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和2010年，我个人仍旧是悲伤的。当然，作为一个人，悲伤的理由很多，如大方面的纷纭与离奇，有一些比虚构的故事更能吸引人或者触动人。但作为平民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个人”，更为清晰深刻的是父亲的逝去。——好端端一个人，转眼间，一下子就从我们生活中没有了，从村庄被我们搬迁到了五里外的荒地。他奋尽一生力气、心血和生命，像树一样栽在人世间的两个儿子，我和弟弟，在他逝去后，也远没有那些湿干不定的泥土、年年枯荣的茅草乃至偶尔的风、雨滴和雪花，还有阳光距离自己更近。
　　 近两年来，每次想起，我就想大哭，不管旁边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笑话我。吃饭或者做别的什么，看到父亲爱吃的食物，哪怕是香烟，还有一些与父亲生活有关的器物，如锄头、田地、烟锅儿、黄挎包、粗布棉袄之类的，脑子里就飞速想起他，接着是一种无可遏止的愤怒和悲痛。有几次，差点对着满桌的朋友大哭和喊叫起来；还有几次，对着妻儿恨不得把碗筷使劲砸在地上。
　　 2009年“十一”，和在这里的母亲、妻儿一起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看着满桌子的酒肉菜肴，我忽然哭了，娘说：你这孩子，在人家家里咋能哭呢？我说，娘，我想俺爹，他现在还活着，多好！
　　 这是一个家庭的损失和丧失，没有蒙受此难的人不会理解。作为贫民的父亲，其生死只与他的妻儿及知他爱他的人有关。
　　 这似乎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悲哀。因为，平民从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自生自灭如蒿草。
　　 父亲逝时六十三岁，而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数人，仍还有保持着美好的生活甚至至高无上的快乐与幸福。每一想起父亲，我的胸腔里全是气，鼓胀得胸脯发疼。有几次做梦，梦见我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俩人坐在热闹的路边，就着某种植物的花朵吃麻糖（南太行乡村对油条的称谓），或者在田地锄草，像孩子一样在地边撵捉蝴蝶，呵呵笑。还有几次，我梦见他和别人在地边吵架，别人拿木棍打了他的头，血都流出来了，他不还手，我看到了，抄起一把镰刀冲过去，不知怎么着，就把哪人的头割了下来，……父亲拉着我跑，父子俩像是传说中神行太保，蹿山越岭，躲在一处山崖下，好久没动静了，父亲又说，恁爷爷奶奶早些年在这里躲过日本鬼子扫荡……等等。
　　 醒来后，总是要努力回忆梦中的细节，还自己在脑子里试着阐释一下梦境的含义。然后是悲伤，那种销魂蚀骨的滋味，好像刀子、毒气一样，迫使我疼痛、晕厥。躺在睡不着的床上，和妻子说父亲的过去。她也认真听。也说，在我们家，她觉得她和我父亲最亲（还有大姨妈和母亲）！还对我说：咱娘和村里的一些人说咱爹老实，其实咱爹是个聪明人。
　　 这是妻子的一种看法，暗合了爷爷奶奶当年的说法。而母亲，则一直肯定地说：恁爹就是个“傻东西”，别人把他杀了卖肉还帮着人家数钱。简直傻得世界上少有。
　　 爷爷说：恁爹十三岁就是壮劳力了。一个孩子顶一个大人干活。我推算了一下，父亲1946年生（具体生日好像是农历三月十四，当时无钟表，奶奶也没记住。接生的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一位伯母）。他13岁时，正是大跃进和公社时期。田地收为公有，公社以下按区域分成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队。社员们都要凭人口多少和劳力参加队里的劳动，以干活多少、轻重衡量计公分、分粮食。
　　 爷爷还说：大炼钢铁那会，村里的人都被抽到50多里外的西郝庄炼钢铁。把麦地毁掉，修起了小钢炉。
　　 爷爷说，那时候，家家户户连铁锅、铁盆、犁铧、镰刀和锄板都拆了、砸了，交给生产队，一块儿用马车送到公社，再由公社或者县里组织马车转运到炼钢工地。大致是1958年9月，村里的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只剩下娘儿们在家。爷爷带着父亲，坐着拉铁的马车到了西郝庄。到那儿一看，五月的麦子都没有收，麦粒都撒在地里了，有的长出了新的麦苗，有的霉成了黑色。有天晚上，一个在高炉上面负责“看”铁水的闺女，大概是太困了，一个跟头掉进硫酸罐子，等人捞出来，就剩下几根白骨头了。
