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质部和西藏工委派来的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陆续来了不少，“雪”那个小院子住不下了，地质局搬到了拉萨北郊。
　　 进藏前，我心中的偶像是郝守财、任继忠两位“38式”的老干部和“南下干部”李玉梅。进藏来到班戈湖，我的偶像又增加了一位，他就是赵斌。就在搬到拉萨北郊不久，那一天，听说从四川来了位老红军。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过去瞧一瞧。找到老红军的住处，一间小土房，房门敞开着，一个普普通通，穿件旧棉袄，戴顶旧栽绒帽的中年人，正满头大汗地修理着一只小板凳。见来了人，他忙放下手里的活计，让我进去，请我坐，又用四川话喊：“老韩，快给小同志倒水！”。一个穿着跟他同样朴素的中年妇女，出来给我倒了杯开水，又拿来一盒“黄金叶”（当时拉萨的好烟）说：“请吸烟。”听口音，我才知道红军夫人是北方人。
　　 再后来，跟他接触多了，我知道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唐振华，四川人。1934年红军经过他家乡时，他扔掉正给地主放牛的鞭子，跟上部队就走了。来到陕北，东渡黄河打日寇；解放战争又随军入了川。战事结束，老唐带上妻儿和警卫员回老家探亲，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可谁知刚到老家那个县，便遇上了一位比他早下了地方的老首长，首长说：“别走了，就跟我在这里干。”一句话，唐振华连转业手续怎么办的也不清楚，就当上了旺苍县的副县长；1942年入伍，后来当了军医院护士的妻子，稀里糊涂地跟着老唐成了“家属”；警卫员小刘有点文化，被他送去上了工农速成中学。1960年唐振华奉命进藏，来到西藏地质局，当局办公室主任。
　　 一次，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亲自来到地质局，接见了全局干部。司令员讲了地质队员们在班戈湖做出的贡献，又讲到如今西藏人民得到了解放，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要当好先行兵。司令员说：“现在拉萨用电主要靠刚刚建成的纳金电厂，可发的电只够晚上照明用，所有的部队和机关，一日三餐，烧水、作饭用的都是从四百公里之外的林芝拉来的木头。”司令员掐着指头算了一笔账：一辆运油汽车从格尔木到拉萨，来回路程2300公里，若再算上林芝就是3100公里了。司令员说：“载重汽车每百公里耗油40多公升，一车汽油运到拉萨，除掉运油车自己耗去的油，还能剩多少？再加上用那么宝贵的木材来烧火做饭，真正是‘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哟。在坐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你们各位都可以算一算。”张司令员还说了很多话，直到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句：“找到煤，地质局全体记大功！”
　　 找煤，成了当时全局的头等大事。也就在这时，远在辽宁的101煤田地质队奉命进藏。他们由辽宁乘火车到达甘肃的红柳园，然后改乘汽车进藏。当汽车翻过唐古拉山后，连近在咫尺的安多县城都没有去，车头拐向西北，直接去了海拔4800米，当时说来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煤矿——土门格拉煤矿，并立即开展了勘探工作。说句心里话，他们遇到的困难并不比1958年班戈湖队进藏时少。但他们也犯了一些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严重”的错误。比如，到土门后，天气特冷，谁也离不开烤火取暖。土门遍地都是煤，炉子也好办，用泥巴和石头一糊就成了一个土煤炉，可就是缺少烟筒。也不知是谁，竟“胆大包天”偷偷拿来钻探用的套管做了烟筒。结果，人人效仿，很多帐篷上都竖起了套管做的“烟筒”。可那套管是无缝钢管做成的，那年月珍贵得很，可一做了烟筒就退了火，便等于报废了。这在1960年来说，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问题。还有就是该队当年钻的几口井，几乎没有一口达到设计要求，不是因为孔内事故报废就是未达到设计要求而提前终孔。