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节前夕，有朋友相邀去逛金贸商城。金贸商城是本市最大的商城，文具百货、家用电器、服饰鞋帽一应俱全，这里的服装卖场也是全市最大的。
　　 女人是最热衷于购物的，尤其是有了家庭的女人。女人购物，很多时候都是无计划的，只要合了眼缘就行。对服装尤其如此。于是，几个如我一样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便扎堆在一块了。那天上午，我们不歇气的逛，逛得脚脖子发软也不肯停下。
　　 现在的商家可算是精明到家了，周末啦、传统节日啦、泊来的洋节啦、店庆啦，都要搞促销。什么样的节日打什么样的牌，这不，母亲节就打上了亲情牌，让顾客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商城外悬挂着巨幅的宣传标语，“感恩母亲”、“关爱母亲”、“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门前的音箱里循环播放着《感恩的心》，母亲节的气氛被渲染得盛况空前。
　　 我们跟着人流涌进了商城，偌大的商城此刻真有点水泄不通的味道，我在心里感叹，中国的人口确实太多了。嘈杂的声浪一波一波传入耳鼓，使人感到一丝疲累。几乎所有的柜台前都聚集了购物的人群，售货员的脸一团和气。
　　 阿苏选了一件紫红色的外套，式样有点仿古，盘花纽扣很精致。她将那件外套捧在手里，偏着头细细地看，像欣赏一件艺术品。看见那件紫红色的外套，我想起了第一次买给母亲的衣服，也是一件紫红色外套。
　　 十八岁那年，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为自己买了一双8块钱的护士鞋和一双7块钱的长丝袜，给她买了一件40块钱的紫红色外套。当我将那件外套塞到她手里的时候，她的脸拉得老长。“这个家就你最能花钱，照这么个花法，将来怎么过日子？！”
　　 “我买衣服是来孝敬你的，不是听你批评的。”我很不满意地顶撞她。
　　 也许是意识到不该这么说我，她换了口气说，这衣服颜色太艳，不是她这个年纪该穿的。
　　 “你要不要，不要，我给扔了。”
　　 “臭丫头，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好的东西就敢扔？40块钱能买好几担粮食呢。”她絮絮叨叨，然后，她将那件外套放进了樟木箱子里，还特别加了锁。
　　 “怎么样，好看吗？”阿苏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点了点头。
　　 “好看，不是绝品，也是精品。”阿纯瞟了一眼，在一旁恭维道。“你妈一定会喜欢的。”
　　 “大姐，你可真有眼光。”店老板夸道，“你再用手摸摸，这质地、这做工，真是没得话说。”
　　 “嗯，应该对我妈的味儿。你们也来看呀，这么多的中老年服饰，总有一款能中意，挑一件送给妈妈吧。”得了赞赏的阿苏竟帮店家推销了。
　　 “阿苏啊，你怎么跟个拖似的呢？”阿萍打趣道。
　　 “可不就是个拖吗，老板，一会等她们都回家了，我们就去分钱。”阿苏这人一向喜欢顺杆爬。我们都乐了，店老板也乐了。就这样，顾客与商家的关系很快就近乎熟人了。
　　 店老板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看我们嘻嘻哈哈，不失时机地又接上了腔，“几位姐姐，人家说行孝要及时，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买件衣服送给妈妈表表孝心吧。我们商城促销，八折优惠，明天下午结束，后天就恢复原价了。花钱不多还尽了孝，多好。机会难得，姐姐们，该出手时就出手。”这种语言上的亲密，是最具有煽动性的。
　　 “姐妹们，八折大酬宾，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阿苏挑了挑眉毛，似乎自己此刻就是店老板的老熟人、老朋友了。阿萍、阿纯笑得前仰后合。
　　 尽管货架上的衣服都很精致，可都无法勾动我购买的欲望，我穿衣的风格不在此列。就在她们用心选购衣服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了商城。姐妹们难得一聚，我不好意思抛下她们，独自回家。百无聊赖的我，只好站在商城前的广场上，看来来往往的人流、车流。
　　 一小时后，她们出来了。一个个仿佛得胜回营的将军一般，拎着她们斩获的战利品——大大小小的包裹，喜气洋洋地左顾右盼。
　　 “卫红，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打你手机也不接。”阿苏问我。她见我没精打采的样，小心翼翼地问，“心情不好？！”
　　 “你们给母亲挑礼物，表孝心，我怎么好打扰呢。”
　　 “哈哈，有孝心没处可表吧。”阿萍将手中的包裹放在地上，直起了腰身，甩了甩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
