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地眷恋着我的父亲。父亲高大、威武的形象从小就扎根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话语我从小就听得入耳、听着顺心；父亲的勤劳、优秀品质深深地注入我的血管里；我为父亲流过多少思念的泪水，我说这不是叫孝顺，因为孝顺包含着一份责任还有良心的驱使，这应该叫恋父情结，因为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心甘情愿地付出的。
　　 我虽然没有父亲魁梧、匀称的身材；没有父亲浓密、粗壮、油亮的头发；没有父亲高高的鼻梁，但是我有着父亲的血型；有着父亲的属性；有着父亲的性格和脾气。有着父亲勤劳的双手；有着父亲待人忠厚的热情；有着父亲对事业的热忱和追求；有着父亲说一不二的信念；有着父亲的心无杂念。
　　 我一辈子对父亲的话总是言听必从，没有顶撞过他，没有埋怨过他。父亲每次教我读书、写字、作文、算术，我都愉快地接受。我从小心里老是惦记着父亲。有什么好吃的只想留给父亲吃。父亲一到家我就会像男孩子一样去抓鱼，父亲喜欢吃鳝鱼和泥鳅，我就特别喜欢到有泥巴的小沟里抓鳝鱼和泥鳅。
　　 记得我十来岁时，有一次父亲回家，正碰上打雷闪电，快要下大雨了，我一个人悄悄地带着雨具，想弄些泥鳅给父亲吃。当我走到一条有落差的小水沟旁，只听见有“唧唧”的叫声，走近一看：堆积了一尺长的泥鳅们都争先恐后地对着垂直落下来的水（水流量不大）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兴高采烈地嬉戏着、天真活泼地跳跃着。我也高兴极了，轻轻地在泥鳅的后方筑起坝来，然后走到有落差的上方把水堵住。这下我就轻松愉快地让泥鳅乖乖地进了我的渔具和提桶里。回到家里一称，四斤半。尽管我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能让父亲吃到他喜欢吃的泥鳅我心里甜滋滋的。
　　 记得小时候我和妹妹吵架被父亲发现了，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从此我再也不和妹妹吵架了；有次我在小弟面前说了句“老子……”，被父亲训斥了，以后在任何人面前我都没说过“老子”了。
　　 父亲从1954年起一直是行政干部，调动的地方多，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蹲点。记得有次我沿着山区小路去父亲蹲点的地方（离家有30多里路远），一路上如果看到狗或牛就得绕道过去，生怕惊动它们（真的我是最怕狗和牛的），一到那，一个与父亲一起蹲点的干部问我是从哪条路来的，我马上回答：就是前面那条大路来的（本来我是不知道地名的），这时父亲就说：“回答得太幼稚了。”自尊心特强的我顿时满脸通红，无地自容，但是在父亲面前我一下就释放了，仍然是高高兴兴的。只是以后我记住了：回答别人的话要谨慎一点。
　　 记得1974年到1978年我在公社当广播员时，每月4天的轮休假都去陪伴父亲（那时父亲已经生病了），为他打理房间、洗被褥、衣服等，有时就和父亲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他蹲点的生产队，每次回来，我都是眼泪汪汪地和父亲告别。为了父亲的身体健康，在公社的几年里，本来不大愿意与人打交道的我主动找到当地的妇产科医生，在那里要了一些人体胎盘，让母亲洗干净做好连忙送给父亲或让他回家食用。
　　 深刻地记得：1978年我满有把握准备参加第二次高考理科，由于在考场失误，又是擦肩而过，我痛苦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不想活了，是父亲给我唯一的一记耳光打醒了我，我当即就向父亲表了态：一定好好生活，不做蠢事。
　　 1979年国家有政策：工人退休能让一个子（女）抵班，干部退休能让一个子（女）优先招工。我连续三年高考名落孙山，父亲决定病休让我招工，父亲还打听到了：像我原来在大队就当了两年的妇女主任，又在公社当了四年的广播员，是会优先招干的。在大学读书的姐姐暑假回来，我就和她说了此事，姐姐说只担心刚满15岁的大弟刚刚高中毕业，他又不大爱劳动，他以后怎么办呢?我当即就表态：还是让弟弟去招工。后来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为大弟多报了一岁的年龄，为他填好表，让大弟当了“童工”。
