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的红薯粉条
　　
　　 家乡盛产红薯，冬天，是加工红薯粉条的最佳季节。如果这个时候你到乡村走一走，一定会为路两旁绵延不绝的晾晒粉条的风景所吸引。
　　 制做红薯粉条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儿，一般都是几户合伙才能干得了。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有和红薯粉芡的，有烧火的，有端瓢子下粉条的，有从锅里捞粉条的……和粉芡是个基础活儿，需要好几个人一起干：只见他们系好围裙，撸起袖子，在一只圆形的搪瓷大盆里倒入粉芡、明矾和温水，“呼哧呼哧”地搅和起来。和得差不多的时候，下粉条的师傅就会抓起一把粉芡泥，反复地进行试验，直到它们能顺畅地从指缝中流出来。
　　 我觉得制做粉条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下粉条的那份活儿了，而且也最累人。技术不够精湛的话，粉条就会变得粗细不等，而且常常会从中间断裂，影响品质。如果技术好的话，一瓢粉芡可以下成一根长长的完整的粉条，就像做拉面一般。当粉芡和到软硬适中以后，挖起一大块放到下粉条的瓢子里面，下粉条的人左手端起瓢子，右手轻轻叩击左手手腕，柔软的粉芡泥就从瓢子下面的细孔里均匀地流出来，落到滚烫的开水里。捞粉条的人根据火候，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整齐地绕在提前准备好的细木棍儿上，再挂到外面的架子上。由于那只装满粉芡的瓢子足有五、六斤重，又是一只手端着，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就得隔三差五地换人。
　　 过去，红薯粉条按形状分主要有两种：圆形的和扁形的。圆形的很常见，像米线一样，晶莹剔透；而扁形的却有几分像面条了。这种形状上的区别，秘密就在那只下粉条的瓢子上：下圆形的粉条时，用的是带圆眼的瓢子；下扁形的粉条时，用的是带方眼的瓢子。可别小看形状上这些细微的差别，扁形粉条只有具有超高技术的人才能下得成，这就是为什么扁形的粉条少见的原因。
　　 挂在外面的粉条，入了夜就开始结冰了。等第二天清晨，原本柔软的粉条，就变成了僵硬的冰板。人们将这些结冰的粉条悬挂在太阳底下，让他们慢慢解冻，对那些粘连在一起的，还要一一梳理。经过冰冻程序的粉条，既筋道又耐煮，风味很独特。如果是在冬天以外其他季节做的粉条，人们叫它们“热粉条”，味道自然要差一些。
　　 一次和朋友谈起做红薯粉条的事情，他说现在省力气多了，和粉芡有搅拌机，下粉条有专门的机器，他的那些手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生疏了。我问他，现在用机器做的粉条跟手工的有什么区别，他笑了笑：“都一样，只是人们的感觉不同罢了！”
　　
　　 二、乡村“暖坊”
　　
　　 过完元宵节，开“暖坊”人就开始走街串巷地收鸡蛋。“买鸡蛋啰，谁卖鸡蛋……”吆喝声仿佛报春的那一声声爆竹，清脆而余味悠长。
　　 “暖坊”是家乡人对孵鸡苗作坊的方言称呼，不过，倒还简练贴切。因为鸭和鹅这些水禽在北方养殖得比较少，都是南方人孵好后再到北方去卖，家乡人并不干这一行。开暖坊人都很精明，他们并不是见到鸡蛋一定要买的，这当中少不了到卖鸡蛋人家里“实地考察”，看有没有公鸡，如果没有公鸡，他们绝对不会要那些鸡蛋的。这些鸡蛋的价格，一般都比市场价高一些，且是论“数”而不是论“斤”。乡人们都讲诚信，也有很多是用鸡蛋换鸡苗的，开暖坊人只是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村名和姓名，等鸡苗孵出来后就会送到村子里。
