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曾指定阅读一本贴有爱国主义标签的连环画集。其中的一幅，描写了少年孙中山带头砸烂佛堂塑像，高喊反封建口号的故事。画面中的孙中山，一脸金刚怒目般的肃穆，仿佛从小就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我至今无法考证这则故事的真实性，但它却是我接触最早的革命叙事，并长久地激动着我渴望叛逆的心。碰巧的是，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在一片缭绕的香火和声声木鱼中，我却总是一脸鄙夷，认为那不过是封建迷信的流毒而已——我甚至幻想有一天能像少年孙中山一样，亲手推翻佛堂中某尊青苗獠牙的塑像，尽管它是由年迈的外婆四处筹措善款才得以修建。至于每逢过年，家中繁琐的祭祖礼佛仪式更使我不屑，有一回礼毕，母亲塞给我供奉过的橘子散福，我竟不要，母亲一怔，赶紧向先祖赔礼，以求来年的平安。而我则在心里中暗喜，以为自己勇敢地迈出了反封建的第一步。
　　 许多年后，那本连环画早已在搬家途中丢失，我更记不清在连夜赶交的读书报告中，究竟胡乱写了些什么。只是当我从侄女口中得知，类似的革命叙事今天仍充斥着中学的课堂时，还是觉得悚然一惊，并想起托克维尔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一段话：“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政治革命，攻击现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数宗教大革命中，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一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府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但在法国大革命中，两者皆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革命家“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
　　 在这种狂飙突进的革命氛围下，旧制度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封建专制的烙印而理应被推翻，而充满暴力与破坏的非理性行为却在激情革命的外衣下，获得了天然的合理性。可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复杂逻辑，真的可以被新与旧、封建与反封建这样的二元对立原则所取代？在旧制度的废墟里，是否完全没有可供留恋的精神遗迹？而新时代的奠基，难道仅凭一腔一往无前的革命，就能轻松完成？在明与暗交替之际，大时代的历史真相，真的像我们所臆想的那样明晰？又或者，光荣之下，还有不明的晦涩，激进之中，尚存一丝勇退的可能？
　　 显然，经历过法国二月革命、七月革命和十二月二日政变，并惨遭政治流亡的托克维尔，在叙写1789年法兰西革命的浪漫岁月时，保留了一份来自严酷现实的深沉理性。他始终警惕着广场革命可能带来的人民暴力，也敏锐地意识到旧制度与大革命间表层断裂下深层次的复杂纠葛。更为难得的是，托氏揭示了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普遍的精神困境，从国王到平民，从文人到政客，在激烈动荡之下的法兰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尖锐利益矛盾，更有淹没于革命浪潮之下的人的无助。而骤然而至的大革命，甚至不能完全摆脱旧王朝政治制度的阴影，又何谈精神层面的价值重构？如果以笔者所熟悉的文学样式而喻，托克维尔所理解的法国大革命，并非是我们通常所习惯描述的壮阔史诗，而是结构复杂，充满世俗气息的社会小说，史诗可以创世纪，可以劈头而来，挂尾而去，而真实的社会革命书写，则只能在严格的逻辑和叙述传统中渐次展开——而那革命叙事的顶点，亦往往预示着高潮的落幕。
　　 自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引介法国大命以来，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的接受史已逾百年，而从辛亥到五四，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十年浩劫，百年中国所亲历的革命岁月，亦不乏可与法兰西革命比较而论者。可遗憾的是，在我们主流的革命叙事传统中，依然匮乏托克维尔式的理性光芒，我们对革命——这一影响至今的历史关键词的普及，仍然停留在诗的臆想，而非史的现实：巴士底狱攻陷了，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了，巴黎的春天，终于来到了。
　　 在这样永恒的春天期许和革命不假思索的合法性面前，那雅各宾派专政的流血，那丹东临死的复杂眼神，那被托克维尔称之为“浩劫”的毁灭性力量，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革命之名，血泪历史的书写竟能如此轻率！一切厚重的传统被纷纷打倒，一切呐喊中的犹豫，奋进中的彷徨、狂热时的质疑被轻轻遮蔽，而一切非革命的偶然，一经革命意识的脱胎换骨，不都早已被描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了吗？一个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的少年身份必须被设定为敢于打倒一切的斗士形象，才能完成对更多少年革命意识的启蒙，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是，时隔那么多年，我仍在想，那个连环画中的少年，当他毫不迟疑地喊出“打倒封建迷信”的口号时，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无畏？他有没有想到过，在那象征旧制度的佛像倒地的同时，新的偶像也已经在革命的血泊中起来？
　　 这番复杂的心里揣测，显然是当年连环画的作者们所来不及细想，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革命或者告别革命，那混沌岁月里的热血、痛苦与挣扎，真的可以浓缩到这么简单？又或者，我们的革命叙事，需要一场托克维尔式的艰难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