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由于极左的文艺政策，造成文艺界的万马齐喑，大多数作家在文革中都遭到了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迎来了创作自由的春天，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一看这些小说的质量，则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数很难跟三十年代那些作家们的作品相比，其中不免透露出浮躁的痕迹。
　　 当代作家们开放初期的浮躁，是因为不少曾经受到批判受到压抑的作家，一旦获得了创作的机会，便想借助文学这一形式一吐为快，像一批右派作家就是这样。一些青年新手也是急于借着这股创作自由的春风一展身手。这样就很难像世界上那些著名作家和中国古代小说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精雕细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作家也不可避免的卷了进去。原来是为宣泄而写作，现在是为金钱而写作。一些人几个月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来不及认真修改，便抛向了市场。他们的创作动机显然是为了多赚钱。于是文学一天天失去了其本性，沦为赚钱的工具。作家们的浮躁情绪也随之越来越严重。只要能出版，出版了有人买就行，至于作品流传到社会上究竟造成什么影响，后果如何，他们是不管的。
　　
　　 作家们的浮躁情绪已经致文学于死命了。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尖锐的指出中国当代作家的毛病，说“中国当代作家他不敢面对生活具体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他们看市场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所以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写的小说跟剧本一个样，好像他们希望有美国监理公司会把他们的破剧本拍成电视剧就完了，为了出名、赚钱。”又说：“不应该考虑到市场的要求。市场和真的文学是分开的，应该是分开的。比方说，在德国，最好的诗人、最有名的诗人，他能够卖他的诗集的话，三百本。一个非常好的德国小说家，在德国可能会卖多少？三千、五千本，他们为文学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为了过日子还是玩乐，还是其他什么写作。”
　　
　　 顾彬作为一个外国人，因为从外部看中国文学，应当说还是比较正确的。
　　
　　 顾彬还批评了中国当代作家们的急于事功，只将写作速度不讲质量的问题。他说，“除了诗以外，除了一些散文家之外，他们不会为一个词一个字而周折一天。比如说德国当代作家，如果写小说的话。他们一天最多会写一页，有些作家说我们一年之内只能够写一百页。”
　　
　　 其实，文学史早就证明了“创作不能浮躁”这一命题。
　　
　　 《红楼梦》写了多少年？据作者曹雪芹说，这部小说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其实他是写到死的。
　　
　　 歌德为了完成《浮士德》花了60年的宝贵时光。
　　
　　 雨果《悲惨世界》的写作用了十四年。他的《九三年》分量很重，他轻易不肯动笔，因而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雨果在写作之前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历史背景的工作。
　　
　　 有多少作家为了一部书将毕生的精力投入进去。
　　
　　 这足以说明，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创作上从不为名利所左右，从动笔之前的构思到写在纸上，再到写完后的反复修改，是消耗了大量心血和时光的。当然为名为利为金钱的作家是不可能这样认真的，他们一切以市场的反映作为评价自己的作品的标准，不怕真正有水平的批评家如何挑刺。只要能够炒作起来，让自己的书卖得快卖得多就是成功。其实这样的作家正是顾彬所看不起的。
　　
　　 真正的作家必须不为名不为钱，创作过程中必须克服浮躁心理。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否则只能是急功近利，写一些骗钱的玩意儿。他们得到了金钱，却失去了思想和艺术。这是他们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