知有厚重有气魄的大手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