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有点追星——当然还不至于成为某位明星的FANS，很多明星特别是歌星的馊事我都能讲出一堆，甚至听歌也只听最新流行的。但体坛明星却不太爱了解，看的少，知道的也就不多。就说咱云南这边疆地方，星虽不多，可影星歌星如高明张丰毅倮倮熊汝霖罗永娟等我都了如指掌，但体育明星就只知道个钟焕娣。那是北京亚运会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天天看亚运节目，云南运动员钟焕娣获得两块长跑金牌，又是个农村姑娘，印象很深，从此记住了她。
　　 其实凭着当今演出市场的频繁活跃，既便身居县城，要见大腕明星也是会有机会的。前些年所居住的蒙自搞了一场众星云聚的演唱会，我的一位警察朋友搞保卫就与宋祖英近距离接触过，于是每逢吃饭喝酒就神秘兮兮地大讲特讲小宋皮肤如何如何，气味如何如何，视为谈笑资本。后来认识的一位灯光师朋友接触明星的机会更是多如牛毛，每个明星尤其是女明星他都能真实的贬损一番，让听的人歆羡得流涎，真是福气啊。虽然如此，但我却从未想到去认识体育明星，也不会有那种机会。
　　 今年初春，我调文化体育部门工作。金秋，云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蒙自举办。身在体育的最基层，自然免不了参与筹备事务。那天翻开运动会总秩序册，恍然发现拳击和射击项目竞赛委员会名单中副主任是钟焕娣，恰逢拳击竞委会主任是同事时朝拥，于是电话急问他是否见到钟焕娣，是否就是那长跑女将。朝拥若无其事的作着肯定回答，我则让他赶紧约请钟焕娣，就说诚心想认识一下。很快有了回音，想象中的这位体坛明星应了约。
　　 在比赛期间，其实钟焕娣时间颇紧，特别是拳击项目扯皮事太多，常常说不准要搞到几点。所以那天在哥胪士洋行见，朝拥告诉的时间变去变来的，最后还是我迟到了。我带着同事们去约会，她们问我钟焕娣是干什么的？我气得要吐血，我对体育一知半解的，竟然有人比我还不了解体育名将。我说钟焕娣被称为“亚洲长跑皇后”，但可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妇女，待会你们可不要小看她呀。
　　 到了南湖畔哥胪士洋行闻一多旧居门口，不用介绍，我肯定那穿蓝色上衣的小个子女人就是钟焕娣了，她正笨拙的在跟朝拥的儿子用手机记什么电话号码半天也记不对。我们愉快地陪钟焕娣及其他裁判员参观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蒙自海关旧址之一的哥胪士洋行。钟焕娣很兴奋，听着我指指点点的介绍，她说以前来过几次蒙自，但没看过这么好的展览景点。她对蒙自有感情，因为她老公原来就在蒙自当过兵。钟焕娣言谈举止很朴实，丝毫没有明星的半点派头，给我的印象全然就是自己农村亲戚中的一位普通大姐。她不会讲冠冕堂皇的话，我们说到她对国家的贡献，她总是平淡的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并不会主动提及那些辉煌的运动生涯。她很爱开玩笑，喜欢自谑“亲自什么”“亲自什么”的，引来一阵阵笑声。钟焕娣在饭局中很客套，总是这样那样的夹菜给我们，弄得倒象个主人似的，但还是更象会关心人的自家大姐。
　　 以后的几天，我们在赛场上常见面，总是见她慌来跑去的，做事极认真，从不见使唤人。其实她现在也是个领导，省体育局竞赛训练管理中心副主任，但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勤快的工作人员。我有意识地总问她的事，她跟我真诚地交谈，很多事其实从未对人说过，没有人知道，我也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信任我。过后我在网上搜索她的很多资料查看，果然有几件关键的事从未有人写及，甚至出生年月也不对。1993年七运会马拉松赛上，她说她作为老将带着王军霞跑，使其成为冠军，而她屈居亚军。这是真实的，我在网上查到，当时李铁映在向运动员表示祝贺中曾对王军霞说：“你应该谢谢钟焕娣，是她领着你跑。”“马家军”的教头马俊仁也说感谢钟焕娣带王军霞跑。所以七运会上人们说钟焕娣最感人，可说是威震上海滩。钟焕娣跟我说她最难忘的就是到日本加盟微笑堂公司田径队的那些日子。日本公司给她的待遇很好，住房好薪酬高，还带着老公去。但她说日本人表面上很客气，心底却看不起中国人，所以她很快又回国了。