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癌症的消息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都是我的最亲的人，也是最能理解我的人。他们同意把我转移到一个风景秀丽、环境寂静但非常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山区小医院——实际上是一个医疗条件不太优越的疗养院度过我的余生。因为这里很有名气。名气是通过哪些得了绝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口耳相传积累起来的。当然，一般的病号不能住进这里。
　　 我所说的“一般病号”，是指哪些还没有大彻大悟无法坦然面对生死的人，他们是世俗的大多数。春天还没有过我就来到这里了。跟很多的病友一样，发现绝症的时候为时已晚，然后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化疗的折磨。是痛苦让人放弃，是痛苦让人选择出路。我不想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已经病入膏肓，是因为不想让他们看到生命即将消逝的哀伤和我主动放弃的消极的人生态度，我要走得有尊严。因此，连那些平时跟我最要好的朋友都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但是有一天，一个感情很一般的早年朋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不是来治病的，他说是来陪陪我，就当是送我上路吧。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想起这个朋友叫李克。是十多年前在我的同学、画家张草的婚宴上认识的，当时坐在一桌的还有李小白、洪而亮、杨柳岸、尹丽阳等，都是高中同学，就李克是我们都不认识的。他找不到空位置便凑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本来那个位置是留给李小白的女友秦圆的，他们正闹分手，我们想劝和。但她姗姗来迟。
　　 李克很健谈很活跃，一坐下便改变我们谈说的方向和内容。他的自信来自他俊逸挺拔的外表，健硕的肌肉，意气风发的神态以及磁性十足的标准的国语。他跟我们聊起足球，聊起刚刚结束的第十二轮中超联赛。他踢的是甲级联赛，已经转过三次会。他踢前卫，是个左撇子。他说圈子里都公认他才华横溢，体能出众，意识一流，江湖上称他“李左脚”，本来能到申花队踢中超，可以进国家队，甚至到曼联踢球的，但他的左脚裸骨折后一直好不彻底，影响了发挥，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为此他甚至考虑要提前退役了。我们在一声叹息中成了他的朋友。他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说起了足球圈里的一些龌龊事，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见识和乐趣。
　　 在一阵笑声中，我们的班花秦圆来了。满满的坐了一桌，没有她的位置，从未受过冷遇的秦圆似乎要生气了。李克微笑着抢先站了起来，让她坐他的位置，然后自己搬来了一张桌子，就坐在秦圆的旁边，而且谈笑得更起劲，如秋风落叶、波涛涤尘，他那天的口才肯定比在赛场上的球技更为出众。这顿饭比预想中更有趣味，笑声不断，其引人注目程度甚至超过了新娘的出场和与新郎的当众激吻。后来的事情，简单地说吧，是这样，李小白没能挽回秦圆的芳心，听说还大度地参加了秦圆和李克在青岛举行的盛大婚宴。
　　 再后来，听说李克揣着赌球赢来的大把钞票携夫人去了英国，说是观摩英超联赛为日后当教练作准备，实际上是做他的国际贸易去了，具体来说是贩鞋，温州货，貌似发了更大的财。两年后他回到了上海，一个人，秦圆跟了一个法国的摇滚歌手去了澳大利亚。“秦圆是个骚货”。这个观点即使放到数年前我也同意。我和李克争相列举了数十个典型事例给予了证明，一举把她办成了铁案。李克和我在外滩的爱尔兰咖啡厅聊了一个下午，他没有跟我说足球和曼联，也没说到他的国际贸易，更没有谈地下赌球的内幕，而是跟我聊起了欧洲抽象派画家和英国乡村音乐，特意让我欣赏他和一个德国哲学家激辩的录音……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措手不及，因此，整个下午还是他一个人滔滔不绝，我几乎无法插上完整的几句，但我开始对并不好感的英国肃然起敬——仅仅两年，它竟然使一个四肢发达的足球运动员变成了一个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哲学家。“欧洲根本就没有象样的哲学，所以我回到了中国。”笔挺的西装，飘逸的长发，细长而漆黑的烟斗和天真而深邃的面容让我看到了别样的李克。那时候我刚刚开始我的执导生涯，正在寻找合适的演员，想让他出演电影里的一个角色，一个浪荡诗人。“是男一号吗？”我说不是，是客串。因为一号角色是投资方和制片人说了算。他断然拒绝了：“我热爱电影，但我并不堕落”。他说不是男一号永远不要惊动他。他到崇明岛徐根宝足球学校当了几个月的教练员，期间跟一个开画廊的半老徐娘结婚，但很快便离了婚，之后离开了上海，他说是去北京，实际上是途经北京去了阿富汗坎大哈。
