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的遗灵
　　
　　 赫赫玄功被穹壤，皇皇至德洽生灵。古代这种“皇灵”诗句，一般都是用来颂扬上帝。
　　 “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说文解字》）。“皇”的原义是大。大，非人力之所能达，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就是天上的神，上古之人认为天神具有主宰世界的意志与力量，将之尊称为“帝”。三皇五帝（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些部落大联盟时代的首领，是被后世认为他们好比等于是神的化身，所以称之为“皇”、“帝”。
　　 由人而神，或许，作为天人可以合一的说明，也是有其所宜的。天人合一，固然是道教信仰的最高理想，但古代的传统理念，自从四千多年之前，颛顼时代“绝地天通”，不再“人神杂糅”之后，便一直都是天人相分。
　　 “人神杂糅”，是指没有专人司理、从事巫祝、祭祀，人人都是既民又巫又祭。“绝地天通”，是开始专人司事巫祝、祭祀，从而断绝了大众化的人与上天沟通的途径。因为断绝了地与天之相通，人神已别，神神鬼鬼的是巫觋、祭司，普通人都是脚踏实地的衣食住行。所以，华夏文明最早普及了人文道德，道德是可以人人普享的，并非神或上帝的权力。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二千七百年前，季梁与随侯的对话。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更是说明了王道之修，必以利民为本。
　　 到了君主专制的阶段，由上帝的“皇灵赫赫”转向人王的“皇恩浩荡”，从而对君主的赞颂，极尽了奉承、阿谀、吹捧、夸大的能事。虽然，君主专制是人欲的极度扩张，最为违悖天理。然而，天理好比大自然，大自然的横遭人为破坏，便是人欲之可怕的证明。
　　 自从秦王嬴政以“皇帝”自命，这个非人而神的称号，便更是神圣化地代表了人王“君权神授”的名义。在天人相分的人文传统中，“皇”、“帝”被后人认定，乃是尊称。人王竟然自命“皇帝”，这等于是自咒其死，并且又是对神明、皇灵的亵渎！然而，恰恰是亵渎皇灵、自咒其死的皇帝，最最希望具有神威、长生不死、延祚万世。
　　
　　 纵观五千年华夏文明，共有四千多年，是被讲究“内圣外王”的“先王之道”和“以德配天”的“天子信仰”支撑着的。“天”，是一种极致的高尚、广大、统率。德，是人可以成就于内在的精神力量。圣，是人对文化进行最高最广的应用。因为人们能够最高最广地应用文化而成为王（内圣外王），精神力量可以向极致的高尚、广大、统率的程度去发展（以德配天），所以，“天子信仰”是基于人本主义的。
　　 “天子信仰”虽然可以包括“皇帝信仰”，但“皇帝信仰”跟“天子信仰”略有不同。因为，“内圣外王”的理念在君主专制的日益苛刻之中变成了口号或标语，“圣明”只是空洞的赞词，“天子信仰”被秦代皇帝的独裁和此后皇权体制的逐渐专政化和明清二代专制的腐朽扭曲为特权主义。所以，“皇帝信仰”的突出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的特权崇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这六句文字，出于《诗经》里的《北山》第二章，是一位自以为“独贤”的大臣对于同为王臣而劳逸不均的现况作出感叹。意思是说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以是王的领土，沿着土地的边缘走，所能碰上的人都可以成为王的大臣，然而，现在的有职之官职能不均，我所做的工作多于同级官员。这也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非天子对其权威的宣扬。
　　 夏、商、周三代的天子（王），所实行的是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分封建藩）。从秦代开始，皇帝在讲究“君权神授”之时实行中央集权制，取消了封建制，并走向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在汉、晋、唐、宋，一直都是个别现象，到了明、清两代，成为朝代世袭，使皇帝的特权越来越突出，手谕、口谕（谕，原是上级对下级的告示，到了清代，被成为皇帝专用的上谕）可以当作旨令，这种逾越了“钦明文”（恭敬地以明文方式颁布政令）的行政手段（内部文件凌驾在明文法规之上），一代又一代地增加着腐朽，最终至于败破，并崩塌了帝制。
　　 由是可知，一个国度的人民具有天子信仰，并非坏事，但做皇帝的不宜专制，古代的帝制，是发展至君主专制的极权而覆灭的。任何信仰，不管是信神、信上帝、信佛还是信道德，其核心意义乃是一种公允的标准化的准则对社会进行有序的规范。当神和道德被某些人利用并驳夺民众的自由意志，过度地突出权威，那么，皇帝乃至上帝也会被人们推翻。
　　
　　 在中国，帝制以“天下为公”进入“天下为家”的形式为开始，先是一千八百年的封建制（四百七十年的夏朝，五百五十多年的商朝，八百年的周朝），再从秦代至元代，将近一千六百年的中央集权制，然后发展到君主专制，沿袭了五百多年，在一九一一年被推翻。这是一个从人本主义走向极权主义的越来越不久长的历史。
　　 至今还是处于天皇统治之下的日本，一九八九年继位的明仁天皇，是大和王朝第一二五代天皇。众所周知，天皇统治，政在内阁，由首相总理国事。日本的总理国事之职务，相当于中国唐代、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也就是说，很类似于中国中古时代的帝制还被保存并且沿用着，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乃是因为日本天皇一直不曾为期较久地享受君主专制，没有进到特权崇拜左右了整个社会的地步。那么，天皇即使是腐朽的，也不会严重地影响国计民生。
