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墀，字德升，晚唐人。他出身进士及第，当过监察御史、中书侍郎。在他任义成（军区名称）节度使时，曾召请韦澳作判官。韦澳，字子裴，为人方正寡欲，刚直不阿，曾历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京兆尹，是一位很受社会尊重的封建官员。及至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皇上提升周墀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同平章事就是宰相，因位高权重，担心力不胜任，周墀常心存顾忌，跟韦澳说：“我能力弱小，但责任重大，您怎么来帮助我挑起这副重担？”韦澳回答说：“希望相公您没有权利。”周墀一听愣住了，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韦澳接着说：“奖赏功良，惩罚罪恶要符合天下公论，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为转移，天下自然就治理好了，有什么个人权利呢？”周墀一听，深深地感到这话的正确。
　　 显而易见，韦澳对答的关键词是一个“权”字。权者，本义秤锤也，后词义演绎成为“职责范围内支配和指挥的力量”，这个力量即权力，可以为外用，亦可为内用，外用就是为老百姓办事，为人民谋福祉，即当今最为时髦的语言“权为民所用”；内用就是为自己、家庭或小集团谋取好处。我看过一部根据著名反腐作家周梅森最新官场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叫《我主沉浮》，里面有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可谓熟谙官场门路，参透了官场潜规则，根据个人体会，仿照化学上金属含金量这个词儿，创造了权利含权量的理论，并发明了一条能够测算含权量大小的公式，按照权力含权量的高低，确认某一个职务是有职无权还是职权并存，然后决定进退取舍。比如，同一地方政权中同等级别的官儿，党委书记含权量最大，政府一把手次之，人大、政协含权量最低；同级政府组阁机构中，级别虽然相同，但含权量有大小之分，诸如交通局长、财政局长等肥缺要位，明显的就比文化局长、科技局长之类的官儿含权量大。在这里，权利被异化成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存在，含权量的大小才是实质性的内容。此理论虽近荒唐可笑，只不过反映了作家对目前政治体制弊病的善意的劝谏，但在官场上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里所讲的权利完全在为己所用之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权利含权量的始作俑者，在竞争含权量最高的市委书记未遂后，反而被英明的省委调至含权量最低的省作家协会任党组书记，冥冥之间，在文人的权利之内，也只能凭借笔杆子来了个因果相报，从中也可体现出作家的正直与良心。
　　 对于这种炙手可热、一本能产生万利的东西，韦澳却希望周墀没有它，显然是指为个人谋利这个层面的权利。因为在韦澳的眼里，“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
　　 “有什么个人权利呢！”多么大公无私、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壮语！与今天的某些跑官要权、买卖官爵、靠权力包养情妇、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相比，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心胸不可谓不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