　　 没过几天，一个领导对父亲说，你小，干不了重活，到高炉上“看”铁水吧。父亲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领导问他为啥不去。父亲搓搓手，回答说：俺爹就俺这一个小子（儿子）！——南太行乡村人极重“香火”，以“儿子”为毕生荣耀，谁要是没生儿子，会被人称为“绝户头”，晚景大都凄凉。像父亲这样的“独子”，自小就自觉地承担了爷爷奶奶教导和赋予的“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以后还得给俺俩养老送终”的使命。
　　 村里人说，奶奶早年间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只保住了父亲和姑姑。
　　 多年后，我出生并记事了，爷爷不止一次对我说，都说恁爹傻，你听这句话，恁爹到底傻不傻，你心里该明镜儿了吧！？而在当时，我小，想了半天，也没从中觉得父亲怎么不傻。我长到七八岁，晚上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谁。每晚缠着爷爷讲故事，不讲不睡觉，胳肢他。开始他尽讲一些古灵精怪的。时间长了，没新的故事，又禁不住我缠，就把村里和自己以前经历的蹊跷事儿当故事讲。其中涉及到父亲一些事情，大致是有意无意拿来证实父亲不傻的。
　　 一是成立生产队时，父亲一直是捉犁把儿的（掌犁兼吆喝牲口，也算是一般人做不了的活儿）；春秋犁地，父亲和村里少数几个捉犁把儿的大显能耐，不但挣的公分高，回到村里，也还可以第一个往大锅饭里“下筷子”，理直气壮捞第一碗面条。二是父亲学会了赶马车。到了冬季，父亲就和小他一辈儿但年龄相仿的大堂侄子杨如新一起，赶着马车去公社粮站交公粮、送干草（好像是给军马吃的）和买农具，还去山西、河南等地拉种子和肥料。山西左权靠河北一带的村庄种植土豆多，高粱和谷子也多。河南那边是麦子和玉米种子，当然还有豆类。这样一来，队里不仅全公分，见“大世面”，还可以到外面吃到家里所没有的“好吃头儿”。
　　 父亲粗通木工，车辕、门窗、家具、小凳子乃至架子车之类的都能单独做下来。还会编荆篓子、篮子（即用山上的荆条编织各类农用和日用器具），当石匠和瓦匠也是一把好手，放羊也从来不“伤”羊（意即把羊群看护得好，羊只不会因为疾病或兽害而无辜损失）。——爷爷说，恁爹将这些手艺“笼络”在自己手上，不仅是个好人，还是个能人。
　　 在父亲成长的乡村，正是新中国建立不久，运动不断的年代。作为偏僻乡村的一个农民，斗大字不识一个不要紧，只要掌握了“手艺”就可以很好地安身立命。奶奶说：恁爹就是俏（专指人聪明的意思），不管是生产队，还是后来包产到户，恁爹一个人，顶他们家里两三个（劳力）！
　　 在乡村，独不缺的是基于个人的生存智慧。——爷爷奶奶这番说辞，我小时候是忽略的，或者说，因为还没有尝到生活的艰辛和乡村事务和人际关系的难缠，就没细想，只是听听而已。许多年后的2009年3月15日，也就是父亲死后的第六天，妻子和弟媳去姑姑家，带回来两张照片。我一看，满心惊奇。这些照片我从没见过。
　　 一张是父亲、姑姑、爷爷、奶奶和曾祖母的合影。父亲和姑姑站在曾祖母和爷爷奶奶背后，穿着一身黄军装，右胸口处别着一枚主席像章，头发整洁，眼神明亮，一脸英气和朝气。另一张是父亲的单人照，也是那身打扮，身杆笔直，嘴巴微张，侧身朝前看，有一种说不出的帅气和聪颖（父亲似乎也当过红卫兵，但他从来没说过。有一次和他年龄差不多的一个堂哥对我说，他很怀念当红卫兵那时候的时光）。
　　 因为父亲刚过世，心情沉郁，看到这些照片，我又是欣喜，又是悲伤，忍不住放声大哭。我哭着喊道：俺爹不傻，俺爹是好爹！就着泪光端详的时候，我忽然明白，爷爷奶奶说父亲不傻是真的。在乡村这么多年，父亲经历的，父亲都知道，他把那些耻辱和悲伤压在了心底。就是没有像母亲那样说出来、喊出来而已。我也想：父亲的癌症一定是内心的忧愁和酸楚淤积太多太久的缘故。他受气，村里人欺负他老实，有时候捉弄他，欺负我和母亲，叫他心里难受。
　　 确诊为癌症晚期前几天，母亲还唠叨他，催他拖着病体从鸡圈往山后坡地挑粪，父亲说：俺干不动了啊！母亲说，干不动也得干！要不然，那么多鸡粪就被雨水冲没了，要不就被别人家挑走了！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残酷驱使，她总以为，人活着就应当干活，父亲作为男人，也应当不停地劳作，才能换来更好的生活。当然，他们劳作，纯粹是为了我和弟弟的生活，给孩子们减轻负担。
