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提到湖，特别是西藏高原那些海拔或高或低，面积或大或小的湖，所有的影视画面上几乎都能够看到：瓦蓝瓦蓝的天空，白亮白亮的浮云，刺破蓝天的雪山，明媚绚丽的草原。再细看那湖：水波荡漾，一碧万顷；鱼游水底，鸥游湖面……就在此时，你的耳边一定还会响起令人荡气回肠的高原歌曲，真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心驰神往的画面呀！这几十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无数次走进过这样的画面。直到今天，每当我在影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听到这样的歌声，一股暖流就会立刻传遍全身，我也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但是，在辽阔的羌塘高原，也有那么一些湖（全都是咸水湖），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就拿1958年我们的工作区班戈湖二湖来说，湖面全是高低不平的硭硝壳；湖岸是褐黄色的乱石滩；湖边难见一棵草。一场大风刮过来，昏天暗地灰茫茫；一场大雨泼下来，湖里立即成了烂泥塘。加上4700米的海拔高程，年平均零下三、四度的气温。来自江苏的地质员小万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又轻轻地摇摇头，再运用他在地质学校学得的知识，给班戈湖定了个“性”：“这也能算是个湖吗？还不如将约旦河谷南部那个死海的名字借给它，干脆就叫它‘半个死湖’，那才是名副其实哩。”
　　 但这些还算不上真正的困难。要说难，要说苦，我首先还是想说说那些钻工师傅。
　　 先说人。班戈湖地质队的那些钻工师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不少人还负过伤。在五十多年前，人们尊称他们为“老革命”。
　　 再说他们使用的钻探机。1958年班戈湖地质队使用的是两台50米手摇钻机。论“辈分”，它应该算得上是钻机家族的老祖宗；但论个头，它可又是钻机家族里的孙子辈。手摇钻机的结构十分简单：钻机立轴两边各有一个大转轮，每只转轮上连着一根铁摇柄；三根长木杆连成一个三角架，升降钻具的滑轮就吊在那架子顶上。钻进时，班长掌握给进把，四个钻工分立在两旁，握住摇柄使劲摇。你摇一摇，钻机立轴就卡着钻杆转一转。你用的力气大一点，它的进尺就快一点；你摇轻了，它进尺也就慢了；你累了，使的劲小了，它也就干脆不动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曾编有一本《人在高原》的书，认为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地方无法定居，并以此为依据，将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称之为“生命禁区”。1978年我调到地热地质大队工作，在有关资料上看到：6250型柴油机，在气温20摄氏度、相对湿度50%，海拔高度4000米时，功率比海平面下降47%。这也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班戈湖。我想，柴油机是个没有生命的铁疙瘩，“喝”的是柴油，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它竟然也会有“高山反应”，功率较海平面下降了将近一半。那么当年班戈湖那些“老革命”钻工师傅呢？他们每天就是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和黏糊糊的馒头，喝着味道怪怪的水，在海拔4700米的地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代替了柴油机，他们的“功率”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来计算呢？
