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蝌蚪赶进大海。这是一次冒险。由于是“冒险”，就必然有或扣人心弦或险象环生的景象发生。其实，我们的文学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冒险，就是险象环生，就是扣人心弦！一个人坐在书房剥开香蕉并无太多的实在意义，而在书房里一层一层地剥开手榴弹却实在需要勇气！
　　 我们似乎有必要赋予写作某种冒险的意味！在传统的写作意识当中，很有点“手榴弹擦屁股”的意味，或者擦干净了屁股，或者把手榴弹擦爆炸了！越位，再越位！让作品超越成见、习俗、传统以及过去的精英和名家！
　　 不要泛谈人格，和当代的作家尤其不要谈人格！我们从行为和理念早就不具备谈这两个字的资格了！我们肮脏之极！
　　 从进入读书会那一天开始，腰上就像挂上了一枚手榴弹，时时刻刻都在想像着它爆炸时的情景。我长期倾注精力在写有关“老西安”的文字，始终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也没有写作出炸弹似的作品；与许多名家之作相比，我的作品连摔炮、拉炮也算不上！但是，我没有一天对老西安的写作丧失过信心，也没有一天停止过努力！因为我愚蠢地认为：这是一个搞笑搞闹的文学时代！这是一个只有奴才，没有精英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缺失了灵魂的参与与人格的参与，所以说，这个时代的读者和评论界搞不懂我的作品说了些什么。我愚蠢地认为：我碰到了一批低水准的文学评论家，他们除了“舔白尻子咬瘦球”似乎没有其它能弄！他们缺乏对老西安文学的意义理解，更缺乏对这一方水土风情、人情生性的精神理解！在这个时代，文学理论似乎是“大可随便”的，它像餐巾纸，擦玻璃擦桌子擦脸擦嘴擦屁股，擦什么全成！
　　 缘于此，我长期远离文坛。这样，我在几年前，停止写作文学作品，着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先后写了《中华门墩石艺术》《中华炕头狮子艺术》《中华拴马桩艺术》以及《中华刺绣艺术》。接着又完成了《说西安》的写作，做了几年游鹤，尤嫌不足，我还有滋有味的画了二年中国画，我的《说西安》就是我自己插图的，一百多幅。好在中国文化有着足够的博大与足够的渊深，它可以使任何一个慵懒的人，伸手到海里捞取生存与生活的需要；也许打捞上的是一把海草，也许打捞上来的是一尾带鱼，总之中国文化这片深海从未让任何一个打捞者失望。非文学范畴的写作，使我清晰的感悟到：文学不是团体操，不是集体舞；优秀作品不是几次“会战”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某个组织机构“组织”出来的，更不是投身到某一个“山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远离文学，冷静地思考文学的问题，看到了太多的洋相与洋蛋——文学像一艘将要沉没的巨轮，每个人的文学表达，都或多或少有些“求生者”的姿态；每个作家都似乎在戴着枷锁跳舞。这是商品大时代，文学被赋予了“消费品”的功能，诞生了无以数计的快餐文学、一次性消费文学；没有精英文学，也不再强调“传品写作”。我参加过许多次作品研讨会，见过许多次理论家群体做秀的情景；他们所奉行的“红包理论”一次一次的强奸文学，使传统深厚、作风正派的当代陕西文学，沦落为“可以令人随便打扮的小姑娘”；理论原则的丧失，顷刻间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水准，使文学界没有了“准入制度”，使文学写作混淆于“大可随便的写作”！理论的混账是多方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基本事实。从另一个方面，广大传媒也介入了理论家的“作秀”，理论似乎成了“大众群言”的代名词，一些一惯随便的理论家，碰到一惯随便的传媒，给许多不具备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所谓文学作品，戴上了这样那样的“高帽子”，使当代文学呈现出表面繁荣，但实质虚疲虚弱的现状。
　　 我读了陕西几本、几篇所谓写“人性”的作品，大为纳闷：人性在他们这儿怎么就是“性饥渴”，就是“身体写作”；我想起纪德在《田原交响乐》当中那种对于人性的真诚流露。纪德，你知道吧，我们陕西作家在2011年写出的是一种怎么样的人性吗？
　　 在一次次思考之后，我沉痛地做出选择：不同流合污，也不随波逐流；走冷淡清虚的文学道路，继续建设“老西安文学”，把文学作品写给“少数人”读，甚至不排除写给自己一个人读！
　　 借着这个机会，我试探着完成思考许久的几本书的写作。
　　 1997年，《大窑门》出版之后，我个人一直不十分满意，认为它的写作过程以及表现出的思想水准、艺术水准，不能完全代表我的当下水平；这里面有着诸多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写作《大窑门》时，迫于生活需要，写得太匆忙，另一个因素是为着“适应出版”，做过这样那样好几次“削足适履”。这样，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许多读者提出有“不全面、不宏阔”的感觉。我也几次试图修改这本书，但因生活所迫、功力不逮而迟迟未能实施对《大窑门》的修改。
