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人有感于精神的荒芜，往往怀念远古时代追求的单一，向往产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诸子的时代，向往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的时代，虽然战乱不断，但是人们的思维是极度活跃的，精神是极其充实的。没有过多物质的束缚，精神往往更容易自由而自在。
　　 于是，学术界想要通过回归古代而寻找那些逝去的文明，用古典对抗现代，用经典对抗潮流，希望能够带给现代精神日益匮乏日益平庸的芸芸众生一些思想的灵光。但是，我们的效果如何呢？
　　 从出版界的大量介绍古典文化著作到百家讲坛的持续繁荣，从各类学术讨论的热闹到各种论坛的兴盛，我们似乎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看到了我们精神回归的希望。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停留在表面。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等各种事物的总称。传统文化既包括物质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今天，楼市的异常热闹的背后，是少数人的利益之争带来的是全民的苦难和后代子孙的无立锥之地。我们谈传统，如果是建立在不失去利益的基础上来谈，只能是空谈。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二是“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如果我们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这种家族式的血亲关系推而广之，汉代以孝治国之策应该有其合理的因素。今日，这样的伦理观念被尘封已久。物质成为人之间的基本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三“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曾经，内圣外王成为士人的自觉追求，虽然并非人人皆能为之，但毕竟成为几千年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不管信仰什么，精神寄托何处，“内圣”是根本，社会自然清醇。今天的主流意识是什么，不得而知。
　　 “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在后现代话语下，这样的根基已经动摇，我们将靠什么延续？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进程史，记载着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承载着世世代代热爱生活的人对生命意识的不断追问，对生命形态的更高的追求，对生存环境的更全面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愚昧走向文明，从荒芜走向繁盛，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简单从向复杂，人类在不断超越自己的同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每一个中国人，面对五千年的华夏文明都自豪地说，我们有着世界上最灿烂而丰富的文化，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今天，我们站在五千年的文化高峰上，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对话时，发出的声音却是那么的脆弱。我们想抛弃传统的束缚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文化的沙漠。失去根基的呐喊是不可能传播久远的。只有将传统的文化触角延伸进现代文明，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而现代文明也只有置根于古老的土壤才会更加枝繁叶茂。
　　 传统文化的复苏，精神家园的建立，并不是简单的几句口号，简单的几次政策的出台，简单的几次讲解，简单的心不在焉的学习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最终，我们的问题还是归结到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已经很少真正将道德伦理教育作为我们的应有之义。这是教育真正的失败。
　　 更何况，简单的翻版传统，只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做法。要真正重归精神圣殿，要让传统文化变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文化中的组成因子，将传统文化中的适合于现代生活现代思维方式的因素变成文化传统，变成现代人的一种思维的起点，进而成为思维的归宿，要有思想家的系统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简单的归结为八荣八耻成为一种干瘪的教条，令人敬而远之。要有媒体的积极参与，要有教育者的主动担当，要真正从教育孩子开始，在他们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教育者应当主动担当责任，教育不能急功近利。精神信仰的回归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靠全社会的长久而共同的努力。应该有长远的眼光，用几代人的努力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成为真正强大的民族。只有高贵的精神才是永恒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站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够真正走向未来。否则就只能是回到过去。历史就只会倒退。对传统的否定就是否定我们的历史。关注过去就是关注我们民族成长的经历，就是关注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阿Q精神与儒家文化】
　　 鲁迅笔下的阿Q，显然是集国民性弱点之大成的不朽艺术典型。因为在阿Q精神（主要指阿Q主要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中，就包含了鲁迅心目中的盲目自大、自轻自贱、主一奴根性、马马虎虎等等国民性的主要弱点。鲁迅就说过，他所以创造阿Q这一艺术典型，就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即“沉默的国民的魂灵”①。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不是阿Q，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阿Q精神可以说是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几千年封建文化濡染而形成的某种消极的普遍性的心态。只是这种心态在阿Q身上得到了显性的表达，而在许多国人身上，却表现为一种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