更有一件好像在情理之内，但又严重违纪的事情：一个钻工因高原病亡故，队上为他做了个大棺材，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派专车将棺材运到甘肃的红柳园，还准备要包一节火车皮，将棺材运回死者远在辽宁的老家去。可棺材运到柳园，火车站说不符合规定没给运。屋漏偏遇连阴雨，那天晚上，驾驶员鬼差神使又忘记了放掉发动机里的冷却水，当晚汽车发动机缸体就被冻裂了。这一连串的事故惊动了中共西藏工委。1961年3月，西藏工委指示地质局马上派工作组去煤田队协助（其实是检查）工作。工作组长就是局办公室主任唐振华。工作组成员有：人事干部王涣琛，东北工学院毕业的调干生；工会干事罗永寿，原十八军文工团员；地质科谭岳岩，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还有我，在局里搞计划工作。唐主任是“老大”，然后是：罗永寿和王焕琛都是28岁，谭岳岩和我都是23岁。
　　 1961年，在西藏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十八军进藏的同志）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唐主任是一位老红军，而且年近四十，这在我们眼里，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头子”了。加之他进藏还不到一年，第一次出野外就要上4800米的土门，大家都为他的身体捏着一把汗。他却笑着说：“那年过雪山，我就靠着一件破夹袄，一双破草鞋，几只干辣椒，拽着马尾巴，硬是翻过了山，现在条件这么好，怕个啥子哟？”
　　 来到土门，队部只有一排干打垒的小土房，剩下的全都是帐篷。队上同志将我们的行李搬进一顶帐蓬。老罗大声嚷道：“我们可以住帐篷，唐主任住到那里要不得！”唐主任急忙止住他，说：“别嚷嚷，让人听到多不好！”老罗还是不干，扯开嗓子喊：“格老子，我怕个啥子哟？为什么他们住房子，却让老红军住帐蓬？！”“老罗，住嘴！”唐主任轻喝一声，说：“再莫说什么老红军老红军的了。井岗山的毛驴子还要吃草料驮大炮，老红军就不能住帐蓬？”
　　 土门格拉比拉萨海拔高出一千多米。到那里的当天晚上，我们个个都有高山反应。半夜我起来方便，听到唐主任还在地铺上“烙饼子”——翻过来又翻过去。第二天，天亮了，我们几个还赖在铺上，谁也不想起来。唐主任起来了，费力地在那里摆弄着土煤炉子，弄得帐蓬里满是烟。王涣琛赖不住了，爬了起来；老罗、小谭和我也只好跟着起来了。老罗拉唐主任坐下，说：“主任，您是领导，您不该干这个！”主任说：“井岗山的……”话还没说完，老罗大声说：“主任！您不是毛驴子，您是老红军，是我们的领导。”唐主任说：“领导？这点苦都不能吃，还能当领导？”从那以后，早上生炉子，烧水都成了他的“专利”。我们不让他干，他说：“年纪大了，躺在铺上反正睡不着，还不如早点起来烤烤火。”
　　 工作开始了。因为我们这次是来“检查”人家工作的，人们对我们似乎都有些戒备之心。唐主任说：“过去打仗，还要先将敌人的基本情况摸摸清楚，再到前沿去看看地形。我们这次来土门，一点情况不清楚，先将情况调查清楚再说。”他决定工作组几个人，白天全部下现场跟班劳动，晚上各人干自己有关的事情。老罗吞吞吐吐地说：“主任，我这几天不太舒服，老毛病又犯了。”他指的老毛病，就是他那一直挂在嘴边边的故事：“1952年，（这几个字，他总是用“高八度”的声音说出）在太昭，我从马上摔了下来，留下个腰痛病，现在老是犯……”说完这句话，他还会皱起眉，“哎哟——”一声，再长长地叹一口气，然后抬起右手揉着腰。唐主任说：“罗永寿有病，在帐篷里头好好休息。你们几个跟我去挖槽探。”
　　 老话说“春暖花开”，绿草和红花是春天的象征。那时候都已经是四月天了，别说在内地，就是在拉萨，野草也纷纷从地下探出了嫩绿的尖脑袋，桃花也快要开放了。可在这土门格拉，山上山下，屋前屋后，一片灰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一丁点春天的气息。就是到伙房里去，你也很难见得到一棵绿色的小葱、一片绿色的菜叶。吃的全是冻萝卜、冻白菜。
