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的灯
　　
　　 这是许多年前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
　　 在一个极其偏僻的陕北山村，我和一个曾经到过西安城的庄户人有过一次攀谈。这是一个极其趣味的庄稼汉，他叫老憨。从老憨嘴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足够的锐智，都有足够的憨趣，同时，老憨把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结实！那里没有电灯，一盏煤油灯放在炕桌上，那灯光映在窗花上。那次攀谈使我对城里的灯光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生动的认识。那一天，窗外飘着鹅毛大雪，我和老憨守着一盆木炭火，攀谈着各自所经历的稀奇人物和稀奇事情。炭火映红了我们的脸庞，炭火也把我们所说的话题映照得晶光雪亮。那天，我们话题赶着话题，最后我们说到了灯光。
　　 我说：在所有贫穷落后的地方，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缺乏或者说彻底没有灯光。灯光是富有富足的前提。
　　 听完我说的话，老憨憨笑着说：电灯真是个好东西！我到西安市去的那些日子，每天晚上都在街上看灯，老是看不够！那灯光真正是神奇，照得过往的女娃子一脸的桃红，照得过往的男娃子一脸的富态。你仔细观察过西安城里的电灯吗？西安城的电灯发出的灯光有着不同的色调；钢亮的灼人眼目，温婉的如润如酥，还有如梦如幻的灯光，每一盏灯都令人神彩焕发。城上城下，到处都是灯。回来以后，每晚我都睡不着觉，眼前过来过去全是城里的灯光。唉，我们这儿不通电，到了晚上天上地上是一个颜色！
　　 我说，你们这儿会尽快通上电灯的。我说，上山的路上我已经看到电力工人在黑山与白水之间架杆搭线！我说，通上电灯你最想干什么？
　　 老憨嘿嘿笑着说：通了电，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买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真是个好东西，他让你不出门就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通了电，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给家里也装上城里那种‘能照得女娃子一脸桃红’的电灯，好好的娶一个婆姨，过安生日子。让电灯给我的婆姨脸上也像搽上姻脂一样的涂一层桃红。我太喜欢城里的电灯了，那灯光下面的女人怎么就那么水色，那么妖娆？！
　　 回到西安，我还在想老憨所说的西安城的电灯的种种神奇。我想，是人类文明催生了灯光哩，还是灯光驱散了贫穷的阴翳？我想，我真应该好莱坞好的欣赏一下西安城的灯光，像老憨那样，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欣赏一回西安的灯光。
　　 走出家门，如潮如浪的灯光烧灼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眯细眼睛朝远处看，远处的灯光瀑布一样的从天而降，远处的灯光山峦一样的由下面上，一直抵达星星的高度。我禁不住的想起诗人公刘的两行好诗：
　　 灯的河流，灯的山
　　 纵横的灯光是诗行。
　　 灯光是标点！
　　 那天晚上，我很容易的在街上找到钢亮的，灼人眼睛的那种灯光，也找到了温婉的如润如酥的那种灯光。我还在一条颇为时尚的街道，找到了那种神奇的可以使女性更妩媚，可以使男性更阳钢的灯光。
　　 一条小街，一对老年夫妇相携而过。在灯光的下面，那老婆婆说：想当年这条街道一盏路灯都没有，现在好了，灯火通明。那老先生说：别说想当年，想当年我们人类还生活在原始社会。
　　 街边的酒吧里传来了轰然巨浪一般的摇滚音乐，在音乐声中伴随着年轻人吼哮一般的滚滚歌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生活！
　　
　　 我沿着一条一条灯光的河流，奔向一座一座灯光的山峦。
　　 那天晚上，我再一次想起老憨。我在想：偏僻的山村通上电灯了吗？老憨看上电视了吗？老憨日思夜想的那种如梦如幻的“可以给婆姨涂一脸桃红”的那种神奇的灯光安照上了吗？
　　 没过几天，老憨捎话给我：山村通上了电灯，他也搬了一台超大屏幕的电视机回村。那一天晚上，一个平常灰头土脸的农家女子，在老憨的窑洞里，在电灯的下面，脸庞被涂上胭脂一样，泛滥起艳泽的一脸桃红。那天晚上，老憨彻底难眠。
　　 西安城里的电灯真神奇，似乎还散放着一股诱人的、扑鼻的芳香。
　　
　　 娘家人
　　
　　 这是民国23年的正月十三。按照老礼，今天是舅舅给外甥送灯的日子。
　　 天麻麻亮，城坊里静极了，鸡不鸣狗不吠，街上也还没有货郎吆喝的声音，甚至连学堂里的娃娃们念生书的声音都还没有，娃娃们还在睡。一疙瘩阳光烙在街楼的顶子上，刚刚能够辨识出街楼上悬挂的匾额上面的文辞。这时，一只花喜鹊落在了德福巷杨家后院的皂角树上，嘎嘎地叫了两声。