　　 我认为构成阿Q性格特征的主要因素是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悲哀的残余”。而这种“悲哀的残余”作为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是与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渗透到了每个国人的意识深处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发端于孔圣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由此而形成的“忠”“孝”情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古人的跪官吏以及今人的怕官都是这种等级观念的表现。说穿了，人的等级的划分是以权势为依据的。鲁迅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却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②这种以权势为分野的人的等级必然导致国人的“主一奴”两重性。每一个人都处于等级链条的中间环节。这种地位的先天性必然导致性格的两重性。阿Q面见县官时膝盖不由自主地下跪，对赵太爷的敬畏以及梦想革命成功后成为宋庄主人时的神气，实际上是这种“主一奴”两重性的生动刻画。而自古至今的“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溜须拍马”种种丑态又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表现呢？所以阿Q不管出现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人认为是在写自己。只是没有人会说出来罢了。今天，读《阿Q正传》的人，又有几人敢说我们的身上绝对没有阿Q的影子？
　　 这种“主一奴”根性产生了自轻自贱、欺弱怕硬的心态。失势时，在主子面前最易产生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或自怨自艾，或自轻自贱（阿Q取这种行状）；在有权有势者强有力者面前显奴相，对比自己弱小者则敢于施以凌辱，正如鲁迅所说的“在凶兽面前显羊相，在羊面前显凶兽相”。③难怪阿Q会因自己挨了赵太爷这样有身份的人的打而颇觉自傲，而在对小尼姑的欺侮中得到另一种快慰。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面子观”的形成与中国人性格中的“主一奴”两重性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只有做了“主子”就会有权有势，才会威风八面，受人尊崇，才算有了面子。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要面子”实际上是只讲表面形式，而忽略实际利益的自欺与自大。如阿Q被赵太爷打骂之后，就以“儿子打老子”消解屈辱而马上显得很得意。所以，很多时候“要面子”往往陷入自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不要脸”。而这种因“面子”而产生的自大自欺，自然地形成了所谓君子、小人之分，能够保得一份华面，才能称得上君子，而小人则往往是道德的卑贱者。所以，主人与奴隶是将人从权势角度进行区分，而君子、小人则是从精神道德上进行划分。我是君子，自然是傲视一切小人了。为保君子之名，性命自然也是可以丢的。在孔夫子的七十二高徒中，深得孔子思想精髓的子路，在一次战斗中，帽子被人打掉了。面对强敌，子路居然毫不畏惧，跳下车，捡了帽子，认真地戴好，在敌人的刀枪之下，大声背诵孔子的“君子死，冠不免”，然后从容就义。中国人为重名誉而轻视一切，“人活一口气”，“重名轻利”是中国人的道德理想。“难得糊涂”使人们回避现实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阿Q的回避现实而获得自欺的快慰，是何等相似。“知足常乐”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哲学，因知足而暂得精神抚慰而安于现状。而这种精神追求的胜利，说的就是中国人的所谓的面子观。阿Q用了一套精神胜利法而并未觉得生活的苦痛。他将人生的许多痛苦和无奈通过自大、自欺而并不自知进行了彻底的消解。而我们的古圣人不也是一直希望我们清心寡欲吗？而达到这一人生境界，进行纯粹精神的抚慰便是唯一便利的通途。说到底，阿Q的精神胜利和古圣人谆谆教导的精神追求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麻醉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精神胜利法的形成过程，也看到了许多弱小者在黑暗社会中求得生存方式的某种渊源。
　　 回望历史，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等级制度的专制下，遭受的压迫与屈辱是太多太多了。要记住并堆积这些压迫屈辱，是不堪重负的。面对屈辱史，要么奋起反抗，但历朝历代，许多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要么忍气吞气，但这种生活是何等艰难而痛苦。所以，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尽快忘记这些压迫屈辱，求得较为长久的“苟安”，采取“瞒与骗”，久而久之而麻醉了自己的灵魂，在压迫屈辱面前无动于衷，易于忘却。如阿Q向吴妈求爱后挨打，但他很快忘却自己的失败和屈辱，像看别人的笑话一样观看自己的热闹。阿Q的健忘让他活得轻松、自在。他将自己摆在当然的奴隶地位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而历史的健忘却会让我们这个民族失去许多应有的沉重。历史，应让国人记住许多失败和屈辱，许多辛酸和无奈，许多罪恶和残暴，让后代在对历史的质疑中反省历史的消极沉淀，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变得智慧，使我们的历史进程多一些亮色而少一些悲凉。
　　 由前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产生是我们民族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等级观念，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和反复强化所形成的深层结构，它几乎成为这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深藏于国人的记忆深处。所以，我们说，虽然产生阿Q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要让阿Q死去，让阿Q精神从我们现代人身上消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清除过程的。
　　 中国人性格中普遍存在的这种“主一奴”双重性，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产物。如果从社会——历史学视角观照，可以说，是中国人往往过于注重自己在社会群体关系中的位置而忽视了作为个体意识存在的结果。对于具有独立精神的现代人来说，是应该可以摆脱这种单纯的具有社会关系的失去自我的人，而真正从“立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从而从这种“主一奴”阴影中走出来，成为独立而精神自由的人。鲁迅先生说，立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万事举”（《坟·文化偏至论》）。在封建等级制度业已消亡的今天，如果我们从人文主义思想出发，意识到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可能消除积淀几千年的“主——奴”劣根性，而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成为历史的陈迹的。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版社，1982年版，第81、82页。
　　 ②《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谚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版社，1982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