　　 我们跟着唐主任，来到槽探工地，梆梆硬的冻土，使劲跺上一脚，咚咚直响。抡起镐头挖下去，手震得发麻，地上却只留下一道白印印，跟挖在石头上差不多。而且，在这将近5000米的地方，我们几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挖不了几下，就气喘吁吁，何况是年近四十，进藏不久的唐主任。我们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摇摇头，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连皮都没有蹭破一点，回去干啥子？”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王涣深说：“看来这样子硬挖下去也不行，用我们过去打仗时的话来说，这就叫作‘拼消耗’，这样哪能行？老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工科大学生了，你好好想想办法。”第二天，王涣深向唐主任汇报：“土门属永久性冻土地区，我们施工槽探的地方全是冻土，它的硬度并不比一般岩石软；又因为是冻土，还没了岩石的脆性，挖起来更加困难。光靠人力硬挖，根本不行。”唐主任说：“那依你的意见？”王涣深说：“现在的槽探施工区，有阳坡也有阴坡。阳坡地方，可以在上午等阳光将地表的冰晒融化之后下午挖；下午没有太阳时，还可以利用牛粪火来烤，边烤边挖；阴坡的施工点，最好还是用炸药，先将表层冻土炸开，再用火烤，比现在硬挖要好得多。”唐主任找来探矿科长，问他，可不可以使用炸药？这位科长将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我们也想过这办法，但炸药要是被坏人偷去了咋办？”唐主任问他：“坏人，哪个是坏人？”科长说：“那些民工……”他还没有说完，唐主任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大声说：“我们到西藏来，就是为了解放西藏人民，同他们一起建设新西藏。他们是主人，我们是来为他们服务的，你倒把他们看成了坏人？”第二天，根据唐主任和队上领导研究的结果，在民工中选出几个组长，由探矿科专门对他们进行训培，又订立了十分详尽的炸药领用制度，槽探施工采用了“一晒、二烤（用牛粪火烤）、三炸”的办法，工效提高了几倍。当时的民工组长，后来成了地质一大队车队队长的阿旺将措，只要一提起那些往事，就会热泪盈眶，连声说：“老红军，亚古西扎都！（好得很）”槽探施工问题解决了，唐主任又安排我们白天去钻机跟班劳动，还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各自干些与自己有关的工作。
　　 101队的钻工，大都是东北解放前后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少数人在“小鬼子”时期就是干的这一行，技术上可以说是呱呱叫。虽说土门海拔高，永冻层厚，钻探施工条件没法和辽宁相提并论，这是实情。但据有多年煤田勘探经验的地质局谭副总工程师的意见，钻探效率和煤心采取率先不同内地比，但正常钻进和采到煤样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土门队却事故不断。问题究竟何在？我们几个人，只有我在班戈湖干过钻探，但那是小小的人工手摇钻，根本无法与土门的千米机械岩心钻探机相比，而其他几位过去连钻塔都没有见到过，虽说是每天去钻机跟班劳动，看到那里都是“平安无事”。一个星期就这样子过去了，也没有看出个名堂来。那一天，唐主任喊住我：“小王，今天你跟我去上夜班。”
　　 那一天，天又黑又冷，我跟着唐主任来到机场，钻塔里面有一个用废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煤火正烧得旺旺的，可我仍是觉得冷飕飕。柴油机嗡嗡地叫着，班长扶着刹把，几个钻工围坐在大煤炉旁聊天。见我们来了，都急忙站了起来，有的去看柴油机，有的去整理钻具。班长将刹把交给一个钻工，走过来同唐主任打招呼。他笑着说：“天气这么冷，黑灯瞎火，您不该到机场来。”主任说：“你们天天这样干都不怕，我一次都不敢来，那我成个啥子人了？”班长说：“您是老红军，人民的功臣，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咋能跟我们比？”唐主任说：“怎么不能比？井岗山的毛驴子还要吃草料驮大炮，我来向你们学习钻探技术也是应该的呀！”没想到，就这么一句清淡如水的大白话，竟让班长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从此，我就跟着唐主任，每天都去钻机跟夜班。机长分配我学柴油机，满足了我早就想学技术的愿望，我每次都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油、水也加得满当当的。唐主任说：“我年纪大了，技术活学不会，就给你们当小工。”从此，打扫机场卫生，给炉子添煤烧开水，临时跑腿去后勤领个小材料，就都让他包了下来。这期间，也有人对唐主任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老罗就说：“主任，您别再去干那些婆婆妈妈的事了，再这样下去，钻探任务还是完不成。”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情况还真让老罗说中了。
