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戚朋友和邻里街坊眼里，我是一个走出村庄的人。其实，我只是一个一直游离在村庄和城镇边缘的人，时常觉得孔乙己的形象很是符合自己——一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
　　 虽然如此，我还是喜欢回村庄去，那里有脐带的印记和难以割舍的牵绊。回去的时候多在腊尾春初。腊尾，可以看见外出打工的村民风尘仆仆地回来，带着喜悦或沮丧，收获或失落。春初，又看见他（她）们打点行装在村头走散，奔波于村庄之外。
　　 于是想，村庄是什么？村庄就是一叶肺，一收一扩，像吸纳空气一样，将他们吸进来，又呼出去。村庄就是一只气球，他（她）们回来了，村庄就鼓囊囊的，他们一走开，村庄就萎顿了。村庄就是一张渔网，一收网，鱼儿开始会在网里活蹦乱窜，一撒开，网里的鱼儿刷刷地潜往各处。直到半夜，一位老妇人的咳嗽在空廖的村庄突围，叶子烟的味道在寂静中弥漫，我最终确认村庄是一叶肺，一叶咳喘着的肺。
　　 他是老人的儿子，是村庄这片肺叶上的一个泡。老人常为他不睡觉，还老咳嗽。于是，其他老人也开始咳嗽，村庄就开始咳嗽。老人总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婚事。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了，四十多岁的人还未娶得婆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村里第一批到“煤海”山西打工的，是村里屈指可数的资深挖煤工。工资从每月千余到现在的每月万余，可每年回村都是囊中羞瘪，到如今，无栖身之隅，未置片瓦。钱呢?哎，人生就是那么一辈子，像我们挖煤的，就是“走阴间路吃阳间饭”，挣了就随便花呗！他不停地蓄积和耗费着。于是，他从坑道下爬上来，洗了、吃了，就爬上了赌博的桌子；从坑道上爬上来，洗了、吃了，就爬上了床和女人扭在了一起，矿上聚集的那群中年妇女是专门用肉体换取煤矿工人钱袋的，也吸附着他们欢腾的精力。他的青春、汗水、气力、金钱和无法预知的灾患都融浸在和煤一样黑的场景里。
　　 老人听说儿子讨着了一个婆娘，是个“二道婚”，到婆娘那边过年去了。老人依然咳嗽，“吧嗒吧嗒”的叶子烟的火星里，映着她孤独而微笑的脸。
　　 回到村庄，的确一直没见着他。
　　 正月间，我去叔叔家和堂弟聚聚。堂弟十八九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读小学、初中时，欠学费，常常被学校催缴，在家做家务事，干脆利落，特别是捞鱼摸虾捉鳝是一把好手。初中毕业，字却没学到多少。在外面进厂两三年时，遇到了一个长相俏丽的女孩儿，这女孩儿在那年腊月坚决和他一起回了村庄。年轻人或许还没考虑结婚问题，可他的父亲——我的叔叔认为，年轻人在一起了就得结婚，否则像啥话。于是征得女孩儿的同意，就在年前将喜事办了。再一年后，瓜熟蒂落，他们的女儿降生了。侄女一岁多的时候，他们回了一趟河南娘家。媳妇儿却再也没有跟着回来。堂弟的岳父说，给几万聘礼后才能将人领走，什么时候给齐，什么时候再说。堂弟说家底薄弱，又刚安家，等条件稍稍改善后再孝敬二老，未能依允。一晃，侄女六岁多了，进了学堂，她妈妈还未回来，后来连电话也未打过。侄女全靠我日渐老迈的叔叔和婶婶照看。去年正月，堂弟出门打工之前找到我，要我替他写一份离婚起诉书，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双方都应该趁早决择。
　　 我和堂弟吃饭、喝酒。我知道堂弟这几年受的苦，绕山绕水地问了他离婚的情况，他说“法院判了，她同意离了，她听她父亲的，她父亲重男轻女”，我劝他趁年轻，还得再寻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劝慰他，他比我预想的豁达得多。他给我掐菜、给我倒酒，我说吃不了那么多，不能喝了，他说我“白面书生假斯文，不直爽”……
　　 “咳咳……咳咳”，侄女有些咳嗽，她的奶奶说打针吃药好几天了，侄女说：
　　 “伯伯，打针疼，吃药苦，但我不哭……”
　　 “真乖，想妈妈吗？”
　　 “不想。”
　　 “她连她妈的样子都记不得了，一岁，多大点？”婶婶在一旁补充。
　　 我晕头晕脑地走出叔叔家。在村委会门口，一辆黑色的“现代”停在我面前，是一位远房表叔，他早先也挖煤，然后开“麻木”（三轮摩托车），现在买了小车跑出租。他说：“没出租跑时，开着车在周边县市做泥瓦工，一天也有两三百的收入”，我觉得他现在安逸了。
　　 寒暄了几句，表叔将车开成了一溜烟，我信步走到一个小店前。小店前的坝子里置有两三张桌子，很多人簇拥在桌子前，麻将、扑克，有玩的、有看的。有两三个染黄色头发的女孩儿一边玩牌一边叼着烟，嘴唇猩红。有人私语“在外面发廊里，有钱，输得起……”
　　 烟雾袅绕，有咳嗽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