　　 天下的父母大致如此，至少在乡村依旧氛围浓厚。每一对父母都想着孩子们把时光过好，如母亲所说：“您都把时光过得风雨不透，俺和恁爹死了也能闭上眼。要是过得不如人，俺就是死了也还是心里头不甘！”——传统式的乡村经验及其人群恪守的，不是市场经济渗入后的物竞天择，靠能力吃饭，而是一贯地延续了以体力积攒物质财富、妄图一劳永逸的传统经济积累方式。
　　 至到现在，母亲还是持这样的观点。我劝解母亲：“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远忧”，不要管我们的事儿，把自己身体照顾好，逍遥生活就可以了。可无论怎么说，她当面答应，转身就开始为弟弟的那些家务事、经济事奔忙起来（弟弟在乡村，属于那种没有能力或还有点孩子气的男人，虽然娶妻生子多年，但仍旧不会很好地“谋”生活）。
　　 她以为这是她和父亲的一种担负，必须去做，不做就好像不配做父母一样。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带有鲜明的乡村传统道德评价系统赋予的驱使力。正因为如此，父亲自从娶了母亲，就开始了牛马一样的劳作生涯。我十几岁时，村里一个和父亲同龄的堂哥对我说：俺小方叔不傻，俺俩是光着屁股、尿尿和泥、上树掏鸟蛋、割柴放羊一起长大的。有一回，俺和恁爹到队里仓库偷白面，到后沟里用薄石板烙饼子吃。恁娘对恁爹不好，恁爹干得活重，恁娘把白面锁在柜子里，不给恁爹吃！恁爹饿得不行，就去恁奶奶家蹭饭，或者到关系好的人家去随便吃点啥糊弄肚子。
　　 当时，我听这话心里就是烦和恨两种情绪，原因是，这位堂哥不是个善人，从我记事起，我们家似乎就总是吃他和他娘儿们（这里指媳妇儿）的亏。直到2004年，他们家盖房子，锯了我们家两三棵成梁的大杨树，连个话都不说。母亲问他，他还说，锯了你还能把我咋了？你再敢说一句，我把恁家的树全锯光！
　　 这似乎就是母亲长时间责骂父亲“傻东西”的主要根据。对家务事、村里事，父亲从不言语，全由母亲。即使遭受了财产及尊严的损失，他也置之不理、忍气吞声。大约是1980年春天，第一次包产到户，生产队要把田地、荒坡、树木、羊只、牛、驴子之类的分到个人户头上。分完后，母亲说，也不知道人家给咱分的够不够，咱自己再去量量吧！父亲说：够不够就这回事了，都分了，不够也没有用！母亲生气，指着父亲的鼻子就骂：你这个怂包、没脑子的傻东西！咱量量不就心里有数了，多给、少给咱自己心里有个数，别让人欺负了还笑咱傻得不透气，以后更敢欺负咱了！
　　 后来到大姨妈家，母亲哭着说，队里把俺糊弄了，说的是3亩9分地，俺和那儿傻东西量了量，不到3亩半。还都分的是赖地。大姨妈也跟着叹气说，小方就是个傻人，算了，别哭了，傻姊妹儿，这就是命，认了吧！
　　 还有一件事，我五六岁时候，母亲总是哭，好多个晚上都被她的哭声惊醒了。有一天傍晚，我正在玩，忽听到村里一片喧哗，好像有母亲的声音。我绕过房侧的巷道，顺着声音到了自己猪圈，看到母亲和上面的一家吵起来了。骂的特别难听。他们家人多，三四个大闺女，还有她们娘。我吓得哭，往母亲怀里钻。其中一个（我记得清楚，是他们家的二闺女，我叫姐的），拿着饭碗就从上面房顶上朝母亲丢了过来。饭粒和筷子在途中洒落，而碗却朝着母亲飞来，冲着母亲的头。母亲头一侧，抬手挡，碗碎了，母亲的右手背上立马冒出了鲜血。我大声哭叫着，叫母亲回家。母亲抱起我来，也不管手背上不住涌流的血。回到家里，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吃饭。
　　 母亲哭着骂他说，你咋不管俺娘儿俩呢！还骂父亲是个傻东西，老婆孩子被人打死骂死也不放个屁！跟着你这号男人咋过时光……父亲还是没吭声，母亲还是连哭带骂。我也哭着，看着父亲。父亲就是不吭声，面无表情，继续吃饭，然后把碗放在门槛前面，一转身，就沿着巷道走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去爷爷奶奶家了，坐了一会儿，就又下地去了。
　　 这就是父亲！现在想起来，也觉得，父亲对妻儿的不负责，或者说不疼爱，是很傻的一种表现。我也常常想：要是我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这类的欺负，我会腾身而起，不说要与对方把事情说个明白，若是过分得厉害，我肯定会诉诸暴力，哪怕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
　　 可是父亲，我幼小年代，在乡村，他始终是这样一种态度，好像我们是和他毫无干系的人。
　　 大致是因为这些经历，在很长时间内，我和母亲在“同一战线”，认为父亲傻，且傻得不透气，既没有“玩转”生活，驾驭乡村人事及庸常生活的能力，又对妻儿不关心，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