　　 又过了几天，那天我和唐主任一到机场，机长早早地就等在那里了。没等主任说话，机长倒先开了口：“主任，您是一个大好人，您寻思些啥我们心里也都明白了。我们不是不想好好工作，但队上的一些作法实在是伤透了大家的心。”接着，他举了不少例子：“队领导和干部们住土坯房，钻工统统住帐蓬。夜十二点下班，先到伙房去吃饭，那凉馒头又冷又硬，可以打死狗；大米饭是夹生的；稀饭像温开水，不少人都得了胃病。回到帐蓬里，帐篷冷、被子冷、人们的心更冷，一直睡到天明，两只脚还是冰凉冰凉的。我们向大队反映过无数次，孙书记只有一句话，要我们学习东北的抗联，学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顺手从一个钻工手上扯下一只棉纱手套，五个指头，四个脱了线，开了口。机长说：“主任，您瞧瞧，这就是我们钻探工人戴的手套。在辽宁，每月每人还发三双单手套，可到了土门，发一双棉手套，单手套也只发一双。我们钻工干的是泥水活，每提、下一次钻，两手湿漉漉，棉手套湿了不易干，单手套又不够用。就这么件事，反映上去，得到的答复还是学习抗联、老红军。说句大实话，谁也愿意学老红军呀。现在好了，您这位老红军就站在我们跟前了。您说说，我们到底该咋样学呀？”唐主任不断地点着头，似乎在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又高又大的东北汉子吴机长这时候好像也决心豁出去了，他指着那还在“嗡嗡”转动的钻机立轴说：“天气太冷，心情又不好，有时候人们就会打空钻！”唐主任很随便地问：“啥叫打空钻呀？”机长低下了头，轻轻地说：“这‘打空钻’就是不给钻具加压，钻头不接触岩石，外行人看来，钻进工作一切正常，其实，钻头在空转，不用提、下钻，不用取岩芯，快下班了，“编”个班报表，交班完事。”打空钻，涂改和虚填钻探原始记录，这可都是严重的弄虚作假，在那个年代，依据国家的规定，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在，在土门，还真发生了这种事，该怎么办？
　　 在工作组同大队领导的碰头会上，大队孙书记义愤填膺，激动万分地说：“处分，一定要严历处分！”唐主任说：“处分好办，下个文件，再盖上个红砣砣（公章）便成了。可你们想想，工人同志们背乡离井，万里迢迢，从海拔百十米的辽宁来到土门，而且，他们连拉萨都没有去瞧上一眼，就直接上了4800米的土门格拉。数九寒天，吃着夹生饭，住着冷帐蓬，干着体力活，依我看，他们就是没干工作，也不应该受处分呀！倒是我们这些领导，应该好好想一想哟！”唐主任停顿了好一会，见大家没吭声，放缓了语气，接着说：“今年三月张国华书记亲临地质局，书记说了：‘找到煤，地质局集体记大功。’”他抬头看看队上孙书记，问：“孙书记，你说应该怎么办？”一直低头不语的孙书记，这时连连点头，喃喃说着：“是，是，是。”但他马上又羞愧地低下了头。
　　 很快，队上所有的土坯房全部调给一线钻探工人住；职工食堂大力进行了整顿，夜班饭的馒头、稀饭保证是热的（但那时候没有高压锅，牛屎似的馒头和夹生的米饭仍无法解决）；单手套增加到三双。就是靠着这些“婆婆妈妈”的工作，钻工们劲头提了起来，事故减少了，进度也上去了。
　　 我们仍然住在那顶四面漏风的帐蓬里。每当睡觉时，身子靠近煤炉的一面有点热，而背着煤炉的那一面又太冷。这让我记起在一本书上曾经看到东北抗日联军在大兴安岭坚持抗日时留下的诗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想想革命先烈，我们现在吃的这点苦，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只是苦了唐主任，一整夜又在地铺上翻烙饼。
　　 1963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主动申请调离了地质局。从那以后再没见到过唐主任。只是在后来回湖南探亲路过成都时，见到了梁局长。局长说：老唐回四川后就去了西昌，可具体情况他也不知道。
　　 想起唐主任，我就像看到了：一个衣弊履穿的十来岁的小孩子，双手紧紧拉住马尾巴在爬雪山；一个“小老头”在冰冻冰冻的帐篷里，生火为大家烧开水；在冻得硬邦邦在地上抡镐挖槽探；在钻探机场当“小工”；也还是他，竟敢在1962年我下乡工作时，将自己的左轮手枪借给我这个另类人。我还想起了他的那一句口头禅：井冈山的毛驴子……
　　 今年是2013年。老人家已经92岁了。他老肯定还健在！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