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阅读经验的人，都不至于把麦启的小说《朝圣》，看作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因为它明显带有某些先锋文学的特质，尽管从地域上看，河南的确出过很多乡土小说。被指陈为乡土小说，自然是因为小说有很多乡土的元素，譬如，乡村、麦田以及地方文化烙印等，如是来考读麦启的《朝圣》，自然会落入习惯思维的圈套，在审美上南辕北辙。将《朝圣》一点一点地展开，我们就不难发现，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散乱如花的叙事手法。
　　
　　 ·最后的挽歌抑或回归神性的乡土？
　　
　　 一个被乡人认为的疯子，一直要去县城甚至是省城告状，他要告电视，告他的父亲。在他近乎混乱的“叙述”中，我们知晓，他来自封闭的巫塘，一个民间艺人的家庭。爷爷、父亲和叔叔都是吹唢呐的。最初，他们爷仨加上唱地方戏白桂英是一个班子，在四里八乡很受欢迎，红白大事之时，都会请他们演出。后来由于父亲成了“杰出民间文化传承人”，而被迫离开这个班子，去和一个跳脱衣舞的苏小小合作。在人祖庙会上，两个班子相遇，进行了一场近距离的“火拼”，脱衣舞自然战胜了地方戏，而父亲自此也进入了苏小小的世界，之前，与白桂英有染的父亲，又与苏小小有了奸情，母亲李玉枝看在眼里一直装着不知，暗地里“红杏出墙”，与别人私通。当经常种别人的“地”父亲，发现自己家的“地”也被别人种了时候，就秘密杀死了母亲，最终，有了“我”疯疯癫癫去告状的肇始……
　　 这就是麦启的短篇小说《朝圣》的基本内容。这部小说概括起来，情节并不复杂，但在麦启的笔下，却显的十分怪诞和神秘，甚至带有几分“鬼气”。小说一开始就摆脱了线性的叙述，摒弃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让人坠入一种雾瘴一般的 “呓语”，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而“我”在小说中是个“疯子”，所以，在语言认知上，作者一开始就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悖论：即“疯子”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甚至是“胡言乱语”，而对于小说本体而言，这些“胡言乱语”又恰恰构成了小说自身。而这种悖论的建立，一方面是小说叙事有效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让小说寓意自动现身的前提。
　　 小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叙事的艺术，是“讲故事”（佛斯特语），是“站在虚构这边”，讲一些“现实的影子”。而影子往往是一种“印象”，它一般都取决于以自身知识体系所维系的“光源”，因此，真实的生活事件，在小说中总是变形的，甚至是以“影子”方式存在。而这些“影子”是否能复活读者内心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牵扯到对已有经验的整合、剔除和编改，而且，还牵扯到在小说文本中有价值地重构。
　　 显然，麦启在小说中对现实的重构是有效的。麦启出生在周口淮阳，也就是小说中龙塘，他近20年的乡村生活，几乎让他通晓这里的一切，譬如，巫塘是吴塘的误传，这里都是秦人吴广的后代，“喜诉讼，好争斗”的民性；这也为“我”一直要去告状，打下了伏笔。再譬如，人祖庙、泥泥狗、担花篮、走巫步等，这些风俗或风物，几乎复活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而对当下乡村轻佻俚语的采摘，更让被城市文明抽空了的乡村，显得脆弱而又不堪一击。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地方戏，有着几千年的传统，为何轻易地就被脱衣舞击败了呢？而外国人带着朝圣的心理，来到巫塘考察中国的民间艺术时，看到的却是粗俗不堪的“脱衣舞”……
　　 与其说反讽，倒不如说是反思，在文化层面上，把“河水”和“海水”分开。在这样一个各种主义并置，且相互影响，撕扯纠缠，呈现出类似马铃薯块茎状态的话语语境下，界定本身就是要给出“标准”，让混糊的一切清晰起来。乡村日常生活固然单调，其“地理”范围不超出乡镇，但其更符合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因为，自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后，“田园”便成了形而上的概念，作为传统文化避难所和民族文化保留地的乡村，就成其为现实的和想象的精神家园。）在这里，麦启并没有表现出落俗的“文化守城”姿态，他对乡村，几乎没有一点唯美的乌托邦式的“田园牧歌”抒写，相反，在他的笔下，有的只是日益衰变的“乡村风情”碎片和“城市是住人的，乡村是住神的”的哀叹。
　　
　　 ·细节中隐喻
　　
　　 在阅读麦启小说的过程中，除了感受到浓密的方言裹挟外，还有口语和隐喻的“夹击”，这让他的语言有了一丝土腥味儿。就像小说中“我”，“对着太阳磕头，只要额头一接触到大地，地气和阳光就会像血一样蓄满全身。”离开了土地，在水泥、钢筋的丛林里住久了，我们是否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早已丧失了力量？
　　 寻找能连着脚踵的土地，或者说精神家园，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内心追求，面对一派衰变的、被工业文明抽空离析的乡村，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
　　 现象再繁杂，也会露出真相的内衣。“形散而神不散”，似乎是针对散文而言的，但我觉得，用于麦启的小说，更为恰当。以疯子的口吻，近乎荒诞在诉说着“家丑”，在寻找着母亲的下落，是《朝圣》这部小说的明线，而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却用大量的笔墨，再现了巫塘的风土人情，以及农耕文明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衰变。而这一切，大都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细节表达出来的。譬如，父亲第一次和苏小小的遭遇，是在两个班子的“对抗赛”上，父亲和白桂英使出浑身解数，极尽能事唱着地方戏，却抵不过苏小小多少带有点“荤”味的“说唱”。在这个情节中，作者不但动用了很多细节描写，来渲染两女人的“演唱”，而且还淋漓尽致展现了一种文明在另一种文明围剿下的溃败：“我爹有点撑不住了，他的腿有点软，他的气也有点软……”再譬如：我去告状，两次在老坟地遇到“鬼”。第一次被弄瘸了腿；第二次虽然没弄丢“舌头”，但自此以后，说话就有些不正常了。这两个遇鬼的细节，看似荒诞不经，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影子，其实，鬼不在小说里，就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里。
　　 如果把情节看成小说的骨架，那么细节无疑就是小说的血肉，而细节中的隐喻才是小说真正的血脉，细节会构成小说中现实，而现实中的许多细节是构不成小说的，叙事的可能性就是加大文本的隐喻，让词与词的摩擦，在一定的话语语境内产生更大的歧义和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宏观地从个人经验性的记忆里，甄选一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事件，通过词语的组合，来构建带有隐喻的细节，而这些细节，一旦在语言中形成，就构成了小说自身。
　　 麦启在写作之初，似乎就有这种理念。他曾说过，镜像式的还原现实，并非词与物的唯一界限，隐喻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才能让“词的奇景”（福楼拜语）现身。事实上，《朝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细节把控，让其寓意自动现身的，就像小说中母亲的死，是苏小小自动说出来的。如果把母亲看作是“精神家园”的话，而母亲早已“被害”，就埋在大槐树下，在月光下，我们只能，也只能用骨头敲打着骨头，模拟发出云在天上走步的声音……
　　
　　 201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