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辨析》的辨析
　　
　　 《龙门映像》(内部刊物)2011年3期载有高中科、何军修改后的《司马迁生年辨析》(上)。首先对此文10多处引用我的观点表示感谢！因为它从另一个侧面宣传了我的观点，尽管有的引文“断章取义”。拜读后，觉得仍有辨析之必要。
　　 第一，关于汉简缺“谈”还是缺“迁”的问题。如何解释《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南化本为“年三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这条汉简，是确定司马迁甚至司马谈父子生年的最根本依据。千百年来众多学者探讨这一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案《自序索隐》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原注：此下夺迁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今本《博物志》无此文，当在逸篇中。又茂先此条，当本先汉记录，非魏、晋人语。）案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荀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则当生于建元六年。然张守节《正义》于《自序》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与《索隐》所引《博物志》差十岁。《正义》所云，亦当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元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王国维肯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是对的。南化本“年三十八”又证明了王国维“三讹为二”的猜测。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日本泷川资言的《太史公年谱》，苏联史学界，等等，大都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1989年4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我拙著《司马迁年谱新编》中“一否定了先汉记录的’汉简’不是司马迁的，那《索隐》错了，《正义》的’四十二’岁也岂不成了无本之木？”2005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吉春文集·论述卷·史圣浅论》中“请注意，司马贞引用《博物志》的这一段话，’司马’之后，根本没有’迁’字。只是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引用时，便在’司马’之后加了括号（此下夺迁字）之语。”2006年我在《<司马迁生年之我见>驳议》中说：“一、开篇语中引’大夫司马迁’不妥。因《博物志》原文’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后无’迁’字。后来王国维认为夺’迁’字才加上的，加的时候用了括号（迁）。再后来有人便直书司马迁了。而我认为既夺’谈’字，又夺’迁’字。原因是’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的籍贯，先是司马谈’建元三年’，后来是司马迁’元封三年’承袭的。”我经过反复探索，认为《博物志》这段话中“司马”后边缺的既是“谈”字又是“迁”字。竹简应为：
　　
　　 谈
　　
　　 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三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迁
　　
　　 司马迁在《自序》中明确写着：“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博物志》内的“三年”，是指“建元三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即位后一至三年，开始是没有“建元”二字的。这正与汉简的“三年”相符。因为这是司马谈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丞”后，初住茂陵时登记的新籍贯。这样，按“年三十八”推算，司马谈生于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前元五年），汉武帝建元三年癸卯即公元前138年司马谈38岁，病逝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一生享年64岁。到了“元封三年”，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此年司马迁38岁，写竹简之人得知司马谈“年三十八”（南化本）、司马迁也是“年三十八”（南化本），司马谈建元“三年”任太史令、司马迁元封“三年”继任太史令，就只将“谈”、“迁”两个字添在竹简两边。后世出土时竹简两边“谈”、“迁”两个字脱落了。我这是根据汉简反复推测研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生年，得出的比较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一结论，既符合《博物志》汉简，又与张守节《正义》于《自序》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案迁年四十二岁”吻合，还可知道司马谈的生时。