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驱使、历史的洪流，已将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民族在自然造化中孕育而生，也同样因为自然造化之大势而走向了另一番境地——面对文明的延续、发展和衍生等诸多问题出现了彷徨。
　　 今日之中华文明该如何走向大唐？我们似乎不得而知！曾经一度独领风骚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东方文明在今天时代的洪流下步履蹒跚。于是，众多的传统文化为其他文化所渗透、汲取，甚至兼并；于是，我们渴望有一种更高的文化姿态，像巍巍大唐一样傲视天下、畅扬四海……
　　 其实，文化本身并不分彼此，每一种文明在交往、融合的过程中，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兼容和并蓄、衍生、发展甚至覆盖，这是正常的，也是自然的规律。那么，用怎样一种视野去审视整个历史，关注文化的发展途径便成为了我们研究的焦点，更重要的是中国应以那一种途径走向大唐？
　　 回首一千多年前的巍巍大唐，我们不禁感慨万千！它是怎样的一场历史盛典呢？要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去详细领略她的骄人魅力与无限风姿，那是很难的。但只要看看敦煌、读读唐诗，就轻易地得到了一些概念：它吞吐万汇、兼纳远近，几乎集中了世界上几大重要文化的精神，熔铸一体、互相化育、烈烈扬扬，这种宏大，举世无匹！
　　 为什么说敦煌可以见证那段历史的一切呢？其实，众所周知，一个文明盛世的开创并不仅仅事某一时间段、甚至某一个时期的功劳，它只是在那个时间，一种必然的趋势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引发的旷世骇俗的结果，大唐正是如此。这样的局面，要追溯至北魏。也就是说，北魏的一切气魄正如敦煌一样都完完整整的留给了大唐，也奠基了大唐要辉煌天下的基础。而这个机会就是大唐的领导者（如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过人的胆识、非凡的智慧和博大的胸襟。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气，秦汉帝国曾经有过，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秏于重重内斗和庞大工程，汉武帝秏于六十余年与匈奴的征战，元气散逸。到了后来骄奢无度有四分五裂的乱世，更是气息奄奄。尽管魏晋名士，王羲之、陶渊明他们延续着高贵的精神脉络，但是，越高贵就越隐秘、越不能呼应天下。
　　 这种状态，又怎能缔造一个大唐？
　　 浩荡之气来自于一种旷野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苑和文苑产生。所谓旷野之力，就是未曾开化的蛮力，未曾开化的蛮力能够参与开创一个伟大的文化盛世吗？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开化。如果能做到，那么旷野之力也就可能成为支撑整个文明的脊梁。
　　 北魏的历史端点，及时的获得了这种旷野之力。
　　 走进北魏的历史，我们知道，其统治者乃是原先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公元四世纪后期称雄北方，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五世纪统一黄河流域，最终首都南迁至河南洛阳。在此期间，鲜卑族的首领们作了一个后来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伟大决定，那就是放弃自己一贯的，甚至是一直以来被族人所崇尚和骄傲的传统生态，而归于汉化。
　　 史实也是如此，均田制、户籍制、赋税制、州郡制等制度的变革，牵动了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重大改革。历史的碑铭点滴地证明了一切，汉族被战胜了，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明却又一次占了绝对的领导地位。仅管这一条路在当时走的非常艰辛，就不必说了，然而不得不庆幸，它为后来的大唐留下了基因。可谓：天佑鲜卑、天佑北魏、天佑中华！
　　 我们再回到北魏的改革上来。北魏的一系列伟大改革举措的推行者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孝文帝拓跋宏，享年仅三十二岁，四岁继位，二十二岁冯太后去世后才真正独立施政，所以真正所用改革的时间也仅仅只有九年。可令我们撼颜的是，他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从行政制度、农耕制度到文化改革，一系列命令都出自于一个充分掌握了强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周围的人并没有逼迫他这么做，这确实太令人惊叹了。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我认为，他的改革强势、厉令、冷峻甚至为这条路印上了斑斑血迹的行径，也正是来自于他自身的旷野之力、浩荡之气。虽然，他的果敢和决断给他死后带来了复杂的政治局面，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牵动生态文化的改革，一切都很难回头了！九年的时间，他把中国北方推入了一个文化拐点，也把中国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算得上是实至名归的真正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改革家。因此，他既是鲜卑族历史上，也是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
　　 那么，我们且看看，这一系列的改革的诱因和结果又是这样的呢？孝文帝拓跋宏选择用改革让被战胜者的文化来战胜自己，共同走向文明，这样的举措必然能说明一个问题，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确有它得天独厚的魅力。固然，次之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的鲜卑族，汉文化成熟得太多。汉族自夏、商、周以来出现过不少优秀的社会管理设计者，兼有诸子百家的丰富阐释，秦汉帝国的辉煌实践经验，不仅有足够的资格引领一个试图在文化上快速跃进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也已经大大超重。这一现象，我们作以引伸，用来解释近代历史上不少侵略者试图在侵占中国的沦陷区内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思想控制时却往往适得其反的原因，也就多少能到一些答案。
