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南京”，不一样的视角
　　 ——观《南京！南京！》有感
　　 ◇冀卫军
　　 在我涉世未深的记忆里，南京的苦难与辉煌同样让人刻骨铭心。尤其是七十余年前那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南京曾经的辉煌蒙上了一层永远也洗刷不净的悲怆与阴影，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残酷得无以复加的血与泪的洗礼和毁灭性的摧残，屠城的血泪和屈辱不应当，也不可能被国人所遗忘。
　　 关于南京的话题或电影，总让人胆战心惊。不管是大陆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香港牟敦芾执导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台湾吴子牛执导的《南京1937》，还是好莱坞斯波蒂斯伍德执导的《黄石的孩子》，加拿大安妮-彼克执导的《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美国导演比尔-古登塔格(BillGuttentag)、丹-史度曼（DanSturman）拍摄的纪录片《南京》等，在我内心深处，总在极力地回避着“大屠杀”三个字眼，更不愿触及南京那段残垣断壁，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
　　 然而，当《南京！南京！》公映以来，我却无法忘却和抵御《可可西里》曾带给我视觉和心灵双重震撼的诱惑与躁动，走近了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另一种解读和诠释方式。
　　 南京的沦陷，意味着军官士兵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作为无辜的广大南京民众，却被日本民族极力标榜的所谓军国主义，无情地卷入没有丝毫道理可言的骇世听闻的纷争中，成为战争的殉葬品。
　　 陆川的《南京！南京！》，依然企图找寻一个小小的切口，以设置在金陵女子学院中的“安全区”，却有大量的中国民众被集体杀戮的史实为背景，借助黑白影像艺术的独特表现力、感染力和穿透力，来复原、挖掘历史的真相，再现那场惊天的大杀戮，表现战争丧心病狂的残暴和血腥，揭露日军灭绝人性的抢、掠、杀、奸的滔天罪行，并以一位日本普通士兵——角川的自我反思、忏悔、觉醒、崩溃和精神救赎的视角作为反衬，从而完成对一场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立场和表达主题的隐喻。
　　 生动逼真的黑白影像画面，在让观众感到窒息、愤怒、战栗、震惊，乃至绝望、疼痛、滴血、呐喊的同时，呈现给观众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影片中的“不一样的南京，不一样的视角”。
　　 自沦陷的那一刻起，南京已无可辩驳地沦为了死亡之地。面对阴郁冰冷的寒冬，面对生命的尊严被挑衅，面对日军毫无人性的疯狂虐杀，面对同胞血流成河的惨烈……观众看到的不是“中国民众以生命、鲜血和意志与日军展开顽强不屈的抗争与搏击”，而恰恰相反，影片中极端地放大了个体生命、个体群落，在面临生死攸关抉择的关键时刻，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局限。比如，影片中刘烨饰演的陆剑雄，人物刚一出场，身上和骨子里还洋溢、充斥着浓郁的大义凛然、誓死抗争的英勇气概和不屈精神，然而，在被俘之后，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带头举手投降，选择了带头去死……还有，当范伟饰演的唐先生，为了保护自己的亲眷，而奴颜婢膝地通过层层买通关系，并向日方告密中方受伤官兵的藏身之地，而换取到了一张后来证明没有一点儿用处的“介绍信”之后，闻讯而至的几个日军看到寡不敌众的中方士兵和民众们，而表现出的那份意外、惊恐和紧张，与中国民众集体毫无反抗意识就缴枪、举手投降的“温顺”举止形成鲜明的对比……观众看到的是“南京”的懦弱和逆来顺受，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毫无斗志和反抗可言的所谓精神和气节。这不能不激起观众对《南京！南京！》的一丝失望和反感之情。
　　 作为《南京！南京！》着力刻画、渲染最多的日军施暴者的一个个案和特例——角川，面对战争的残酷和现实的冷酷，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除了服从和顺从国家、集体的意志和命令外，唯一拥有的是精神上的有限自由发挥空间，以及对自身生命的相对自由处置权。毫无疑问，陆川将角川作为解读和解剖南京大屠杀的切片和突破点，作为了追求人性精神高度的一个视角和载体。角川对战争身临其境的个体体验，信念产生了动摇，使他陷入了对生命的追问，思想的彷徨，精神的忏悔、灵魂的挣扎等重重折磨与拷问，进而产生了精神救赎的冲动，并在精神极度崩溃的情况下而选择了自杀，使曾经泯灭的良知和人性光芒在死亡中得以延续和超脱。尽管，影片中角川这个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尚无法考证，但是，角川的从服从、彷徨到自觉、自省的心理演变过程，却合乎人性向善的朴素情怀，无意中构筑起了一块人类意识和精神形态的高地。角川的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隐喻和反衬了大屠杀带给“南京”和中华民族心灵和肉体难以承受的致命重创。
　　 角川以自杀的方式，从日军数以万计的施暴者中剥离出来，为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和残暴中增添了一丝暖色调的光亮。这样的大胆尝试，这样的大我胸襟，这样的一种叙述和解读视角，恐怕是陆川《南京！南京！》整部电影最高明和最出彩的创意与追求。
　　 在此篇文章即将收笔时，我忽然想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的那句“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就将它献给陆川导演，就以此为《南京！南京！》的观后感画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