　　 “是啊，妈跟婆婆都没有了，总不能异想天开让她们从坟墓里钻出来吧。”我本想轻松地幽他一默，谁知，话一出口，竟掉起了眼泪。母亲去世八年了，丈夫很小就失去了父母，是寄养在姑姑家长大的。阿纯朝阿萍瞪眼，阿萍自觉失言，吐了吐舌头便不再说话。
　　 “走，吃饭去。”阿纯搂着我的肩。“今天，让阿萍埋单。”逛了一上午，肚子还真有点饿了。于是，我们将战场又转移到了一家餐厅。
　　 服务生将我们领到靠窗的一张桌子，落座后，扭头向外看，略抬头，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不由眯缝了起来。阿苏问能不能换一张桌子。服务生说今天客人多，没有空座了。阿萍说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将就吧。于是，我们就将就了。阿萍就问海生、鲍鱼有没有？服务生笑着摇头。阿萍说，店里怎么没有呢，顾客需要就可以有啊。服务生解释这家店是大众消费，讲究的是经济实惠。海鲜之类的，平时也没顾客要，我们店不经营。阿纯笑阿萍，又想充阔佬又想少花钱，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几个人边吃边聊，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引得靠近我们餐桌的客人不停地扭头看。我提醒她们有人看呢。“不让说话，长嘴干什么？”“吃饭呀”“就为吃饭？这功能也太单一了吧”“食不言、寝不语”“谬论！”“吃饭睡觉都不让说话，还不得把人憋死呀。”个个都是常有理。
　　 阿苏说韩国泡菜算什么，她母亲做的泡菜那才叫绝呢，晶莹剔透如翡翠，开胃健脾如仙药。阿纯说她母亲的厨艺特别好，家常小菜也能唇齿留香。阿萍说她母亲虽然不会做泡菜，厨艺也很一般，但却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每个生日，母亲都会送她礼物，即使是现在也如此。她们拼命晒着自己的幸福，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听她们聊母亲做的美味，我想起了母亲，母亲的厨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村里谁家有了喜事，少不得请母亲主厨。她会做各式节日的面点，还能酿制桂花米酒。
　　 “我说姐妹们，你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别在我这没妈的孩子面前炫幸福，好不好？”
　　 “哈哈，羡慕嫉妒恨了吧。”阿萍笑得忘乎所以，白金耳环来回晃动，炫出一片光芒。
　　 “哎，想你母亲了吧。”阿苏停住了筷，看着我的脸。
　　 我摇头。老实说，我也闹不清自己是不是在想母亲了。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母亲的关系都是紧张的，我们彼此排斥。
　　 二、
　　 母亲名叫李丹桂，出生在桂花飘香的日子，她生活在一个依山背水的小村庄。屋前有一株丹桂，听父亲说是盖房那年母亲种下的。每到秋天的时候，空气中便氤氲着馥郁的芳香。等桂花开到最灿烂的时候，母亲会将它敲落，然后晒干保存。母亲说桂花是可食用的花卉，还特别有营养。因此，母亲喜欢泡桂花茶，做桂花米酒、桂花汤圆。
　　 那株丹桂陪伴着母亲从青春走到暮年，伴着母亲走过一个个实在而单纯的日子。母亲去世后，因为开发，老屋没有了，那株丹桂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段芳香的记忆。
　　 我们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按理说应该最受疼爱，人家常说父母疼的是幺儿，可我却没有这样的待遇。我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叫跃进，大姐叫文会，二姐叫文楠，我叫卫红。原本我觉得我们的名字是很好听的，谁知都打着历史的印记呢。母亲常常为她给我们取的名字而骄傲，她说这些名字很响亮，还有纪念意义。每每她自得的时候，我都会撇撇嘴，没文化，就知道跟风，这样的名字，全国不知道有多少呢。还以为自己很有创意？！
　　 在家的时候，母亲爱叫我们小名，二蛋，大丫，二丫，三丫。在很正式的场合，母亲才叫我们的大名。比如说，有老师家访时，语重心长的教育时，那样的时候，谈话是很正式的很严肃的，母亲的脸也是看不出表情的。
　　 母亲是个很漂亮的女人，黑而顺滑的头发，一张白净的瓜子脸，眼睛像弯弯的月牙，挺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我喜欢漂亮女人，而对她却亲不起来。我脑子里一直记着一句听来的话，薄嘴唇的女人，为人刻薄。
　　 父亲木讷寡言，在母亲面前显得窝囊，他即使是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话也是软乎乎的，没有力度，高大的父亲显得很没有男子汉的气概。这大大颠覆了我心目中的“严父慈母”的形象。
