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赌博是在我去山坡上割草的时候发生的。
　　 东赵庄是很少有人赌博的，这不仅与祖辈传承的淳朴老实有关，更是因为在乡人看来，赌博是大地方的富人游戏，而他们不能染上那种坏毛病。所以，即使在农闲的时候，也只是聚在一起下下棋，打打升级，纯粹娱乐以消磨那些无聊的时光。那里的人，穷得连盐都买不起，无论谁家听到母鸡咯咯达达的叫声，都会如获至宝地抢着去收蛋，而后积攒在一起，拿到集市上换盐。那些下蛋的母鸡，大概早就懂得了它们的举足轻重，所以下蛋之后都叫得生动自豪甚至是居功自傲。
　　 我不知道那天我怎么就和正现哥遇到了一起，之后还碰到了本家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令我讨厌的长着一对老鼠眼的科娃，另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脸颊酡红的二周。
　　 在这三人当中，正现哥给我感觉是很亲切的。他是我姨奶的孙子，住我们家隔壁。尽管姨奶早已过世，且两家朝向相反----东赵庄有前后两条小街，我们家大门正对前街，正现哥家却朝向后街，两家院子仿佛像是脊背紧靠的两个人，但两家仍保持着姨奶在世时的做法，在院子东侧留有一条贯通的胡同，因而关系非同寻常。姨奶当年在十里八村名气很大。她会给女人接生，而且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在当时十里八村是屈指可数的，能把大人和婴儿从生死边缘抢回来的人当然是了不起的，应该受人尊敬的。姨奶虽是女流，却仁慈宽厚，父亲因此把小洪拳的武功精髓传授于她。姨奶武功超群，机敏过人。相传她在织布机上正织布，姨公想要试她，便从背后扔砖偷袭。姨奶没有转身查看，凭风声便准确判出飞砖角度，只见她轻松伸出一只手，从背后接砖反扔，不偏不倚正砸在丈把开外的姨公身上。可惜姨奶没把这些绝技传于后代，因而正现哥不会武功。但正现哥身材魁梧，为人豪爽，在村里威信很高，而且在父亲被划为右派的那些年，竭尽全力袒护父亲。他当过生产队长，村东那眼机井就是他带着全村社员修建的。我和小伙伴经常在那眼机井里狗刨般游泳，我还能够十分清晰地记起当年游泳时的情景----脏得发绿的漂浮着牛粪般水藻的水面被我们此起彼落的小脚扑腾得浪花飞溅。我当兵之后接父母去县城居住，他听说我要将家里的粮食存放粮局，组织村里的数名劳力往车上背粮食背了一个上午。他还是村里有名的厨师，谁家遇到红白事都请他去做菜。父亲去世那年，他不光尽着厨师的责任，生火、采买、做饭菜，还协助村里的管事，打墓，抬重，跑前跑后。
　　 科娃是我二爷的孙子，虽是本家，关系却异常紧张，这源于他对我父亲的仇视。他娶了一个牙齿外撇歪着身子走路的婆娘。婆娘心狠而且不孝。近墨者黑，儿娶媳妇忘娘恩的根源在于媳妇，耳濡目染往往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做法。科娃也跟着婆娘背离了众乡亲历来遵循的孝道。他爹在他婚后不久便气绝人世，死了三天儿子儿媳竟然不知，耳朵被老鼠咬掉大半拉。天海伯和我父亲在他守灵的时候上门问罪——那时候我父亲和天海伯两人以长辈自居觉得应该借机教训一番这个不孝子孙以警示家族其他晚辈而事实上科娃平时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尽管科娃在他们俩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不对，而且披着孝衣给他们跪倒在雪地上，但我父亲仍然为此耿耿于怀，堂而皇之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扇了科娃一个耳光。科娃为此对我父亲怀恨在心。科娃后来当了生产队的会计，掌管着记工分、分粮食、派官活等各种与每家每户息息相关的事情，他便公报私仇，处处与我父亲作对。我因此觉得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小人，打小就见不得他那副气势汹汹整天皱着眉头走路的小人嘴脸，始终对他嗤之以鼻。我军校毕业分到郑州，为了不让父母闲着买了一座跳跳床，正在安装的时候，他跑来向我借钱，我实在没钱借给他，而且当时大风骤起，便没有继续陪他说话，带领部队的几个战士连三赶四地忙着组装。他因此对我恼怒不已，回村里便放出狠话，说将来我父母死了再跟我说事。他的意思是我父母死的时候肯定要埋进他现在掌管的老坟，需要和他商量。母亲听到他的话，气不过，对我说他越是这样打算咱越不那样办事。当然，父亲死后没有埋入老坟不单是这一个原因，但与科娃不无关系。
　　 二周是我三爷的孙子，和我的关系还算融洽。我俩不仅同岁，而且是小学同班同学。我在初中时候留了一级，赶上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所以初中和高中都比他多上了一年。村里传说他娘和我爷有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传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整个家族不得安宁。很多人因此看不起他娘，他也整天羞愧难当。好在我父亲当年被划为右派，政治阴影远大于道德的非议，因而我和二周两个人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只是他的两个脸颊，天生带着奇特的酡红，像戏班里主角故意的装扮，在明亮的阳光下显着突兀而刺眼红光。我们那时候称得上是无话不谈。我当兵走的时候，他还跑到县城给我买了我一个浅绿色封面的笔记本。他和我说过他想当一名人民教师。我记得当初他和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理想遥不可及。暂且不说他脸上的那两块难看的酡红——他如果真当上了教师所有的学生都得每天无数次看他的脸那该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单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变成一名吃皇粮的人民教师，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但因后来学校缺老师，他还真的去村里的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只可惜他没有坚持到底，在国家出台政策将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前离开学校来郑州做生意了。据说这些年挣了不少钱，在村子里盖起了新楼房。但二周却对我怀有一种妒忌心理，以至于来郑州做生意多年没与我联系过。他也许认为我成了国家干部，体面而且被村子里的人们认为了不起而挫伤了他的自尊。我与他再没有过深入内心的亲切交流，甚至都明明回了老家，同时呆在屁大一点的村子里过年却因为心理隔阂而不能见面，即使我从他们家门前路过，彼此见面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打个招呼而已。