　　 其次，因为日本天皇大致类似于中国唐宋时期，皇权受到相权的制约。皇帝诏令必须出于中书，门下可以封驳；这是唐代宋代中央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与皇权构成互相制约的政治特点，在此制约之下，是不允许皇帝对重大国事进行擅自处理的。
　　 第三个原因，是地域较小的国度的帝制无法实现慑服四邻之国的霸权，而地域较大的国度会反复上演帝制对霸权的企图。也就是说，岛的现实限制了日本，当日本在皇权向霸权发展的时候，企图对外扩张，只要遭到失败，就会挫折帝制。而中国古代，“天下”的概念是在四海之内的本土，帝制与霸权一直都是针对于本土。
　　 日本最早神话《古事记》说神武天皇是创世之神天照大神后裔，在公元前六六零年建立日本国，以此成为君权神授的依据，使天皇是万世一系的，而日本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王朝更迭的现象。第一代神武天皇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记载于《古事记》，前十四代天皇在历史中无法确认，第十四代仲哀天皇与应神天皇中间长达七十年的神功皇后，也很难说是实际存在，有着比较真实存在依据的是第十五代应神天皇。第一个正式使用“天皇”称号的是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他在派遣小野妹子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的一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引起隋炀帝龙颜大怒。在此之前，日本统治者都是自称“王”或“大王”。
　　 公元四世纪中期，日本关西地区建立大和政权，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开始使用汉字。到了六世纪，正式接受儒教，佛教也正在传入。七世纪，推古女皇派遣使者到中国（隋朝）进行考察，并逐渐使大和政权仿照中国的政治制度，经过大化革新，天皇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推古女皇的侄子圣德太子仿效隋唐，锐意政治革新，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接着，在地方领主势力的不断加强之中，进行地方分权，天皇的权力日益衰微，朝廷中的一些贵族逐渐控制了国家政事，如果新登基的天皇年幼或身为女性，由贵族担任的摄政大臣甚至代替了天皇，天皇便犹如傀儡。
　　 公元七一零至七九四年的奈良时代上溯公元三零零至六零零年的古坟时代，基本上是男女天皇分掌天下。公元五九二年至七八一年，将近二百年间先后十八位天皇，女皇占了八位。此后九百年，只出现一位女天皇（一六三三年登基的明正女皇）。十至十一世纪的院政时代，外戚藤原氏垄断政权，好几位天皇禅位之后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相伴。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中兴”（公元一三三三至一三三六年），是很短暂的昙花一现。
　　 从公元七九四年，至公元一六一五年，也就是平安、镰仓、室町、战国时代，天皇还拥有一些皇的尊严。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公元一六零三至一八六七年），皇权被幕府褫夺殆尽。天皇无力左右武士阶层（武士道产生于镰仓幕府），武士的首领却可以左右天皇，天皇只有安心为“神”，放弃权力，才能保全自身。只要天皇失去为君之德，武士首领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天皇的权力。十七世纪，确定了“武士道”之名的山鹿素行认为，武士因为天皇“失德”剥夺了天皇的权力，不能算是篡权。
　　 在权力斗争中，日本人的“德”，总会偏向强势的一方。幕府之主握着政权，一旦天皇威胁了他的权力，他就会以“失德”的借口废黜天皇。被幕府流放的、杀害的、任意废立的天皇并不少见。公元一六一五年，幕府公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共十七条，详细限制了天皇、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无须过问国事，凡是官员任命、天皇出巡等事均须征得幕府的允准，只是有权按本朝先规决定年号而已。
　　 公元一八六七年，第十五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迫于各方压力，将大政奉还给新登基的孝明天皇之子睦仁。睦仁取《易经说卦篇》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年号明治。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开始“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从德、法、英、美等国聘请学者、政治学家和其它领域的顾问，实行强化训练，天皇参加听课，追随外部世界的步调，并称自己是人而非神。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信仰使日本实行军国主义。当然，军国主义在中国秦朝的被推翻，注定了在日本也要失败。