　　 等鸡蛋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暖坊就生火开工了。那些鸡蛋，被整齐地摆放在一张张用苇席做成的长方形木匾上，再一层层上到架子上，像超市的货物一样井然有序。生火以后，开暖坊人就不分白天昼夜地守在暖房里，隔三差五地翻动鸡蛋，使它们均匀受热。七天以后，还要挨个检查鸡蛋的发育情况。检查“仪器”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小木箱子，里面架起一只白炽灯泡，在箱子的侧面开一个与鸡蛋大小相仿的圆孔，功能很像医院里的“B超机”。经过筛查，对那些没有发育、人们称为“水蛋”的鸡蛋，要淘汰掉，再补充一些新鸡蛋。“小鸡，二十一”，经过二十一天的煎熬，鸡苗就“叽叽喳喳”地破壳而出了。而开暖坊人，已经被烟熏火燎得跟张飞一般模样，面似木炭，双目通红。
　　 开暖坊人叫卖鸡苗的吆喝声又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蔓延开来，人们纷纷围上去，挑选自己中意的小鸡。挑鸡苗绝对是个技术活，除了健壮以外，就是性别了。开暖坊人在地上用窄窄的苇席圈成一个小场子，把鸡苗放到场子里，让人们随意挑选。望着大同小异毛茸茸的鸡苗，谁能准确判断出它们是公鸡还是母鸡呢？这时候，人们就会征询开暖坊人的意见，他总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我倒不认为开暖坊人能够真正识别鸡苗的性别，因为大家都喜欢养母鸡，他的那些公鸡卖给谁呢？
　　 进入新世纪以后，也许是家庭养鸡得不偿失的原因，乡村里养鸡的人家越来越少了，尽管那些散养的“土鸡”价格要比养鸡场的高出一大截儿。因此，开暖坊人到乡村买鸡蛋的难度越来越大，卖鸡苗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生意渐渐萧条下去，曾经兴盛多年的暖坊就此衰落了。开暖坊人在春天里“买鸡蛋”和“卖鸡苗”的吆喝声，稀疏得跟清晨的鸡鸣一样，很难听到了。
　　 现在，偶尔有一些闲散的人们想养鸡，只能到专业的养鸡场去买改良的鸡苗。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土鸡”，在乡村里再也难觅踪影了。
　　
　　 三、儿时的“煤火”
　　
　　 儿时，家乡人在天气暖和的时节，捡柴禾烧“地锅”做饭。在秋冬寒冷时节，都在堂屋里面建一座“煤火”，做饭、取暖两不误。“煤火”的名字，源于它烧的是煤，而不是柴禾。
　　 煤火一般有一米高，一米五长，七、八十公分宽。它的外层用青砖筑成，最里面一层则是普普通通的土坯，这样的结构既结实又耐烧。炉膛是直径约二十公分的圆筒形，里面用胶泥掺着麦秸抹得光溜溜的，煤烧成的炉渣就顺着炉膛滑到煤火的底部。那里有个出口，可以用铲子掏出来。为什么在寒冷的时节才用煤火呢？我觉得煤与那些俯身可拾的柴禾相比，还是太金贵了，但是在屋子里烧柴禾取暖，又太呛人。情不得已吧！
　　 我很喜欢冬天坐在煤火上取暖，即使母亲做饭炒菜，我也不愿意下来。看着蒸腾的水气，闻着饭菜的香味儿，冬天是那么的诱人。每天早晨，母亲都会把我的棉衣棉裤偎在煤火上，烤得暖融融的，我就没有理由赖在被窝里不起床了。这样的取暖机会，在每一天都不是太多：为了节约，平时煤火都是用湿煤封住，做饭时才用铁通条捅开。
　　 当我长大一些，开始上早自习的时候，煤火就添了一项新功能：烤馍片。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烤馍片，但它确实很流行。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前，我就将母亲蒸好的馒头切成薄片，立着围在炉膛的周围。第二天清晨，那些馍片就烤成了。也许是自己的刀工不好，馍片厚的厚，薄的薄，加上炉火也不均匀，有的烤得焦黑，有的却没有一点儿动静。但和小伙伴们比起来，我还不是最差。上学路上，直到我们在黑暗里吃出了苦味儿，才知道那一片一定是烤糊了。
