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北宋黄庭坚的诗。它除了驰骋意象，境界契阔，不着于景而能殊致其景，只写出几个地名就可以让读者感觉到诗中佳景扑面而来。还将“江南”更为抽象的美化，化成令人不由自主只一见了就会欣喜的妙不可言。
　　 虽然，古人描写江南的诗词甚多。例如，唐代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韦庄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但这些具象化的美景，其实是在制造矛盾，即与江南相对的江北难道就见不到“江花红胜火”、“江水绿如蓝”、“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了吗？只要江北地区也存在这些景色，那么，江南与江北又有什么多大的差异呢！
　　 据我所知，古代的北京城内，河流众多，河畔亦是杨柳依依。至今的颐和园、紫竹院、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比江南更像江南！而那些百年前苏州虎丘、杭州西湖的老照片，全是一派荒山冷水的景象，简直与贺兰山、敦煌月牙泉差不多。因此，江南这个概念，适于抽象，不宜具象。故尔，黄庭坚这首诗最耐玩味。
　　
　　 二零零四年，林俊杰演唱了一首流行了一阵子的歌曲，林秋离作词的《江南》：
　　 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过客的思念／雨到了这里缠成线／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或许，这首歌词，多多少少可以代表当今（二十一世纪）之人对于江南的认识与意会。却这份认识，无非圈定了一种由佳致、优美、温婉、秀丽、惆怅、隽永给混合起来的意味。除此之外，便是民国戴望舒那篇《雨巷》的零星残唾。
　　 歌词之中的风、思念、雨、留恋、缘、三生石、爱、甜以及殉情、离愁，只有三生石是在杭州，其余都不是江南独有的。风雨各地都有，思念、留恋、爱、离愁人人都会具有，殉情并非江南的特产，将之归于江南，等于诅咒江南男女。如果，粘而缠成线的烟雨是江南特有的！我绝不相信江北地区从来不下毛毛雨！
　　
　　 一个中国分出江北、江南两个地域，犹如一炁化阴阳，太极生两仪。江北阳刚，江南阴柔。山清水秀、人物俊美，就是江南；粗犷、豪放，则属江北；似乎，确如其是。然而，当今社会，全球变暖，高速公路绿化带四通八达，把城市、农村都搞成一体化了，还要拿古代的概念来对应，是要让人莫名其妙找不到北的。
　　 江南、江北，乃是具体的地域分别以及抽象的文化概念。地是南低北高，南湿北干。文化是南北似异而同，略有殊而不忒。
　　 最早出现于各种文献的江南，是在先秦时期，指的是以楚文化为背景的长江中游地区。在那时，中原文化以正统的文明程度居于领先地位，长江中游地区是受楚文化带动，文明层次稍微高于四夷的一个区域。
　　 华夏文明，是由夏、商、周三代奠基而成。相对而言，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尚忠，形成宗法制度的实用。尚鬼，敬重天地鬼神。尚文，促进各种文化的涌现与发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诸如中原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汉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东北文化、岭南文化、赣鄱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几乎全都是与周朝有着极大的关系。
　　 整个周朝，在学术上表现为百家争鸣，在地域上的主要表现是以礼乐为正的传统中原文化与尚巫而带着灵异色彩的新兴楚文化的并峙。等到秦国以耕战政策而崛起，攻灭周朝，并吞楚、韩、赵、魏等六国，以绝域封疆、铁血统治的方式搞统一，扼杀了学术争鸣、文化并峙。汉朝初期的百家复兴在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和穷兵黩武之中抛残。周朝之时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交流到了汉朝中后期和魏晋时期方才大规模重现，经济重心随着三国、两晋的分裂而南移。南北朝之时，江南的文化已经不再落后于中原。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避战和长治久安，使江东地区的经济逐渐超越中原。北宋中期，江南已经处于全国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然后，江南比江北稍少战乱而繁荣。
　　 我们现代人所指的江南，这个概念，是在唐朝奠定。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设立江南道，其范围是整个长江中下游长江以南，包括贵州、福建等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把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使江南堪与江北并峙。唐诗之中大量出现的江南，便是由此而来。