　　 五年之前，作家出版社为着再版《大窑门》，提出让我修改。我至今只字未动！
　　 签约之后，我着手系统全面的再现“老西安”的故往风烟，结构出了以《甜水井》《丫子坑》、《大窑门》和《民乐园》四部长篇联袂而成的——长篇四部曲《民乐园》的写作。如今《民乐园》的第一部出版了，有关后三部的写作，在这个多元文化时代，我理智的停止了后面三卷的写作。我适时的与影视公司签署了由我编剧《民乐园》的写作任务！
　　 我寄予写作的是“传品”意识。我的倾向方言的写作，也决定了我未来的长篇小说，不会在宠大的汉语写作领域产生多大的影响，我的品牌知名度也决定了我未来的长篇小说不会产生轰动；它不是炸弹，它甚至连摔炮、拉炮都算不上！但是，老西安的故往生活需要作家谱写，而我是最适合表现老西安精神风貌、是非人心的那个人！所以，我是坦然的！我的写作是坦然的，因为我有老西安做为根据地；我的签约是坦然的，我的参加读书会是坦然的，因为我有持久的准备，有精神和行为的吁求！
　　 如何写和写什么是两码子事。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写作的问题。
　　 我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讲，或者就让作品自己告诉你们！
　　 我最近感觉最为强烈的就是危机感。每天不由自己地要想许多次——怎样写才不愧对作家的称号？哪个层面的写作才是一个作家的水平体现？想着想着，脑海里就给签约赋予了一个极高的、极纯粹的写作标底！要写出《烈火金钢》〈红旗谱〉那样声名远播的作品，要写出《骆驼祥子》《死水微澜》那样的艺术高度。越想越怕，到后来对未来的写作竟产生了畏惧！
　　 那一天，窗外的建筑工地上，一个民工不知为什么吼了一嗓子：日狼日虎百不咋，怕怕磕磕把碗打！我顷刻释然了！我想，是作家，或多或少要多些勇气；有勇气了，自信才能更多些！
　　 我时常地在心里思考：什么是文学家，什么是作家，什么是写字匠？
　　 经过许多年思考，我以为：文学家指引人走路，作家走自己的路，写字匠跟着别人走路！
　　 许多问题需要沉静下来去想，沉静到水底里想一些问题。面对目前“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文学景象，我坦然面对！就这样怀揣着“斗凶斗狠”的思想在写作，写得心焦口焦，血管贲张！
　　 那一天，两个民工在我的窗外说话：一个说：干了一年，也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另一个说：将就着吧，夜饭少吃，赢官司少打，凑合着过吧。是的，做自己能做和该做的事，不再想做最好的那一个，也不再想“轰动”和“炸弹”，老老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写。还是老话说的好：毛毛雨也能湿透衣裳！我相信时间；时间将证明我的写作是有效的，时间将证明我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就这样往下写，写出我自家的面貌！
　　 三年以后我想浮出水面的不再只是蝌蚪，可能还有潜艇，钢铁的潜艇！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家之所以始终困苦，唯一的原因就是：文学成了花盆，而文学家成了盆景。其实生活的海洋，时时刻刻都在扬波翻浪；时代的洪流始终拍案惊心。我们远离生活和时代的需要，把文学家当宠物饲养，丢失了野兽生吞活剥的本性，使我们的文字首先没落为乞食的饭钵，其次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没落成邀宠市井、邀宠长官的“狗尾”。其实，文学世界和生物世界同样的残酷，停止猎食的雪狼会很快的堕落为白狗，而浪出尾巴的蝌蚪却沿着河流，通过艰难的生存之路，掀起大朵小朵的浪花。
　　 “跟着狼吃肉，跟着羊吃草”，陕西老一茬作家在全国具有明显的号召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作用。在我们心底，陕西的老一辈成功的作家具有某种狼性。纵观他们成功成仁的过程，不论陈忠实还是贾平凹，都经历了由心灵到肉体的长期磨难，甚至都经历了波及全国的是非之争；文学修炼包括作家的人格煅铸、气质和风度的熔铸。所以，新一代作家亟待解决的首先是情怀的危机意识、写作的敢冲禁区勇气和人格境界的魅力重建，而不是优越感、团队观念，更不是荣誉感，因为与上一茬作家相比较，我们从生存能力、吃苦能力到写作能力，都是已经退化的，都是正在退化的，都是将要退化的！我们丢失了他们求生存时的那股豪横气慨；我们丢失了他们那种恨透铁似的英雄思想，我们甚至连敢废除、敢批判的勇气都没有了！
　　 做野兽，不做宠物。
　　 倘若失败，我也选择黎明！在黎明，我发出深长的、略带调侃、略带酸涩的我的感叹：早知道尿炕我就睡筛子啦!
　　 蝌蚪被赶进了大海，它能有好结局吗？
　　 在这个混帐的文学时代，当道的是官员写作，身体写作；文学的成功者，往往是传媒的英雄！
　　 我对蝌蚪说：有头有尾的活下去，丑陋的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