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4月2日出席第九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前期磋商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是荒唐的。笔者解读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主观的，“中日必须友好，中日友好符合双方的利益”；二是客观的，不管中国人对日本有多大意见，他相信绝大多数日本人是爱和平的；同样，不管日本人对中国有什么不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是爱和平的。
　　 作为曾主管中国网络信息工作的赵启正先生认为，网络上流传的“中日必有一战”是极端和消极的言论，只代表少数人，是经过网络放大后，使人以为是多数人。极端语言在纸质媒体上并不多见，只在网络上存在。不幸的是，笔者正是那些网络的“少数人”之一。新年伊始，我写过一篇《中日一战已在所难免》，发表在主流网媒上，经一些网站转载得以“放大”。不过，我始终不认为持此观点的就是少数人，这些人既不极端、也不消极。
　　 我们都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既不取决于几个“好战”分子的极端，也不是“和平”分子的一厢情愿，关键在于双方是不是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分析战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应该放到宏观的、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去考量。尽管有些战争在表面上是少数极端分子发动的，如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等，但根源还在战争条件的量的积累，只是由谁来打开这个魔盒罢了。
　　 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解决民族、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无可调和的矛盾的终极手段。战争不是人类进步的目的，但人类进步无法避免战争。
　　 新中国立世之初，有一条原则就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毛泽东曾讲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已经很清楚地揭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不好战，也不躲避战争。
　　 中日之间，谁好战、谁热爱和平，不需要做无谓的分析。日本由于地理、资源条件决定，国土扩张、海洋扩张的意识，深深扎根在这个民族之中，只要资源跟不上发展的需求，扩张之心就会膨胀。发展，是所有民族的共同愿望，发展绕不开对资源的需求。当需求欲望达到某一个临界点时，就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回顾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战争基本上伴随了各个朝代。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民族矛盾，就是因为地理条件、资源丰歉的局限，才屡有铁骑践踏中原。有掠夺就有反抗，这就是战争。尽管战争给各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识之士都反对战争、祈望和平，但战争并不以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止息。汉民族的英雄儿女，曾以血肉之躯“宁”、“镇”过许多边塞，至今中国的地名中仍保留着大量的“宁”和“关”，它们都表达了人们对和平安宁的一种希冀。新中国南北方各民族无论大小，共享我们祖先留下的资源，这才从根本上创造了国内民族团结的条件。
　　 钓鱼岛就领土的“土”而言，并没有多大的资源可渔，而依据钓鱼岛划定什么“中间线”，多少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便进入了日本囊中。据调查，东海、南海储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可燃冰，这正是日本垂涎已久的未来资源。国家之间不可能用解决国内民族差异的方法，实行资源共享。掠夺，永远是资源匮乏者的梦寐，越是发展，越要依赖资源。这个“梦寐”，无法消除。除非一方因某种原因中止了社会发展，或另一方以博大的包容，敞开胸怀，让人任意享用资源。
　　 现代经济有一个热度很高的词，叫做“互利共赢”。作为日本一方，它感觉到资源方面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实现“共赢”，首先要取得不低于对手的资源条件。笔者并不赞同日本是先天好战的民族一说，但在经济萎靡之中，对资源的渴望则是社会性的。好战的安倍政府之所以得到日本国内多数人的支持，是不是应该从中多做分析？那些什么日本右翼是一小撮还是很多人，是一种肤浅的争论。左、右翼是关于政治的见解，经济是决定政治的基础，战争正是政治的延伸。
　　 由此而言，赵启正先生的两个论据很难成立。第一，“中日必须友好”的愿望不能替代中国政府对日本的防范；第二，“相信绝大多数日本人、中国人是爱和平的”更不是中日“无战”的逻辑前提，中国人历来爱和平，然而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华掠夺。
　　 我们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中国政府一直在做争取和平的最大努力。近日，有消息证实，中方正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访日，向日本方面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希望日本能够回到“不战”的正常外交轨道。但事实是，日本的联合军演、谋求对华包围圈、军事升级、策动修宪等走向战争的动作愈发频繁。
　　 中日之间到底有没有战争的必然性？关键看中日之间的矛盾是否“无可调和”，而这个主因掌握在日本一方。作为爱好和平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努力避免战争，另一方面更需要防止战争。毕竟甲午之战、侵华战争，都是在两国人民都“爱和平”的条件下发生了的。近代中国，由于腐败的满清政府无靖边戍土之大志，才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