　　 我苦思冥想也想不起那天为什么会和他们碰在一起，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那么雄厚的赌资，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赌博，而且在赌博之前没有经过任何语言上的铺垫和沟通，任何征兆都没有地进入了那场前所未有的赌局。
　　 我觉得我除了正现哥之外，对本家科娃和二周都怀着一种难以表述的怨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想尽我所能，把他们身上的钱全部赢光。
　　 我清晰记得那天我们坐在村南立爬坡的顶端，坡顶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可以远远看到县城东边的那个名叫紫罗湾的坝口。我记得我和父亲当年曾经在那里拉过满载沙石的架子车，架子车搁浅在一个陡坡处，我和父亲倾尽其力也无法顺利上去。我记得我和他们三个人坐在一排枝叶茂密的核桃树下，因赌博而心事重重，惶恐不安。太阳在我们的头顶熠熠闪光。雉鸡在我们的身边扑扑楞楞地相互纠缠拍打着飞向远方。我和他们的这场对博，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且我能显而易见地感觉到他们也感觉到了在赌资、牌技和胆量上与我的悬殊，还有我被老天无意间倍加关照的运气，这些似乎注定那天的赌博我必然会大赢。
　　 科娃在整个赌博的过程里紧皱眉头，他的神情完全不像当年他在村子里趾高气扬的模样。他的脸上起初呈现着因为缺乏赌博经验的焦躁和渴望，但随后的事实表明，他注定要在这场赌局中失败。但他脸上仍然还保留着一丝因为眼见已成败局而渐渐失望而舒展但还并没有完全舒展彻底的纠结和怨气，以及对过往时光里他习惯了的和我之间从不对等的关系的留恋和不甘。他的老鼠眼失去了往常转动频率极高的机敏，他的腿有些轻微的发抖，这应该是因为我们赌本太大而他在彻底输了之后无法回去向那个牙齿外撇走路趔趄的婆娘交代的缘故。科娃在兜里的钱输光之后，还欠我很多，这些欠账足以影响到他全家稳定的生活。他因而在重新发牌之后似乎看到局面的不可逆转而撅起尖尖的看上去有些锋利的嘴唇，像个负气的孩子把牌一扔，然后说，不玩了，欠你的钱也不还了。说完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准备转身离去。他的这种表现让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和惬意，但我觉得科娃在心理上并没有完全认可和服气而缓解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明知不能匹敌的对手最后的垂死挣扎，因而我并没有遵循父亲曾经告诫我穷寇莫追的思维逻辑，我觉得对于科娃那样的卑劣小人就应该也必须将他穷追猛打到彻底求饶才能罢手。我于是大声阻止他对整个赌局的破坏。我说愿赌服输，这可不是你在生产队当会计那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赌场有赌场的规矩，不玩可以，你必须将欠我的钱还我。
　　 正现哥在这场赌局里运气还算可以，尽管他的牌打得不怎么样，在出牌中犯一些明显不该犯的错误，但他到了最后却不赢不输。正现哥站在公平的立场在一旁帮腔，说科娃你球不像个男人，欠人家的钱就必须给人家。二周似乎在赌局刚一开始，就大概感觉到了他不该那么小心眼，不该嫉妒我的成功，而从赌牌上他也可以明显看出他与我之间的差距，而生活上由于我长年居住城市而对各种事物和他不一样的认识和把握，逐渐让他对我原有的嫉妒烟消云散，进而产生了佩服之情，甚至通过这场赌博，他又回到了悠远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他或许和我一样记起了那时候我和他因为家庭的不同变故而同病相怜的彼此亲近。他虽然输了，但输得并不多。因而他对科娃的做法不置可否。整个牌局被我完全轻而易举地牢牢控制。
　　 科娃最后说，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要把你的帐还清。
　　 我和他们三人的赌博很快便传到了村里，整个村子沸腾了。有人说科娃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和我在一起赌博。也有人说科娃早就应该遭受这样的打击和惩罚，他的小人嘴脸村里人深恶痛绝。我听着这样的议论，内心有种无可名状的欣喜和快慰。
　　 然而，父亲听说这件事后却对我大发雷霆。父亲指责我不该把科娃往绝路上逼。父亲说，不管科娃怎么样，也是我一脉相承的本家兄弟，怎能忍心对他如此决绝和狠毒。父亲手里掂着一根粗粗的木棍，不知道是想当拐杖还是如果我不听话揍我方便，在他生着气说话的时候，那根棍子在他气力的作用下和地面强烈碰撞发出砰砰砰的脆响。父亲是不容违抗的。父亲令我将兜里塞得鼓鼓囊囊的那些百元大钞掏出来数数看有多少，原封不动地归还科娃和二周。我曾经对父亲年轻时因为赌博而对母亲大打出手的行为心生怒火，但似乎那一刻觉得好多年没有再见到过父亲的面，对他异常想念。尽管不很情愿将赢来的钱还给他们，但我必须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做。我准备将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还给他们，而且将科娃的欠账也一笔勾销。
　　 我似乎就是在数钱的时候醒过来的。我始终没有数清楚那天到底赢了多少钱，等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后，才意识到父亲和我已经阴阳相隔多年，眼泪将枕头濡湿了一大片。
　　
　　 201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