　　 当然，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并不仅仅出于汉文化的崇尚，而且还有更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当他看清自己刚刚拥有辽阔的统治范围时，必须寻找军事之外的统治资格。然而这里我们还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孝文帝拓跋宏强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汉化，却并不曾约束他们把豪迈之气带入汉文化；他严令“胡人”汉化，却不曾禁止汉人胡化。鲁迅先生说：“唐人大有胡气”，大概与此有关。
　　 于是，从北魏开始，汉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就连鲜卑族和汉族通婚等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这样以来，它就不再单单是政治意义上、文化方面的不分彼此的融合，而且形成了一种双向融合互通互生的交融模式，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比如，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就是鲜卑族；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族人；到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都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记载，隋炀帝杨广之母也是鲜卑族人，与高祖李渊之母是亲姐妹。
　　 现在，这条通向大唐的路，才真正打通了。北魏鲜卑人输给了中华文人一股旷达的豪气，有些剽悍、有些冷清、有些粗粝、有些混浊，却是如此的开阔、如此的自由、如此的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倒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大唐的中华文人也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现在再看看最能说明这一盛典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遗迹，鲜活的文字画卷——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云冈位于山西大同，龙门位于河南洛阳，成为了见证北魏的两个首都变迁的路标和大唐辉煌的活历史。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年轻的时曾与友人一道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述怀用尽激动之词，最终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她写道：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驻，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颠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众所周知，冰心是非常熟悉汉族传统文化的，但到了这里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示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起了更多、更远的人类文明。
　　 既然这种旷野与浩荡使他们敢于对汉文化放松身段，那么也就必然会对其他文化放松身段。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任何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尽管我们说，他们本身缺乏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但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一场旷古绝今的文化胜宴便张罗起来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通过老一辈文化工作者和一批批考古学家的考证，云冈石窟既明显融入了当时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气韵，也融入了新疆的乌兹（今库车一带），于阗（今和田一带）两大系统。而龟兹和于阗，那时我们说是真正的“西域”了，同时也是连通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亚文化的交汇点。因此，经凉州中转，云冈石窟便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深不可测的异类文化。而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力便又投向了龙门石窟的建造。龙门石窟继承了云冈石窟的深远度量，所以在包融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的比例明显升高了。
　　 如此可想，一个举世无匹，旷古绝今，气吞万里，海纳百川，融贯四海文明大唐、文化粹世便应运而生了……
　　 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就曾写道，“大唐之所以成为大唐，正在于它不纯净”。诚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胜宴，天地之荡气，哪里说得上纯净？太纯净了又岂能铸就巍巍大唐？正如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般。所以，我们要感谢北魏，为这个浩然的不纯净的大唐作了最有力的准备。
　　 今日看巍巍大唐，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深思，一种高度文化姿态的出现需要的东西确实太多了。大唐所呈现的是一种吸纳百方来朝的包罗，任何有生命力的，都愿意主动靠近它。这是一幅云蒸霞蔚的文化图像，让人每每想起无不惋叹。可今日，由于人类总是太聪明了，不仅仅不愿意放下身段，而且在创造文化之后又不约而同地与别种文化划分了一条条界限，结果是，由自卫而陷入了自我禁锢。
　　 如果这一条条的界限被抹去后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北魏与大唐用一切作了历史性的阐述！
　　 浩荡千年英雄泪，且看巍巍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