　　 这还只是说的海拔高度和缺氧，这是班戈湖的地理“常数”，在它面前，钻探工与从事其他工种的人遇到的困难是1:1。但是班戈湖那些可怕的气候“变数”，却给钻工师傅带来了更多的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难。前面说了，50米手摇钻机十分简陋，没有钻塔，完全是露天作业。钻探施工时人们几乎无一日不在经受着烈日、寒风、暴雨、冰雹的“考验”。往往是：上班时还是晴空万里，火辣辣的太阳像一只大炭火炉，卷起滚滚烈焰，灼人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使人喘不过气来。人们只感到脸上火烤般地烫，眼也睁不开，个个都成了蜕了一层皮的黑土豆。那原本就稀薄的氧气，经这“炭火”一“烤”，变得更为稀薄，人们呼吸困难，窒息般地痛苦，除了吱吱响着的钻探机，谁也不愿意开口多说一句话，空气好像也凝固了。这时候，唯有那话篓子赵师傅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偶尔还会费劲地、断断续续地发表着议论：“古，古往今来，都，都说那，英雄难过美人，关，依我看，现如今，只要，只要多给我一口氧气，就是那，貂禅再生，站到了，我的面前，我，我也发誓，绝不看她一眼！”也只有此时此地，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平日里谁也不关心的氧气，在班戈湖，却成了一件多么珍贵，又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宝贝啊。
　　 一天我到二号钻机跟班。开始时，晴空万里，虽说山高地燥，毒太阳晒得人难受，可那天我的心情竟然跟那蓝蓝的天空一样好。就这样钻进了几个回次。我手摇动着钻机摇柄，情不自禁地哼出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可还没等那下半句的马儿“跑”起来，很远很远的天边边上，悄然浮起几缕淡淡的云彩，一会儿工夫，那原本蓝得发黑的天穹深处猛地传来一阵干巴巴的炸雷：“格，隆隆隆……”接着狂风突起，卷天席地扑了过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天地立刻连成了一片。狂风嘶叫着，翻滚着，凶暴得像要将人撕成碎片。我抬头看看天，只见乌云压顶，让你感到天好像马上就会塌下来。突然，利剑般的一道闪电，一下子将那乌黑的天空劈成了两半，天地变得一片惨白，紧接着一串沉雷，大地颤抖。沉雷刚过，天也就像真被戳开了一个大口子，哗——地泼下来一阵揭地掀天的大雨。李班长二话没说，一把将钻探班报表卷起塞进了自己的怀里，跟班地质员急忙用自己的雨衣盖住了岩心箱（因为硼矿岩心经猛雨一浇就会被冲坏，直接影响到岩心采取率）。成千上万吨的雨水，不停地倾泻下来，我只觉得空中的雨水竖着在向地上倒，地上的积水横着在往四处流。我们刚刚被烈日烤出了一身臭汗，连胶鞋里都灌满了汗水，可这会儿被冰冷冰冷的雨水一浇，又立即变成了一只只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战的掉到了泥汤里的鸡。虽说大家都穿上了雨衣（除了跟班地质员），但在那猛烈的雨夹雹的袭击下，全身早就被浇得没有了一根干丝，人们还不敢让钻机停下来，因为钻机停止转动，时间一长，钻具就有被湖里的烂泥巴紧紧卡住的危险。你只得一边咬紧牙关抵御着风雨的袭击，一边使劲继续摇动钻机，捱到风雨过后，再靠自己那可怜的一点点体温去“烘烤”湿透了的衣裤。
　　 但有的时候，开始时也会叭哒叭哒地掉下几滴黄豆大小的雨滴或冰雹，就像是来给人们打声招呼：“喂，我来了哟。”一刹那，大雨就是瓢泼，甚至倾盆了。这班戈湖的雨，大多数还夹着雹。往往是核桃般大小的冰雹夹着雨水，不是“下”，而是劈头盖脑地砸下来，甚至是直接捣了下来。有的时候，也是光响雷，刮狂风，却不下雨。但那来去无常的狂风同样吓人。大风一来，像是有千万头野牦牛和狗熊扯着嗓子在嚎叫，在狂奔，整个天地间充满了恐怖的吼声。风裹着刺鼻的芒硝粉铺天盖地、黑地昏天直扫过来，吞没了一切，四周灰茫茫一片，人像掉进了浑水中，用不了几分钟，你满嘴巴、满鼻孔、满耳朵，甚至是全身的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毛孔统统塞满了芒硝灰。可是你的手还要紧紧抓住钻机摇柄，以防自己也被狂风刮走。一次，人称黄大头的一号钻机黄师傅，就真的被风刮走了，害得赵队长组织人出去找了一整天，最后在湖南边的小山沟里才将晕倒在地的他找到。回来后，队长赶紧扶他在行军床上躺下，再递上一杯热开水，随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三班长（过去黄师傅在部队时是班长），我记得那次阵地遭轰炸，老美的重磅炸弹也没能把你炸迷糊，现如今，一阵风就将你弄成了这模样？”大头难过地回答道：“老营长，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天还真迷糊了……”直到后来，我才从一本介绍高原的书上知道，在高度缺氧的情况下，人们常常会产生错觉，甚至做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情来。几个月下来，不少人得了关节炎、气管炎。
