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作家必然是昙花一现的
　　 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于是作家协会立刻积极响应，好多作家纷纷拿起笔作刀枪，将斗争的锋芒指向了阶级敌人——那些已经被打倒但人还在心不死的地富反坏右，（这里的阶级敌人和地富反坏右既不能加引号，也不能不加，因为里面既有真的也有冤枉的）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我所知道的有《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风雷》、《夺印》、《箭杆河边》、《社长的女儿》、《三世仇》等等。书店里充斥着反映阶级斗争的图书，剧院里演的是有关阶级斗争的戏剧，银幕上也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记得高中时代，我们班排演节目参加学校的会演，我们所选的剧本就是一个反映地主存有变天账、准备反攻倒算的故事。这个剧本的名字叫《审椅子》。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作家们跟形势是多么紧，为了完成任务是多么不辞劳苦。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那时候出名的作家有几个被文学史承认的？随着时间的迁移，社会的发展，这些人基本上都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留下名字的寥寥无几。
　　 实在说，这些人的跟风，也是不得已。既要当作家，又不跟风，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稍微有点不跟风的作品，就会被打成大毒草，作家也会跟着遭殃。
　　 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不敢再写小说，因为那是很容易被打成反革命的。因此小说园地基本上是一片荒芜。
　　 打倒四人帮以后，一些作家能够不赶时髦，而独立思考，认真反思文革，创作出一些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但是还有不少人继承了跟风的坏传统，失却自己的创作个性，不肯独立思考，以左批左，结果炮制了一些文字垃圾。这些人有的是心有余悸，不敢实事求是地说话，不敢说心里话。有的则是甘心充当“两个凡是”的传声筒，实际上是继续宣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他们根本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搞政治宣传，把作品当成了政治宣传品。毋庸置疑，这种抹杀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的做法已经为文学史所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绝不是政治的附庸，它跟政治有联系，但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历史已经够证明，这些政治读物虽然在宣传当时的政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讲，却是缺少深刻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时过境迁，人们不会再提起那些作品，作者如果不是改弦易辙，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创作出有思想深度和艺术品味的好作品，他们的名字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我们看那些不朽的名著，也可知文学创作是不能跟风的。那些伟大作家们当然也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是他们不是为着跟风而反映政治题材，而是在自己要写的题材里面注入了自己深刻的思考，使作品在思想上具有某种永恒的普世价值，在艺术上也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表现了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阿Q主义；又如雨果作品里面所表现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和反映，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所表现的那种具有永恒意义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而这些，是跟风作家所不能为之的。
　　 从道理上看，创作之所以不能跟风，这是有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但未必跟社会生活发展同步进行。生活是发生了，还需要作家们静下心来进行思考。譬如文革，只有在这次动乱结束之后才能引起作家们的反思，只有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冷静的深刻的思考，才能写出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好作品。设若当时的作家不分是非，只是跟着文革的风向走，忙着写作，是绝不会写出有思想深度的好作品的。《春苗》、《红雨》、《决裂》等电影的产生和昙花一现，足以证明这一点。
　　 改革开放以后，积极赶时髦看风写作的，没有几个写出比较深刻的作品的。而近几年跟着商风转的作家，简直成了文化商人。这些特殊商人密切注视着市场的变化，炮制着他们自以为能够赚大钱的作品，到市场上兜售。他们明白，大部分人是不讲究作品的思想的，而群众懂得艺术的也很少。所以很好忽悠。这些文化商人又很会炒作，他们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借鉴传销者的策略，蒙骗大量浅层次的读者和观众，在他们周围吸引了众多浅薄的粉丝，让他们给自己吹喇叭抬轿子。看起来挺热闹，他们也确实赚了不少金钱。但是明白人一看便知他们是些骗子，而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随着时间的迁移必将变成一堆废纸，而他们也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作家不是商人，文学是老老实实的事业，不是急功近利赶时髦跟形势的事情，更不能围着市场转，为金钱所左右。前几年一些媒体误导作家，说什么文学必须跟市场挂钩，导致了大量作家纷纷下海，打着搞文学的旗号经商，其结果是泯灭了作家的良知，扼杀了作家的才华。然而好多人至今还不觉悟，继续在这条违背文学规律的路上滑下去，其悲剧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