　　 一年后的一天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正在印度新德里最好的电影院看我的电影。我的电影非常独特，不媚俗，不跟风，不向票房屈服，我追求的是对人类心灵的探索，说到底是对死亡的体验和思考。十三年来，我执导了五部电影，每一部都被称为成功，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一些奖。死亡是我电影的永恒主题，老实说，我对死亡思考和挖掘的深度超过了所有中国的导演，在亚洲甚至世界影坛也可以说独树一帜。那些见风使舵的影评家说我是中国的伯格曼，哪一部作品可以比美《野草莓》，哪一部是向《第七封印》致敬……我断然拒绝这种肤浅的赞誉，因为我不想成为谁，我只想成为我自己，将来我被载入世界电影史是因为我的电影风格独特、思想深刻，而不是因为重复了谁类似谁。而十三年来，李克总是行踪飘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给我打电话，如科伦坡、悉尼、柏林、东京、拉萨、成都，压着声音悄悄向我报告说：“我在电影院里刚刚看完你的电影，总的来说影片拍得不错，对死亡的追问令人深思、给人震撼，让人感到孤独、绝望，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火候，就一点儿，这一点就像死亡本身，每一次都与它擦肩而过而不是与其合而为一，你就像一个伟大的投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观众对你寄予最后希望的时候，你却没有投中压哨三分从而前功尽弃，因此觉得很遗憾，你要成为大师，你必须把这种遗憾克服掉，拍一部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电影，关于死亡的最伟大的杰作。但你现在貌似功成名就，前呼后拥，你沉迷在虚名之中，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每次说话的大意几乎如此，慷慨激昂又充满惋惜。我并不怀疑他在说谎，因为我确实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熟悉的片尾音乐和电影院里才有的宁静。但他不多说，每次都只说那么多，与电影主题有关，与死亡有关。
　　 唯一的一次，他告诉我，他第五次结婚了，对婚姻很绝望但又不得不假惺惺地拥抱它，他与我电影里的男主人公有着相同的爱情观、生命观、死亡观，遭遇也差不多，他说我这部电影是拍给他看的，因此他在不同的城市看了五遍，觉得这是离他心目中的完美电影最接近的一部，但还是感觉差一点，只是这一点已经很微小了，伸手可及，我只需再努力一下就能达到那种高度。我正享受这种表扬的时候，李克突然说了一句：“不过，也许你永远也达不到，因为你用在思考的时间太少……”伯格曼说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电影。但我和李克一样，或许所有的导演和观众都一样，都追求和期待完美的电影，但那是不存在的。那时候我的朋友和影迷不计其数，每天接到的电话多得让人厌烦，媒体上对影片的评论和关于我的八卦铺天盖地，我都被恭维或被批评得麻木了，因此对李克的话也没有太多的在意，我们的感情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到亲密的程度。
　　 一直以来，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朋友而已。十三年过去，他俊逸的轮廓、风流倜傥的形象在我印象中日益模糊，甚至于他的名字也混淆和湮没于无数平庸的称谓之中，他好像离我很遥远了。但一个足球运动员用篮球评论员的口吻对我的“没有投中压哨三分”的批评颇有新意，时不时让我觉得是一根刺扎在内心深处，我也一直努力要在下一部电影中把这根刺连根拨起。可是，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憋足一口气要拍一部完美的电影的时候，在离晚年尚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时候，我轰然倒下了，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医生说，是积劳成疾所致，是长期身力交瘁的必然结果。同行早就说过，名利场的压力太大太累迟早死于癌症。我的亲人还没充分享受我的盛名带来的好处便要面对生死离别，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感觉死得难以瞑目。我劝服了我的亲人，包括妻子，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我的弥留之际不要在我的身边，不要让我们承受那种生离死别的煎熬和痛苦。