　　 父亲退休后，身体越来越差，比退休之前摔倒的次数更多，更频繁。医生检查不出什么病，1979底北京科学院的叔叔接父亲（大叔叔陪同）去北京大医院请专家检查，也查不出问题来。根据父亲发病的表象看有点像癫痫病，医生就当作癫痫病来治疗，母亲打听到能治这病的土方子全都用过，不仅没有好转，病情越来越严重。1980年正月结了婚的我，在离娘家16里路远的地方当民办教师，每个星期都回去照看父亲，想方设法弄点好吃的给父亲吃。如果碰到晚上父亲发病（像小死一样），我也不害怕，和母亲一起积极做着各种能帮着做的事情。有时就要母亲去其他姊妹家里玩几天，我一个人能照看父亲的。
　　 1988年在株洲工作了的姐姐打听到了长沙能做CT检查，父亲检查后，原来是头脑里的中枢神经旁有个长了20年的瘤子，瘤子越长越大，压迫神经越来越严重，出现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所以全家人齐心协力积极抢救父亲的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8月中旬还没有开学（1984年我考取了湘乡师范学校，1986年毕业成为正式的人民教师，1987年调入我丈夫的单位煤矿子弟学校，离家就有100多里路了）我记得在父亲手术之前，我和母亲陪同父亲就在长沙附一医院的隔壁地下室旅店住着（等待通知住院），我只想给父亲加点营养，觉得父亲是头晕就到市场买些鸡头给父亲吃，哪知买了以后就没有加工的地方，求过饭店老板和师傅要他们帮忙加工（可出加工费），他们说什么都不干。
　　 没办法，我只好把洗净的鸡头放到特意买好的小炉锅里，放好水，等那个厨师炒好一个菜去盛放到碗碟里时，我就很快地把手里的小炉锅伸到火上，等他要放锅子时马上拿开。第一二次他只说不要放了，到第三四次他就把我当无知的人谩骂了。这时我把教师的傲慢和尊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想着把鸡头煮熟了就能让父亲吃，我就放心了。这样十几个来回才算把鸡头煮熟，端给父亲吃的时候我只字不提刚才的难堪和委屈。
　　 快开学了（从长沙到我学校有300多里路），我急忙赶回去。开完会我向我们分校的新校长请了两天假，赶到长沙医院时父亲的手术要推迟一天，我只好打电话向校长续假一天。但那个不懂得世上有亲情的校长就是不肯，还几次打电话来催，非得要我回去不可，什么责任自负。（其实那时还没正式上课）当早上8点把父亲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绞痛着，做着各种各样的设想，要是“万一”怎么办？眼泪不停地流，在手术室门口等候的9个小时里，我不曾离开过半步，当听到其他姊妹带有半点笑声的说话，我就火冒三丈，训斥他们不该这样。当父亲推出手术室进入特殊病房护理时，我没来得及送父亲进病房，就急着去乘18点的火车赶去娄底再到学校。多亏有大弟嫂陪同我前行。一路上我无法控制住自己，心如刀绞、嚎啕大哭起来。结婚不久的弟嫂也不劝我（劝是没有用的）只是扶着我，跟着流眼泪。我的上衣被我的眼泪、鼻涕淋湿透了，我越哭越想哭，觉得越好哭。在火车上眼泪还是像不断线的雨一样落下来，心在抽泣、心在翻滚、心在滴血。
　　 回到家里，我马上要老公请四年一度的探望父母的假(20天)，让他去长沙医院护理我的父亲，他二话没说就欣然接受了，我真的好感激他的。我每个星期天就去看望父亲。医院每天的上午8点开始查房，查房时把所有病人的家属统统赶出病室和住院部，到10点住院部才打开门。他们说医院配备了护理人员，也就是不想让家属护理。当知道查房的医生就要进病房来时，我迅速躲进厕所里，一躲就是半个小时或40分钟。等他们走后我马上去护理父亲。这样父亲在长沙附一医院手术后住了三个月身体仍然没有多大好转，也就是不能说话，不能动弹，手臂上、鼻子里、喉管里、脚上都一直插着管子。
　　 有个星期六我上完课，到煤矿的煤坪里看见有两辆车正在装煤，我试探性地问司机，“你们回哪里去呢？”他们说“是回长沙”。“能不能让我搭你们的车去长沙？”他们满口答应。到了下午快7点了车才准备走，我就带着6岁的儿子上了陌生人的车，心里是有点紧张，但是想到就要见到父亲了，也不管那么多了。一路上我也观察了司机的动向，觉得他们不是什么骗子、无聊之类的人，在他们吃晚饭之时我买了两包长沙牌香烟送给他们。这两个人真好，到长沙将近零点了，他们还绕道送我们母子到了医院门口（我至今还能记住他们的形象）。到了医院，我把儿子送到我母亲住的旅店里，就接替妹夫，让他去休息。他告诉我：“今晚父亲的肚子不好，已经拉稀了2次，你要做好准备啊。”“好的，你放心去休息吧。”