我反复研究探讨如同修改文章是一个道理，这才是对学术研究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关于《史记》南化本是否“离谱”的问题。回答是没有离谱。我的《日本“史记暨三国志之旅”代表团在韩城活动纪实》一文2011年8月4日刊登在“司马迁吧”网站上，读者有空可过目一下。日本“史记暨三国志之旅”代表团团长水泽利忠，就是《史记汇注考证校补》的作者，就是发现日本收藏的《史记》南化本“年三十八”的见证人！我1993年8月20日晚饭后，拿了两本拙著《司马迁年谱新编》，到韩城矿务局招待所212房间会见日本客人。一位年轻女士和一位年老先生热情接待我。互递名片后，我喜出望外，原来年老苍发的日本客人竟是研究《史记》五十年、著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水泽利忠先生！名片上有“文学博士”、“文教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等头衔。我立即将拙著签赠于他和他的学生长原美菜子女士。我翻开拙著第103面让他们看“施丁在《司马迁生年考-兼及司马迁入仕考》”一段文字，水泽利忠先生非常高兴！他手指“日本南化本《史记》‘年三十八’，就是一条可贵的证据。《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八（日本，1961年发行）写明了年‘二十八’的‘二’，南化本是‘三’；并对此作了说明：“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与《正义》说同，今本《史记》三讹为二。”几行字，频频点头同意此论。这就是发现日本收藏的《史记》南化本“年三十八”的当事人的面谈证据！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记录！怎么能不顾历史事实而理屈词穷、胡言乱语说“更离谱”呢？学术争鸣是重证据、摆事实、讲道理，来不得半点虚假之词！而《司马迁生年辨析》(上)中却将这一“铁证”胡说成“伪证”！竟鹦鹉学舌地引用袁氏“南化、庆本”不同之说，妄想否定南化本是“三”的铁证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事人和古书都在，明确指出“按：依南化本，则迁生于景帝中五年”。
　　 第三，关于“早失二亲”的理解问题。郑鹤声在《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已否定了张惟骧、郭沫若的这个问题。按照我国丧礼，父丧称孤子、母丧称哀子，父母俱故称孤哀子，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一岁丧父母如是称呼，六十岁丧父母也如是称呼。他还引用《汉书》中记载班固称其祖先班伯卒时，年三十八，接着说：“（班）游亦早卒。”早不早的标准，就我们汉人的习惯说法，约在四十岁左右。而《司马迁生年辨析》(上)引用郭沫若、日本桑原骘藏、施之勉的解释和《礼记》的引文并不能说明司马迁“早失二亲”的含意，定二十九以下父母亡故才能称“早失二亲”，这是不对的，那怎么解释38岁的班固称“（班）游亦早卒”呢？也不符合情感用词。还要看是谁说“早失二亲”。如果是旁人称你父母死亡了，可以直说“你的父母去世了呀！”如果是儿子说父母去世，就应当象司马迁称“早失二亲”，又象班固称“（班）游亦早卒”这样，口气带有惋惜亲情的意味。试问：如果有人在三十岁以上父母去世，他能对人说“父母死得不早”吗？这不成了他嫌他父母死得迟了！肯定在众人面前落个不孝之子！所以，我才说不应光咬文嚼字，还要考虑感情成份。
　　 第四，关于“贻误后人”的问题。《司马迁生年辨析》作者，不从证据和事实研究分析，先给不同观点的人扣个“贻误后人”的大帽子，这和文革中“批儒修改现代汉语词典”的“四人帮”极左做法如出一辙。大家知道，“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应当针对观点，不针对某个人。关于司马迁生年，145与135已经争论了一千多年了。我们这些无权的秀才，只能是纸上谈论而已，不可能“贻误”谁。要说“贻误”的话，只能是当政者利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采取行政命令办法推行个人观点。比如，我在《司马迁与史记百题解答》说“唯145年和135年两说争论很大”。有的同学就问“大到什么程度？”我回答：“你们不知道？本来，一九五六年是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苏联史学界在这一年举行了纪念大会。我国史学界这一年也曾积极筹备，共襄盛举，不料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主张135年之旧说，认为若开会纪念，’还要推迟十年’，因此纪念会终未开成。国际影响太大了！”造成以后反右、文革运动再没有机会开纪念会了，这才叫“贻误”哩！可见，一九五六年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未开成的原因，主要是郭沫若有权力有身份。如果是无权力无身份的“小人物”坚持135年说，根本阻挡不住一九五六年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纪念会召开的！况且国内外多数学者考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同样，《司马迁生年辨析》作者及几个人一意孤行(因为原来支持135年的人纷纷倒戈赞成145年)，坚持135年说，也根本阻挡不住韩城民祭司马迁的盛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