　　 我知道，人之将死，肯定是惆怅不已，如果能让我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面前安静地离去，那是对我的最后奖赏，也是对我人格的最后完善。所幸的是，我的亲人同意了我的选择。他们只需要在千里之外静候我的死讯，然后以最简朴的方式处理后事，迅速抹平由此带来的短暂哀伤，然后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说实在的，我很满意这样，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李克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静。
　　 “我问过你的医生，你的生命至多还有一个星期或更短。”李克直截了当地说，“但是医生的话都是屁话，像婊子说的。”
　　 我的病房里除了我还住着三个病人，两个是老人，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是肝癌，另一个是中年人，跟我年龄相仿，和我一样是肺癌。我们住在一起，彼此都是垂死挣扎的人了，有共同的语言，说说话，减轻一点顾虑和恐惧。他们的亲属也很少来，他们的意愿跟我差不多，将死的人和正活得好好的人不应该互相干扰。因此说我们的思想都很豁达，很坦然。我们心里都清楚自己离死亡还有多长时间，但容不得由别人来提醒，尤其是容不得由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来提醒。李克一进门便犯了这个禁忌。
　　 “我对医生说我是你的兄弟，我要陪你走完最后一个星期。”李克嗓门很大，看上去不是虚情假意。
　　 我挣扎着坐起来，让他坐到沙发椅上。但他直接坐到了我的床边，床架不堪重负，一下子往下弯曲了。
　　 “你的心意我领了，李克。”我说，“你能来看看我就够了——其实你可以不来看我的。我婉拒了一切亲朋好友来看望我，因为不必要，生老病死，一切皆自然……”
　　 “你把我当外人……”李克很无辜地耸耸肩头，让我忽然想起这是他的习惯，是英国两年的后遗症。
　　 “你是怎样知道我在这里的？”我很奇怪。因为我的亲人对外界一贯保密，连那些自称无孔不入即使当事人躲到外星球也能跟踪捕捉到其新闻的娱乐记者对我的生命状态也一无所知。
　　 “是神指引我来到这里的。”李克说，很虔诚地，好像是真的。
　　 我不能跟他争辩神的存在与否，否则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也争不出所以然来。
　　 “他说得也许有道理。3号。”1号床位的老头对我说，他竟然赞同了李克的说法。
　　 在这里，我们都是没有姓名的，只有号码，号码也不是固定的。我现在的号码是八房3号。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电脑、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箱，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医生说，临终的时候最好能回到自然的状态，万物生长，万物消亡，没有外来干涉，只有药物对生命的维持和人对自然、自身的回归。这里的医生医术并不高明，但他们个个都像心理学博士，像牧师一样，除了肉体上让病人感觉不到痛苦之外，精神上给病人抚慰。
　　 我只能说我也相信。神就在我们身边，她看着我们，正准备带我们离开。
　　 李克说：“我是你的朋友，我放下了所有的俗务，我从日喀则赶来陪你。”
　　 李克的眼里充满了怜悯。和十三年前相比，他显得更加深沉、真诚。他飘逸的长发已经剃掉了，换成了小平头，但他的外表依然俊逸，只是多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沧桑、憔悴。仔细看，他的左手腕上戴了一串檀木佛珠，散发着淡雅的清香。
　　 我态度坚决：“我不需要谁陪我，真的，你看到了，我的亲人一个也不在我身边。”
　　 李克环顾了一下，觉得我所言不虚。这里确实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李克疑惑不解，但很快便悟出了什么似的，“这样好，这样也好——那这样吧，我陪你，我有时间，我的时间浪费在哪里也是浪费……”
　　 我说你有什么好陪的，你有大把的事情要做，你赶紧去把你想做的事情干完，否则会遗憾的。
　　 “你承认自己有遗憾？”李克不依不饶。
　　 “有，我至今仍没拍出一部完美的电影。人生和电影一样充满遗憾。”我说，“不瞒你说，我一直想投中那个压哨三分”。
　　 “可是，看来你没有机会了。”李克长叹一声，“……死不瞑目是吧？”
　　 “现在我才知道，世界上应该是有完美的电影的。”我说的是心里话。
　　 “来这里之前，我重新看了一遍你的五部电影，你已经了不起了，只可惜……”李克又要重复那句话了，“你不是没有那种功力，只是你没有那种真实的感同身受的体验，你就差这么一点了。”
　　 我突然觉得李克说得有道理。其实他说的话一直很有见地，只是我没有重视和正视而已，或者说根本上就不屑一顾。李克一股作气地和我剖析了我的电影，几乎不放过一个细节、一句台词和演员的每一个动作与表情，还和那些被公认的大师经典作品对照比较……天哪，他对我电影比我还要了如指掌，他对电影的看法竟然如此独到！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