　　 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正式提出“天皇统治，万世一系”的本居宣长（生于一七三零年，卒于一八零一年），在德川氏锁国政策施行之后的大和民族精神重建之时，希望摆脱中国影响，从新确立日本文化的自主性，认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古代传说表明日本有完全不受佛教和儒教浸染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真心”，作为神裔的天皇的存在，应当让日本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天皇、日本都是神圣的，在整个世界上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承担起统治世界的责任。这种霸权意识，无疑，跟秦始皇很类同！
　　 与本居宣长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比如上田秋成、津田左右吉（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等人，先后指出本居学说中的漏洞，认为本居宣长不应该把《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的神话传说当作历史事实，将现实和神话混淆一体。津田左右吉还认为，神武天皇由神变人的故事是后人杜撰。近代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再次指出本居宣长的谬误，并认为本居宣长的这种神秘化天皇的学说，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本居宣长漏洞颇多的学说赢得了大部份日本人的认同。幕府末期，“万世一系”的概念被推崇王权的人士利用。在明治政府的努力下，“天皇神圣”、“日本国是神圣之国”的观点逐渐深入社会各阶层，成为明治政府巩固统治的思想教化中的重要内容。于是，表面上看，天皇确实千古不变、皇统永久，菊花王朝（平安时代初年，皇室、公卿、贵族、文人墨客大力推崇菊花，九月初九成为菊节，皇太子率诸公卿臣到紫宸殿拜谒天皇，君臣共赏金菊、共饮菊酒，到了十月，天皇再设残菊宴，邀群臣为菊花践行。皇族以菊花为族徽）堪称世界上历史最长的皇朝，经历了一百二十五位天皇。
　　 受神道教影响颇深的日本人坚信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人与神的结合体，天皇对人们的统治是神圣的，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要肩负起统治世界的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眼里，由神圣的天皇宣布发起的战争，毫无疑问是神圣正义的。最能鼓舞日本士气的口号莫过于“对天皇效忠”。为了天皇，士兵从不顾及自身生死，远离家乡的他们时常对着日本皇宫所在的方向叩拜，仿佛天皇就在眼前，他们以这种礼节表达对天皇效忠的决心。
　　 二战失败之后，日本关于天皇家族是否皇统永久的争论从未停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时断时续，近现代的天皇制和古代天皇制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本质上看，菊花王朝根本称不上“万世一系”，今天日本人眼中的天皇制的历史并不长久，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王政复古”就是它的源头，让它确立下来的就是一八八九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另一位历史学家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中也有和井上清类似的观点，战后的种种现实让安丸良夫意识到神化天皇的危害，他悉心研究分析了大量历史材料，认为天皇制不过是幕府末期出于政治权力斗争需要伪造出来的学说，日本人一方面强调追求个人自由，一方面又在伪造的天皇说中寻找心理的依托，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而天皇制就是日本人的“屈辱纪念碑”。
　　 也有不少学者名流，固执地坚持天皇是神的说法，继续对天皇顶礼膜拜，反对安丸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天皇制在日本从来都是连续性的，天皇不对具体的政治大事予以决断不过是在遵循传统，而天皇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的祭祀事务。这等于是说，天皇的皇权并非在于对日本的统治，是以祭祀为证明的。
　　 天皇制形式上的延续不被表现为掌握政权的连续性，其实，中国唐代也是大致如此，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哀帝李柷，都是傀儡皇帝。又例如，欧洲在走向近代化之时，法国彻底推翻了皇权，英国架空皇权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由是可见，仅仅礼节形式与信仰上的帝制，并不代表先进与落后。
　　
　　 我们必须认清，如果人要由神话来装扮，至少，人格的意义便被打了折扣。神话是人创造出来的，而创造神话的人绝不只是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从神话到传统，遥远的过去被赋予神圣的意义，这只是一种敬古精神。
　　 虽然，敬古并非泥古，更不是食古不化。将神圣的意义，像影子一样地保留着，恰恰是传统文化与时代新潮有机地合融，可以促进现实发展的古今共用。正因为这种古今共用是有效的，日本帝制不曾发展至沿袭较长时间的天君专制，使皇的遗灵尚在可活的余地中留存。日本受益于此，所以，方才敢于重新浮现霸权意识。
　　 皇的遗灵，必然会表现出皇帝信仰对特权、霸权的崇拜。因此，只有在极权主义的路子完全行不通了的时候，特权、霸权再也无法实现，皇的遗灵才会彻底消失。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