　　 这项新功能可把母亲害苦了。我们姐弟三人都爱烤馍片，每人两个大馍，半锅馍就没有了。但是母亲从来没有埋怨的意思，我们正长身体，多吃总是好事情。与蒸馍比起来，解决我们姐弟因为馍片的纠纷，可就麻烦得多。我是老小，与姐姐们比起来，总是多贪多占，甚至于在馍紧张的情况下，将本就不多的馍片全部收入自己囊中。母亲劝完这个劝那个，不管我多么不愿意，总得按照母亲的办法分出一些，只是常常打了折扣。
　　 当蜂窝煤开始流行的时候，煤火都被彻底改造了。麦秸泥的炉膛换成了一次成型的耐火材料，底部的炉渣出口也失去了作用，被堵得严严实实。这些与时俱进的改造，并没有毁掉煤火的外形，它们还是老样子。不过，我感觉这样的煤火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暖和了。就好像一辆汽车，烧不了那么多的油，是没有足够的力气的。
　　 世界总是变化太快。蜂窝煤没有时兴几年，就被煤气灶彻底代替了，近几年，电磁炉又大行其道，煤火干脆变成了放它们的台子，终于彻底冷清下去了。随着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土里土气又一无是处的煤火，没有了容身之处，大多数已经被拆除了。到了秋冬寒冷的时候，人们取暖有空调、电热器，煤火也被渐渐淡忘了。
　　 再次想起煤火，还是看到超市货架上的烤馍片。它们风味多样，原味的，孜然味的，五香味的……也许，那个发明新式烤馍片的人，在小时候也像我一样，在煤火上烤过膜片吧！他一定是怀了旧。
　　
　　 四、乡村里没有木头的新房子
　　
　　 邻居二春哥要盖新房子了。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砖头瓦片等杂物，零零乱乱地堆满了院子和院子后面的大街。
　　 “二春哥，这些破东西盖新房子还用得上吗？”看到忙碌得汗流满面的二春哥，我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
　　 “有啥用？一点儿也用不上！前几年那些房梁、房檩还有人要，现在给人家还嫌沉呢！”二春哥停下手里的活计，擦了一把汗水：“现在盖房子都是钢筋水泥，木料都嫌不结实，没啥用处了。”
　　 “是啊，是啊……”我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孤陋寡闻。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二春哥的两层半楼房就拔地而起了，整个框架没有一丁点儿木头：楼板是预制水泥板，房梁是预制水泥梁，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抹了一层水泥，迎脸的墙上，还贴了漂亮的瓷片。
　　 再过三个月，二春哥的新房子干透后开始装修了。又遇见二春哥时，他热情地邀我去“参观参观”。正在装修的房子已经大变样了：亮白色的不锈钢双扇门熠熠生辉，推拉式铝合金窗户让屋子变得很亮堂，不锈钢楼梯扶手光鲜无比。不过，我没有见到那怕一片木头。
　　 “这房子结实着呢，没有用石灰垒，全部都是水泥。”二春哥幸福极了：“人生在世能盖几次房？我估计就这一次。住上百、八十年应该没有问题吧！”
　　 “以前的砖木老房子还能撑几十年呢。一定没问题！”我附和着。
　　 告别二春哥，我想起以前盖房子的情境来。那时候盖房子离不开木头，木匠是最忙碌的了：房梁要安上叉手，叉手上面是房檩，房檩上面是椽子。门、窗也是临时加工的。父亲就是一名木匠，斧子、凿子、锯子、锛等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在村子里很“吃香”。
　　 变化也就这么快，眼看着那些父辈们盖起的老式房子，一天天被新式的楼房所取代，禁不住感慨万分。乡村正在变成城市的模样，也许用不了二十年，我们就难以找到“青砖碧瓦”了。放眼望去，谁还能认出哪里是乡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