1994年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钟焕娣以30岁的运动员“高龄”超期“服役”，悲壮地跑完了42.195公里的马拉松赛程并摘取金牌。钟焕娣说比赛要求统一穿鞋，可发给她的某名牌运动鞋（恕我不敢写出品牌免吃官司）太难穿，码子小会磨脚，最后跑下来十个脚趾头全起泡溃烂了，疼得难以想象。我一直看着钟焕娣的表情听她讲述这些艰辛的经历，奇怪的是我都听得吸冷气了，她却任自己平静的讲，仿佛那些伤痛已成了痂。她说这件事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件事外人更不知道，因涉及个人隐私，我曾问她若写稿能否写进去，她不加思索的说绝对不可以写。我觉得钟焕娣能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这些藏在心里的苦事，对我是信任有加了，我很尊重她，不但不写出来也不对任何人说出去，若让娱记知道那还得了。
　　 钟焕娣出生于思茅市翠云乡半坡寨，1981年选入思茅地区少体校，1985年选入省体工队。在长达13年的长跑生涯中，她取得了重大国际长跑比赛的名次共49个，其中冠军27个；在重大国内长跑比赛中取得名次50个，其中冠军31个。一次破全国纪录，一次破亚洲纪录，一次破世界纪录。钟焕娣为云南人争了光，成为国家田径运动健将。这样辉煌的人生极不平凡，但她的人生态度却又极平凡。她甚至没做过广告，没有什么因名得利的收入，连工资是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比我高不了多少，唯一特殊的是退役后还一直拿着运动员津贴，对此她已很满足。钟焕娣的家庭普通而幸福，丈夫也是思茅家乡人，她成名后不但没有舍弃他，还供他读大学，直至结婚，他现在省体育局下属的一个单位搞财务，他们的父母及姊妹都在思茅农村。钟焕娣牵挂着骨肉亲情，常回老家看家人，爹妈来昆明在不惯。我问她儿子从小在体育大院长大喜不喜欢体育，她说一点也不喜欢，没遗传着也没受到环境的影响，凭他的兴趣发展就行。
　　 回想那次相识，最遗憾的是省运会拳击决赛的当晚，钟焕娣跟我说等比赛结束想去玩一下，让裁判员们喝喝酒热闹热闹。后来她忍不住说是她的生日，我很惊讶，记下了她的真实生日（与网上资料不符），觉得非常难遇，决定为她过一次生日晚会。谁料想那晚裁判又被投诉，他们回宾馆开会扯到过了零点都没结束，最后只好放弃过生日。次日朝拥说竞委会开会到凌晨3点，他们还是吃了一个蛋糕。
　　 那几天我常跟妻子说起钟焕娣，唠叨她给我的印象和细节，感叹她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事，妻子听了仍无法想象世间会有这样普通的名人。这就是我所邂逅的钟焕娣，一位从苦难中磨炼出来的甚至被人们遗忘的世界冠军。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其坚忍的毅力和知足的心态，平易近人朴实无华就这么普普通通的工作着生活着快乐着，令很多名不大气却不小财不多气却很粗的人汗颜。我并不喜欢写名人，除非有着极特别的感受，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云南歌星倮倮的散文《醉人的倮倮》，还写过一篇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散文《陌生的大江健三郎》。此为第三篇，钟焕娣留给我的人生感悟不能不让我写出来以慰心灵。
　　
　　 【在小城想起龙应台】
　　 在我所居的小城里，街头的卡拉OK吼叫分子，挑衅寻事的大哥大，烧豆腐摊上的醉汉，痛恨好设施的“破坏族”，以及色胆包天的“逗妹族”等等人物系列的现场直播节目已屡见不鲜了。方圆百里中，有的城市被称为嫖城，有的城市被喻为毒城，有的城市被誉为赌城。各有千秋，相得害彰。更叫人忧虑的是，不少小城人对这类现象持的却是心要宽的态度，视这类行为乃剩余劳动力和剩余智力的必然发挥。
　　 夸张一点说，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不少民众都苟且偷安了。社会的问题理应发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否则，几个职能部门再下决心仍难治理顽症。我们应倡导一股向邪气生气的正气之流，遇到不良现象，能够敢于生起气来！
