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俗浮的市井，这是一个高级的话题。
　　 这个话题，三言两语很难讲请。所以，我们以四本书、八本书的篇幅，慢慢说它。对作者而言，这是一个与荣俱荣、与毁俱毁的出版工程。对出版者而言，它是作者学术的姿态和治学的风度。
　　 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的小说和绘画都是俗浮的事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体裁的政治功能，也没有题材主次的差池，有的只是手艺的高下之区别、文野之分界与艺格、气格的雅郑之两析。
　　 一个人能经历多少世俗?又能读得多少古典的小说?世俗里的“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各具姿态、花样百出。仔细把玩，世俗两个字竟沉重的了得。中国历代贤人都试图通过皇权和道统解决世俗的事情，但他们确实拿世俗无奈。但中国的俗世小说、日本的俘世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连东来的佛教都接受了俗世的手法，比如唱经。任何行乐和坐乐都该是世俗的，都该能够娱乐人心。世俗与皇权的意识形态有关，比如清朝的剪辫子，比如语录歌，比如跳忠字舞，等等。走出艺术的“观念”前置，走出艺术的“实用”前题，艺术家才得滋润。艺术的封建是建立在政治体制、哲学观念基础之上的封建。艺术自身是没有封建性的，它只对作品负责。
　　 我们讲得是“历史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问题”足以让人头皮发紧，足以让人气闷窒息。为什么?这就是皇权、道统对俗世的指使和奴役。观念是个很憎恶的东西，它不但可以侵骨抽髓地改变人的世俗理想，甚至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机能。不妨看一看，现在还有几个人会打哈欠、会伸懒腰?甚至现在边听响屁都成为了非分奢望!打哈欠\\\\伸懒腰\\\\放响屁,这是多么舒适的俗世情态，而它被文明制约着，以至消失烬净。中国的历次运动都是拿世俗和俗世这两样东西开刀，比如“破四旧”，破的是哪四样?记不真了，恐怕是旧习惯、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其实，董存瑞高举炸药包是一种理想，而“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也是一种理想。谁能说清楚这两种境界之间的差池呢?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恐怕就是生活观念的差别，没有什么政治性，也没有什么个人的预谋，就只是活法的差别。艺术的功能亦可以做如是说。文革期间，世态大乱，云南的少数民族认为：这是“琵琶鬼”作崇，遂迎神送神，遂依世俗镶灾，遂背着锄头、扛着种子到没有“琵琶鬼”的地方耕种，得到了宁静的日子，过上了世外桃园的日子。其实制定政治体制的人，他们也有世俗的要求，比如毛先生抽烟，邓先生也抽烟，毛先生有儿子，邓先生也有儿子。有儿子就必然有性，而性是顶顶世俗的东西，比如《金瓶梅》，比如《西厢记》，等等。
　　 说白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世俗的文化和文化的世俗。世俗的文化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顽强，强顽到了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中国。这是足以让我们作为治学的观念性的东西去理解的。我们需要观念，就像上山打柴必然要背柴刀，就像下地收麦，就必然要把镰刀别在腰上。观念是工具性的东西，可以延长俗人的手臂。纵观甲骨文以来的中国文化，不难发现，俗世是历代文化的主流，比如在商代的甲骨文的内容里，就有牛跑啦，比如女人怀孕了，会难产吗?这是问卜，那时的筮术也解决世俗的问题。另外，在敦煌的供养词里，就有一个女供养人在求佛：我男人屙不下屎了，你帮一帮。所以说，任何皇权和道统都是口是心非的，都是耍戏世俗的。老子讲无为，但他却写下了“五千言”；禅宗讲“无著述”，但禅宗却创作了无以数计的传灯故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