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点灵光》与《虹》，是陶然先生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两个中篇。
　　 《那一点灵光》（以下简称《灵》）的篇幅刚好超过十万字，是一个较短的长篇；《虹》的篇幅是六万余字，是个较长的短篇，本文姑且将他们都算作中篇。
　　 在我看来《灵》温软旖旎的外在形质，与内里深沉忧患的文人意识相得益彰。而《虹》多种通俗元素的织入，极富戏剧冲突的情节展现，对成长回溯式的升华与提炼，亦是极富吸引力的妙绝组合。不可否认，二部作品风格迥异，各擅胜场，但相较而言，《灵》在读者中的接受度似乎比《虹》更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虹》所展现的主题在某些读者看来过于冷酷绝望，对于喜欢自我代入、追求唯美梦境的那一部分读者来说，阅读起来难免不适之感。
　　 若论及观感，不妨从两篇小说的结尾说起。《灵》一文中集灵秀通透于一身的女主人公余波，最终被冯涛放弃，在搬离二人居所时，余波被街头的广告牌砸伤，生死未知。小说以冯涛怀想昔日与余波种种相爱的细节来收束全篇。故事层面，是男主人公面临爱人的生死难料，对过去深沉地缅怀与复杂的追悔；主题层面，是作者在哀悼那些美好精致的传统文化渐趋灭失，百转千回。
　　 《虹》的结尾，却是主人公蒋玫直面了爱情的欺骗与背弃、母亲的扭曲复仇、几近家毁人亡的种种惨状后，重回昔日城市，重遇昔日挚爱的恋人；不是俗套地拥抱与破镜重圆，而是一个近乎仪式的迟到的鞠躬。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是自有悲壮恢宏中独特暖意的（但仍因为故事层面的结局太过惨酷，而被一些读者认为该文气质过于阴冷，有碍于积极正面态度的传达）。作为一个有趣的花絮，不妨在此一提：曾有论者为《虹》的“消极”、“惨酷”，专门撰文与作者进行过商榷。最终是哪一方被说服了不得而知，但这件事本身，已经很能佐证作品的受关注度和随之而来的认知上的争议。
　　 笔者的观感与持“阴冷绝望”论的读者迥异，甚至可说相左，在我看来，《灵》一文琐细、和暖的行文风格背后，所隐喻的恰是绝望冷酷的主题：现实对梦想的吞噬，文化与商业的角力，优秀传统的逐渐湮没……风花雪月的爱情面纱下，实则是对惨淡文化现状的揭示，随之而来的是愈来愈沉重的失落——骨子里的绝望才是真正的绝望。
　　 将文化之美附着于故事层面加以展示，营造出一种回光返照的绚烂，然而这美好却丝毫无助于文化颓势的挽救，这就是看似温软的《灵》，实则以暖写冷的内在气质。
　　 《虹》的情形恰恰相反，它另有一种血淋淋的灼热内里。不同于《灵》的细节见真意，《虹》是凭情节说话的；琐细与缓慢被尽可能地浓缩，隐喻的运用也极其节制，作品更多倚赖情节的紧凑与张力，苍凉的故事本身，直接构筑出作品成长的主题。
　　 结尾处，在劫后余生般的种种惨痛后，蒋玫心里腾起的不是坚硬，而是千帆过境、丝丝微暖的平静，这时作者才抖落作品冷然的面纱，一展其温暖的实质。不论蒋玫自己是否意识到，细心的读者都已了然，隐在她心间的那一道彩虹——曹晖及其所代表的纯真与美好，此刻已高悬于天际。所有不合时宜的棱角与激愤，所有惨烈的种种，都在重回那座城，重遇那个人的瞬间成为“过往”，喷薄而出的激越与淋漓，是主人公蒋玫突破了那道无形的墙，也是读者阅读情绪的骤然释放。
　　 不论蒋玫与曹晖的重逢是寓意，还是故事层面的“团圆”，蒋玫都已经从一段痛苦的人生历练中化蛹为蝶。有这样充满意象的结尾，则情节上虽是悲剧式的感伤弥漫，却不能淹没主旨上的温暖希冀。悲情故事的架构是成长的痛与美，暖意的鞠躬与重逢是成长仪式的完结。
　　 我喜欢《灵》的婉约自然，优美得脆弱，脆弱得绵长。我于字里行间轻易地捕捉到，一缕作者置于其间的纤丽孱弱的文化之灵。感受作者只能呈示，无从改变的无力感；体味作者虽沉浸其中，又超然于外的忧患。
　　 我爱《虹》的质地肌理，曲折硬朗，绵密起伏的故事里，共鸣着一种类似的青春与人生切身之痛，也了然于那份作者在字里行间始终紧握不放的坚韧：我们都比自己想像中勇敢。
　　 两篇小说气质与主题的异同，恰如作者对小说下意识地取名：“灵光”——是在绝望沉郁里的一星微光般的觉悟，本身难于燎原，急需更多地共鸣与传承；而“虹”——则是雨过天晴后的释然，在挫折中跌倒，在痛疼中傲立，长虹悬天的刹那，再不堪的往事，都化为铸就这一刻之强大的基石。
　　 从《灵》到《虹》，不管前者的似暖实冷，还是后者的似冷实暖，都决非单纯的截然，而是冷暖互为渗透与交融。至于作品表像的风格气质，或与主题相关，或与彼时作者的心境有关；透过表像作更彻底的理解，则需读者调动自身的阅历与体验。当然，言人人殊，各有见解，哪怕与作者原意不同，与笔者论点不同，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201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