　　 于是想起龙应台，这位以“生气”而出了名的台湾女作家。她1993年来北京度假后写成的散文《吵架——北京印像》，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首都许多大报相继转载此文，《北京晚报》还要求读者“看了此文有何感想”，对改善社会风气问题在报上展开了热烈讨论。
　　 龙应台，这位带着两个孩子的中年妇女，在北京被吵架，也让北京人吃惊了。而对于小城人，北京无疑是令人向往的文明概念。在应台女士的笔下，北京尚且让她“羞”了一回，其他城市大约也该低头尴尬了。
　　 这样想来，小城人是应该学一学龙应台的“生气”精神了。抑或综治办筹备筹备，办几期“生气培训班”，让桃李遍暗角，遇不良行为则挺身而出，喝一声“我是龙应台！我是徐洪刚！”
　　
　　 【谁识袁隆平】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版块推出系列“科技英才”，我得以知道了从未听说的袁隆平研究员，这位本不应让人陌生的水稻专家。
　　 据统计，我国近二十年来耕地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而粮食却增产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水稻专家袁隆平及其科研成果。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并很快获得成功，被称为“世界杂交稻之父”。1976年到1994年，袁隆平的杂交稻在神州大地上共推广种植二十四亿亩，产量达二千四百多亿公斤。如果每亩水稻按一百六十元计算，袁隆平累计创造的价值就是三千八百四十亿元。1981年，袁隆平和他的研究小组获得了解放以来我国第一个“联合国知识产权发明组织奖”和“美国菲因斯特世界饥饿奖”。美国人评论袁隆平的科研成果是在抛弃西方农业科学后取得的，他为解决饥饿问题赢得了时间。
　　 这就是袁隆平，我们每天吃着他的杂交稻，却还以为那是从国外引进的良种。于是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几次三番地到图书馆查寻袁隆平，却未能找到有关他的片言只字；于是忐忑不安地去问农大毕业在农科所工作的朋友，办公桌上摆着几瓶稻谷样品的朋友很坦然地说，水稻专家很多，不太清楚这个姓袁的；于是再去请教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农业副县长也茫然不知县里种植的就是袁隆平的杂交稻。
　　 时下，人群中随便一个年轻人都能够闭上眼数出几十个歌星的名字，点得出三流作家书中的一连串人物，但却说不出一个农业科学家的姓名。倘有几个闷得慌的歌星来一回义演，捐出几万块钱，就能让新闻记者的笔激动得热泪盈眶，让歌迷们感恩戴德。而对于袁隆平创造的三千八百四十亿元人民币，人们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漠，只顾低头吃那香喷喷的米饭。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世界杂交稻之父，竟然没有选上学部委员。
　　 朴实得像个农民的袁隆平，现在正忙于筹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寂寞清瘦的他还担负着到二十世纪末为我国再增产五百亿公斤粮食的重任！而这又有谁知道呢？
　　 既然我们不知道袁隆平，当然也就不会去认识选育出“碧玛一号”、“丰产三号”等几十个小麦良种，累计推广二十多亿亩，增产小麦一千多亿公斤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李振声、宁琨等人；也不会去认识驯化选育出“西农莎能奶山羊”这一产奶量居世界先进水平的著名奶山羊专家刘荫武；更不会去关心那个功能和影响已日益萎缩的中国唯一的农科城杨陵……
　　 毋庸置疑，这种无知带来的悲哀是沉重的。在科教兴国的今天，我们可以对十位歌星不予喝彩，但却不能对一位科技专家表现出冷漠。如果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及科技专家都一无所知，那科教兴国的气候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