　　 院子里有了杨家老太太哝腔哝调地吆喝声：“还睡哩，太阳都上了房了。”杨家老太是小脚，身板精瘦，双目炯炯，走起路来噔噔响。杨家老太太捏着扫帚疙瘩，抬头看着后院树上的花喜鹊，噶儿噶儿地笑。杨老太太的娘家是城南庙坡头村数一数二的大户，套得起马车，雇得起粗作。她的二老早已归西，几个娘家兄弟也都已经分吃另过、自立门户。杨家老太自从嫁到城里，就陷入了无休无止、无根无底的对娘家人的思念，但她出于妇道本份自然就很少回娘家，纵是年节上回娘家一回，她也会客人似地在炕沿上坐一坐，客人似地到地头上掐一朵荠菜花，到村前村后转一转，然后挟着包袱往城里面赶。在回城的两人抬轿子或骡马车上，她又开始念叨娘家的事情，前院的梨树该剪枝了，后院的围墙该覆瓦了，事无巨细，只要是娘家的事她全往心里去。可她嫁到了杨家，就得伺候公公婆婆，就得扫院净街，就得经管一大家子人的吃喝。就这样说吧，从小姑子坐月子到老母鸡下蛋，她都得管。等到她“开怀”(生娃)以后，她回娘家的机会就更少，老大两岁，跟在后面的是老二，等到老二两岁的时候，老三也该呱呱坠地了，如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院子里站满了猛男俊女，直到儿当家、女出嫁，直到四世同堂、五福弘光。直到杨家的老辈子脚跟脚地归西(死了)，杨家老太这个当年的小媳妇也“熬成婆”了。杨家老太一辈子都在念叼娘家的事，训斥儿孙的时候，杨家老太总喜欢瘪着嘴、恶狠狠地问：“我是卖给你杨家了?!你杨家是给了我金尿盆，还是给了我玉石碗?你杨家把我亏扎了!”儿孙们不敢嘴硬，只有陪笑，嘿嘿。这阵儿，杨老太太在扫院子，不等天明的时候她已经摸黑扫了街门口。等到杨老太太把前院后院都洒扫干净了，儿子的房门才“吱咛”一声闪开一道缝，儿子蓬头垢脸地端着尿盆往后院走。杨老太一准会在这阵儿对荒手毛脚的儿子说：“你大舅今天该来送灯了，吃喝给预备上。”儿子一边紧手紧脚地往后院走，一边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
　　 这时杨家的院门前有了菜担子的吆喝声，有了骡马车过往晃啷晃螂的声音。自从杨家老太知道娘家哥要来，她的耳朵对街上过往的骡马车就异乎寻常地敏感，每次有骡马车从街上过往，杨老太都会屏住呼息、竖起耳朵听。这阵儿，杨家老太太已稳稳地坐在了上房的八仙桌旁边，等着儿孙们吃喝完了之后，来给她“请安”。儿孙们轻手轻脚地走进上房，毕恭毕敬地站在杨老太太的面前，躬着腰说：“妈，我到字号上去。”“奶，我学堂去呀。”然后，儿孙们一步一步地从屋里面退着往出走。杨老太太总会在这阵儿说：“这些年来，你杨家老的小的握成一把子欺负我，咱给你舅把这事说一下。”儿孙们大可不必和老太太较真，杨老太太也用不着儿孙们和他较真。她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会很巧妙地补上一句：“回来捎二斤肉，给你舅包饺子。”“退”着走出上房，儿孙们宽宽地舒了一口气，该上学堂的上学堂，该上字号的上字号，不过他们的嘴上还在一诺声地在答应：“噢，听清白了。”杨家大少不失机会地和老太太打趣：“噢，记住了，捎肉，捎韭黄，给你娘家人包饺子。”杨老太太骂上了：“俺娘家?!没俺娘家你是从门缝子钻出来的?!没俺娘家你杨家能有这么大的世事?!”说完骂完，院子里又静下来了。儿孙们早出了院门，杨老太太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自言自语：“俺娘家半年没来人，你一个一个都成没王的蜂了!”娘家哥要来，杨老太压抑不住心里的喜悦，似乎她是在杨家受屈受难呢，似乎娘家哥是专门为她撑要壮胆来的。
　　 中午，杨老太的娘家哥吆着马车进了城。车上满装着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火箍轮灯、粉莲灯、羊灯、琉璃灯……进了城，娘家哥先不张罗着去看他姐，讲究先顺路到杨家的字号上去坐坐，看看外甥的生意排场，听一听相公娃啪哩啪啦算盘珠子的脆响，然后，盘腿盘脚地坐在八仙桌边，喝一壶外甥为他准备了好久的“陕青”。茶过三巡，外甥会忙里偷闲地差铺子的相公娃，去南院门“春发生”叫一碗“葫芦头泡馍”，还一定会就近在哪家小酒馆喊一荤二素三个冷盘，再烫上一壶柳林镇的“西凤酒”。酒菜齐备了，外甥也把生意上的事打理的有了头绪，然后舅侄二人你一杯我一盏地开始喝酒，一边喝一边说些年节上的稀奇事儿，直喝得日头西斜，直喝得一街灯火，直喝得舅舅说起话来舌头在嘴里打噜噜：“好娃呀，你妈进城的时候，是你杨家老辈子用八抬大轿抬进城的!等到日后她‘停摆’(死了)了，你小辈子还得把她用八抬大轿抬出城!少一根轿杠，我就剥你驴日的皮!”外甥一迭声地答应，三孙子似地。外甥年岁不大，小六十了，舅舅也就八十开外。外甥虽说也喝得不少，但他还是得躬身躬腰地陪着笑脸对舅舅说话：“咱回，俺妈蹲在太阳坡底下等你，腿都蹲麻了。”?
　　 马蹄哒哒地走在石子路上，娘家哥抱着鞭子坐在车辕上，帽翅儿支棱着，嘴上还难免哼几句乱弹。杨家大少盘腿盘脚地坐在车厢里，两手抄在袖筒里，随着马车的颠波，渐渐地进入梦乡。
　　 杨家大门前挂出了牛头大的两个粉莲灯，左邻右舍就知道杨家老太娘家兄弟给外甥送灯来了。这时，家家户户门前差不多都挂得有灯，有花灯，有彩灯，有粉莲灯，有火箍轮灯。老街老巷被灯笼映照得透着富态，透着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