　　 再说说人们的生活，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全国人民正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一些地方听说还饿死了人。但国家对班戈湖的供应还是十分照顾的，听说连敬爱的周总理都多次过问过班戈湖的粮食供应。班戈湖不缺大米白面，可就是做不出熟饭来。煮大米饭时，炊事员将灶火烧得旺旺的，还特意延长了煮饭时间，甚至将贴着锅子的那层“锅巴”都烧得冒了烟，可锅里依旧是夹生饭！还有那黏糊糊的馒头，任你变着法子“蒸”，个个都像“万能胶”，你的手一碰上它，一层黏糊糊的面糊就会紧紧粘到手上来，不用水洗根本弄不干净。这万能胶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粘信封从来不需要胶水，它比胶水还牢靠。再有就是下面条，一大锅水烧得翻滚起来了，任凭你再加大火力，延长时间，那水温也就是八十来度。炊事员无奈，也就只能将面条下到锅里去，很快就变成了一锅面糊糊。开始时，有人埋怨炊事员连面条都不会下，还当什么炊事员？过了不久，人们才发觉这是错怪了好人，真正的原因是班戈湖的海拔太高了，水的沸点低。但那时候，“高压锅”在班戈湖连名词都没有人听说过。人们也就只好将就吃着半生不熟的夹生“饭”。结果是肚子胀得难受，不断地放屁。平时就爱开玩笑的地质员大老李问大家：“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胀肚子吗？”见没有人回答他，他又自己回答道：“这是半成品的大米正在各位的肚子里进行再加工。至于放屁嘛，那是因为肚子加工机也要排气哟。”逗得大家一阵苦笑。更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用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高成本“生活用水”，喝下去味道也是怪怪的，肚子不是胀就是泻。就连偶尔用它洗把脸，手上脸上都会有抹上了一层油的感觉。我觉得那水里就是有油。至于其他的副食品，特别是新鲜蔬菜，就全要靠拉运器材的汽车偶尔从西宁稍点上来了。可就是捎来的那点菜，光在路上就得耽搁十来天，新鲜菜早就成了“脱水菜”；再加上要穿越可可西里、唐古拉山一道又一道的“冰冻封锁线”，等运来班戈湖，少得可怜的那点鲜蔬菜早就成了冰坨坨。人们成年累月吃着腌萝卜、腌大头菜、煮黄豆，连偶尔改善生活吃的猪肉也是咸的。
　　 一天傍晚，人们收工回到三湖边临时搭起的帐篷，炊事员从基地送来晚饭。大家正准备吃饭，一阵狂风裹着大雨突然袭来，眼看帐篷就要被狂风卷走了，人们赶紧丢下饭碗，出去加固绳索。大风过后，回到帐篷，锅里碗里统统都盖上了一层泥沙。再回基地去做饭已经来不及，大家也就只好在碗里倒上点水，用筷子搅一搅，让泥沙沉到碗下面去，“咯吱咯吱”吃了一顿“泥夹饭”。
　　 再说人手也严重不足。一次我问赵队长：“队长，地质部人员定额规定，手摇钻每台定员15人，那还是在内地。可我们队只有12人，若是有人生了病怎么办？”赵队长看了我一眼，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又给我讲起了“过去的故事”。他说：“在朝鲜，我们营的高射机枪连被敌特发现了，美国鬼子的轰炸机暴风骤雨般丢下来成吨的炸弹，一眨眼功夫，整整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可还得照样打敌人，守阵地。”好像要验证他的这句话，几天后，二号钻机的钻工大老刘患感冒真的爬不起来了。赵队长说：“今天预备一组上。”我心想，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队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看你这“预备一组”从哪变出来？只见赵队长一声不响，换上工作服，跟上钻工们出发了。原来，队部所有的行政管理干部（包括赵队长自己和另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机要员老张），早就被队长编成了他的“预备队”。我想，到底是打过美国佬的独立营长，处理事情就是不同凡响。这种“预备制”一直保留到1960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我队完成了1958年的野外地质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