　　 等妹夫一走，“砰”的一声，父亲又拉稀了，因为父亲身材高大，又肥胖，身上到处插着管子，所以我是无法靠近的。这时我的灵机出来了：先把卫生纸、垫布和洗屁股用的水准备好并放好位置，然后我跳到床上，把被子一掀开，啊，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胃部在翻腾，口里不停地发出“哇、哇、哇”。很快我就控制住自己了，双膝跪下，把父亲的两只脚叉开放到我的双肩上，利用肩膀的力把父亲的后半身抬起。这其实不是大便，简直是水，（因为父亲还没进过食物的，）我把原来的垫布连同脏东西一起捆好，就马上洗干净父亲的下半身，放好垫布和卫生纸，再在他的皮肤上散点粉。当我下去收拾了一下，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又听到了父亲拉稀的声音了，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达10来次，一直等到医生给父亲打了一针才止住拉稀。那时的我是异常地平静，没有半点急躁，没有半点怨言、也没有半点睡意，没有惊动同室的病人和家属，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所做的一切，投来赞许的目光。
　　 父亲在长沙附一医院住了三个半月，就转到了湘乡的医院住了4个月。这么严重、高危的手术保住了性命还算是万幸的，只是他的右手和左脚这条经脉受损，还有言语神经受损是无法恢复的。79底，我想接父母到我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我当时的家来调养身体，那个时候是没有出租车的，父亲是不能坐公共汽车的，我日思夜想怎么把父亲接到我家里来。后来我想到了煤矿里的救护车，本来矿里的救护车是随时待命的。我打听到救护车是由总矿长一个人调配，我几次找到矿长，在后他说是被我的孝心打动了，他真的派专门的矿山救护车（只出点点油费钱）把我的父母亲接来了。
　　 2002年我在老家刚刚建好房子，就想接父母来住一段时间，记得为了让父母能在我家地洞里看好电视，在经济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老公出去打工了），我花600元钱买个接收卫星的锅子顶。嗨，要把锅子顶搬到屋顶上去，必须先经过弟弟家从山上搭到他家楼顶上的跳板，再到我家的屋顶上。来安装的年轻师傅根本不敢走过跳板，我为了快点接收好信号让父母看到电视，平时有点恐高症的我，这时就壮起了胆，拿起那些材料就大大方方地走过“独木桥”了，那个师傅没办法也只好跟着来了。
　　 2004年7月13日父亲病情加重，马上送湘乡人民医院。几天后父亲的病情有所稳定，母亲说留下我老公护理就行，要我回去照顾两个家（一是我自己的家，二个是娘家，相隔16里路）我只好回去。有天我一个人睡在娘家，听说父亲的病又加重了，我就伤心地痛哭，邻居都被我哭醒了。后来他们起床来劝说我：你自己有病（我正在家里休病假），不要太伤心了。那晚我一直没合眼，第二天我就直奔医院，精心护理父亲。几天后医生都回信说：“你们回去准备后事吧。”那时的我悲痛欲绝，全身瘫软，父亲就要离开我了，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地流着。过后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忍着泪说：您好了，跟我们回去吧！
　　 可能是父亲到了自己的家里，真的觉得他的精神好了些，我去喂他的药或食物他都能张口接受。我到楼上去有事，只听到舅舅在那里喊我的名字，说父亲要我去喂食物和止痛的药。过后父亲安详地睡了几个小时，到8月24日凌晨一点只听见父亲发出“啊”的一声，母亲和我一同惊醒，走近一看，看到父亲好像是安详地睡着了，我马上打电话问当地的医生，医生说是父亲“去”了。不一会儿觉得他身体有点冰凉了，父亲就这样没有痛苦地走了啊。
　　 当听弟嫂说：这个时候父亲“去”是时辰不好，一是对他本人不好，二是对后代不好。我二话没说一下就爬到父亲睡觉的枕头边，用力扶起父亲，紧紧地抱着父亲，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父亲，同时大声地呼唤着父亲。不一会儿父亲的体温果然上升了，没有凉的感觉了。这时我加紧跟父亲说话：您是老党员，有50年的党龄了，您很伟大，很了不起。您不是经常和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吗。这些话可能对父亲有点刺激吧，体温仍然没有下降，只见父亲眼角有泪珠出现。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全身都没有一点力气了，喊叫的声音越来越弱了，这时从湘潭赶回来的弟弟马上扶起父亲，继续和父亲说话。过了4点钟我们停止了呼叫，父亲真的安详地走了。
　　 每当我回想起我的父亲时，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看到别人描写父亲的文章我就联想到我的父亲，也跟着掉眼泪。
　　 父亲，您是我的好父亲，是我深深敬仰的好父亲，是我深深眷恋的好父亲。
　　 父亲，您要记住我啊，我百年之后会来找您的，请您继续做我的好父亲，我会继续做您的乖乖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