　　 纵观有唐一代的诗词，江南尚未称绝，是与中原、边塞相提并论。将江南落实为令人向往并成为佳丽、温婉的代名词，是在南宋，钱塘一带的极其繁华，举世罕匹。南宋之后，整个元朝在兵荒马乱中度过，中原的文明受到极大破坏，江南的文明残余较为多些。明、清两代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对北方文明有所重振。但因晚清政府的极度腐败，慈禧太后的荒谬政治以及挥霍无度，中原地区陷于困顿。义和团运动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所联结的东南自保，再次使江南在经济上超过了中原。再加上民国的十年黄金期的经济中心是在上海，距今百年之前为期较长地延续着小资情调的江南比起困顿的江北，自是令人称道。
　　
　　 有史以来，最令人向往的江南，是宋朝之时成就的“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吴郡志》中谚语）。即使明朝末年江南绝色秦淮八艳让许多现代人神魂颠倒，那也只是几千两银子就能买断其经营权的当时各大城市都存在的妓女。江南有着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也有着具有反抗精神的名妓；贬商女而褒名妓，只会矛盾了江南女子的风流。以西楚霸王项羽为江东子弟最杰出的英雄令人豪壮，发生在杭州、南京的秦桧和汪精卫的汉奸之事令人痛恨，赞此斥彼，也是影响了江南士子的气节！
　　 那么，江南的文化以及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那就只能是去看看地图上以长江为界的南部地区在历史上的各种人物故事吧，弄点史话说说，也就可以作为文化解读的了。因为，地域文化，是某个地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与环境融合起来，打上了地域的烙印，一般是指那个地域之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它必以上古时期为起源，有系统地进行持续发展才能形成。当它未成系统，多元交融，转变很大，那就只是其地域有着这样那样的文化表现，谈不上严格的地域性文化。
　　 江南之地，是楚、吴、越、百越互为交接之处。于春秋之时崛起的同气共俗的吴、越二国，虽然可以作为江南文化的渊源，但吴越文化不像楚文化那样具有显著的系统化，并且它是被楚文化支持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淫祀（很普遍而泛滥地迷信鬼神）、逞勇、粗野，到了南北朝时期转变为雅致、精细。这也就是说，吴越文化在未成系统而多元交融的状态中中止了持续。现代人心目中的江南文化是从南北朝开始逐渐成型。
　　 南北朝之时，上古文化已是经过局部断代、局部改造和多民族、多地域融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华夏传统。在这种文化大气候之中，于中古时期所成型的江南文化，其实乃是全盘接受、薰染了华夏传统。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江南文化并无多大的独特性，江北与江南只是很大致的阳刚与阴柔之对比。
　　 华夏传统，主要是由中原文化融合楚文化、三秦文化以及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再经过持续发展而形成的，当它形成之后，它的文化体系滚雪球般的扩大，去同化更多的民族、地域。唐代以降，华夏传统是在成型之后进一步同化各民族、各地域。原本有所分殊的中原、楚、三秦的文化，在华夏传统形成之时开始大同小异；中原文化、楚文化、三秦文化则是留在历史中，以大同为共用，以小异而独特。
　　 被华夏传统所同化的吴越文化，在唐代之后，是随华夏传统之发展而发展，至今虽有独特的吴语、昆曲、评弹、越剧。但昆曲、评弹、越剧缘于吴语，吴语是中古汉语的活化石，即在唐朝至汉魏之时华夏大地通用的语言被局部保留下来。而南方语言的极多殊异，其地域性细小得一县之内会有多种方言；以之作为江南文化的标志，太令人莫衷其是！
　　 因此，被大江之隔的江南只宜抽象，方有其美。若要考论江南文化，除了大致的与江北文化相对而言的阴柔、精秀，却是很难具体地拿出有着充足说服力的独特的文化系统。抽象的江南，在唐、宋所代表的是新兴的繁华佳丽，在元朝是寄托对和平、安逸的向往，在明朝、前清是繁华的再续，在晚清、民国所代表的是小资情调。
　　 到了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现实的江南、江北已无异了，却被文艺式的演绎弄得桨声灯影、风月无边，如同世外桃源，有点离谱。与其这样，不如黄庭坚“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的江南，遐想万千、意象联翩。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