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饭说到苜蓿
　　
　　 该怎样准确地给麦饭一词定义？这当然需要去查辞书。但《现代汉语词典》竟不收麦饭。随手一翻，却发现709页上北京烤鸭赫然在列。再仔细瞅瞅，“烤”字之下，还有上海人爱吃的烤麸，却没有西北人钟爱的烤羊肉串儿。说什么呢？无话可说！
　　 好在还有古籍，好在还有网络。
　　 清末时，咱们的乡党，长安杜曲文人薛宝辰所著的《素食说略》一书中，对麦饭的诠释是：“秦人以菜蔬和干面加油、盐拌匀蒸食，名曰麦饭。”
　　 而“互动百科”对麦饭的介绍要更详细一些：“陕西名小吃麦饭是以‘蒸制’手法制作而成的。麦饭以野菜或蔬菜为主料，是一道既营养又健康的绿色食品。麦饭的做法极其简便，将洗干净的野菜或蔬菜与面粉搅拌均匀，再蒸上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是一道简单、营养、菜香浓郁的乡土小吃。”
　　 说得够清楚了，无须我再饶舌。想多说几句的，是围绕着“麦饭好吃吗”这么一个命题。
　　 我认为，民间的麦饭，是一种穷人的饭食，是在粮食不能果腹窘况下的一种无奈之举，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亿万底层百姓所经历过的“瓜菜代”。一个能明确感受到饥饿威胁的人，在天天用麦饭填饱肚子时，他固然会有满足感、侥幸感，但能够由衷地发出“好吃”的幸福感吗？
　　 但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又何止是中国）的烹饪史上，像麦饭这样的民间小吃登堂入室以后，被肉食者大加赞赏的事儿却并不少见。之所以会如此，一是大鱼大肉吃多了、吃腻了，偶尔换换口味，自然会有新鲜感；二是但凡进入庙堂的民间小吃，大都经过了精加工这么一个步骤，已经面目有异了。更何况麦饭本来就有普通版和精致版之分，薛宝辰在《素食说略》中就强调说：麦饭“香油须多加，不然不腴美也。”请问，穷汉家在青黄不接时所吃的麦饭，有没有那么多的香油可加？
　　 由此又想到我自己的一段经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其实是人祸，起码也是被人祸大大加剧了的天灾），缺吃少穿，民生艰难的年头里，有一条“最高指示”广为流传：“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当时，毛泽东的话是被称作“句句是真理”的，但面对以红薯充当粮食，吃得人口吐酸水、痛苦不堪的严酷现实，在对红薯的评价上，我却根本无法和他老人家心心相印。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食品极大丰富、不少中国人由于吃的太好得上了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之类的富贵病的情况下，我吃红薯，那种“很好吃，我很爱吃”的感觉，才在心中油然而生。看来，毛泽东没说假话，他表述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只是那个时候，我不具备理解这一“最高指示”的物质基础罢了！
　　 一笑一笑。
　　 薛宝辰在《素食说略》中说：“麦饭，以朱藤花、楮穗、邪蒿、茵陈、茼蒿、嫩苜蓿、嫩香苜蓿为最上。余可作麦饭者亦多，均不及此数种也。”是这样吗？我倒觉得，起码还有两种作麦饭的食材，值得一赞，这就是槐花和小芹菜。
　　 儿时常吃槐花麦饭，是因为我们家的那个不算太小的后院里，就有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每到槐花飘香的季节，先看槐花，大饱眼福，再吃槐花，大饱口福，也算是给槐花创造了一个鞠躬尽瘁的机会吧！至于眼下常吃小芹菜麦饭，则是出自养生保健的目的，医家说，这种蔬菜具降血压的功效；当然，小芹菜那种风格别具的清香，也的确讨人喜欢。
　　 不过，薛宝辰在介绍麦饭时对嫩苜蓿的推崇，我却要举双手赞同；至于他说到的香苜蓿，在此以前我一无所知，为了写这篇文章，赶忙临时抱佛脚地查书、查网，终于在“丹凤宣传网”上找到了颇为详尽的介绍，现转录如下：
　　 丹风县城古称龙驹寨，曾是繁华的水旱码头。这里人种植一种特殊的苜蓿，叫做香苜蓿。不是主要用作牲畜饲草的那种。那也叫苜蓿，却无香味，不冠香字。香苜蓿是主要当作调料用的，像花椒、桂皮、草果；还可与禽、肉、鱼、蔬菜一起蒸、炒、煮食。苜蓿的嫩芽也能供人们食用，但不能做调料。龙驹寨人把普通苜蓿叫做野苜蓿，而把他们的香苜蓿叫做家苜蓿。两种苜蓿形状几乎完全一样，但气味、质地和用途却有很大不同。在许多辞书上，查不出“香苜蓿”这个词来。《辞海》有“香芹”条，说亦称“洋芜荽”，鲜叶作香辛料，不知与香苜蓿有无关系。商洛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商洛特产》一书，对香苜蓿有一些有趣的记述。说香苜蓿主产地有一东水泉，泉水冬暖夏凉，清澈晶莹。一年四季都有大姑娘小媳妇云集泉畔洗衣。好事者戏呼东水泉为“赛花池”。从而有了赛花池胭脂水长出香苜蓿的趣谈。其实用东水泉浇灌的香苜蓿只有几亩，但却恰是香苜蓿中的佼佼者。摆在龙驹寨商店或菜摊上出售的香苜蓿，多以草纸包成长方锭，并用毛笔楷书“龙驹寨东水泉香苜蓿”字样，作为招徕顾主的商标。自古以来，龙驹寨人向外地亲朋敬献土仪时，多有馈赠香苜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