　　 似乎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不喜欢我的。而小小年纪的我却不肯在她面前服软，经常跟她顶嘴，当然顶嘴的结果就是多挨打。她在打我的时候，还要一次次重复那句“犟人多讨打”，似乎我挨打是顺乎天理民心的事情。每次挨打的时候，我都会咬着牙，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决不允许自己在她面前哭，我喜欢看她因我的不屈而气急败坏。
　　 听隔壁的三婶说，我还有一个大哥，我出生那年，大哥生了一种怪病，没两个月就死了，母亲耿耿于怀，认定是我克死了大哥。她还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了印证。算命先生说我是金命，大哥是木命，金克木。说如果将我过继给别人，将来家里就能太平了。因此，从我落地的那刻起，她就不喜欢我。大哥的死跟我毫无关系，她却要将这罪名强加给我。为此，我开始仇恨她。
　　 母亲很爱干净，简陋的家具上能照出人影，衣服鞋袜从来都是穿戴得很齐整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她喜欢用白床单，没有她的许可，我们几个不能上她的床。我常常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爬上她的床，雪白的床单上便留下我乌黑的手指印。她发现后一定是虎着脸给我一巴掌，用手拎着我的耳朵赶我下床。“臭丫头，跟你说过几次了，怎么老不长记性？”她一把扯下我弄脏的床单，再从柜子里拿出干净的白床单换上，做完了这些，她会毫不吝啬地奖赏我一顿竹笋炒肉。
　　 她骨子里男尊女卑的思想很严重，她对我们兄妹四个的态度是不同的，她特别偏爱哥哥，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只有他可以上桌吃饭。家里有了好吃的，母亲会以女孩食量小为由，多分一点给哥哥，尽管他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有时候，哥哥将自己的那份分给我们，她会不由分说地夺过去再次递给哥哥，“她们吃不了，还是你吃吧，你将来可是要撑门户的。”
　　 每年春节前，家里都要请裁缝做衣服，她首先满足哥哥，再就是大姐二姐。我常为得不到新衣服而生气，最初父亲安慰我，等长大点就给我做。也许是父亲实在看不过眼了，有一次，他低低地给母亲说，“今年给三丫做一件吧。”
　　 “两个姐姐的旧衣服还不够她穿吗？”父亲便闭了嘴。我气得不得了，凭什么我就该穿旧的？“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哪家不是这样？”父亲的争取尚且不能奏效，家里还有谁能改变她的决定呢，还是不说为好。
　　 八岁那年，我上学了。在学校的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身旁没有她的唠叨，我也不用担心因做错了事而受她惩罚。邻村的吴矮子是有名的严师，对顽皮的孩子决不容情，打手板、罚站是他最常用的手段。而他却愿意欣赏我，即使是我偶有犯错，他不但对我网开一面，还要为我开脱，说我一定是受了谁的唆使。他不止一次地在母亲面前夸我是块读书的料，将来准有出息。
　　 后来，三婶子跟一些村里人也常在母亲面前夸我聪明。母亲却并没有以我为荣。
　　 母亲很不屑地说，“一个姑娘家，聪明有啥用？读再多的书，将来还不是一样嫁人，一样围着灶台转。”
　　 三婶子是不爱听人诋毁姑娘的，“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可不能小瞧姑娘呢。”
　　 “要搁在旧社会呀，这读书的钱也就省下了。”母亲可不想因为一句话得罪三婶子，她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还是和睦相处为好。宽厚的三婶子当然不会继续她反对的意见。
　　 “现如今，哪来的高门大户，一切都是国家的，又哪来的约纸？再要说约纸，人家会拿你当古董呢？”村里人跟三婶子都笑了，母亲竟然也笑了。不知是为了附和村人，还是为自己的见解而得意。
　　 母亲一点也不掩饰对我的不屑，她冷嘲热讽，让我很受伤。无论我怎样努力，无论人家多看好我，在她眼里，我都是一无是处的。
　　 为了表示我的愤怒，我的行为越来越出格了，有时候比男孩子还皮。跟着几个比我大的男孩，学会了搞破坏。看电影归来，将刚长出小半尺叶子的胡萝卜连根拔起，打柴的时候，将大西瓜滚下山脚。我跟邻家孩子一块掏鸟窝，将那些鸟蛋打碎，看抱窝的鸟儿在空中盘旋，听它们发出哀鸣，放肆地大声发笑。也常背着她偷偷跟人一起玩水，最初总能被她发现。她收工回来，命令我坐在矮凳上，一把挽起我的裤管，用手指刮我的腿，腿上便清晰地现出了几道白色的印痕。她不由分说，抓过一根细竹条狠命地抽打。
　　 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躲过她的检查。玩水回来后，用热水洗过，再用手饶也了无痕迹了。我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一发现。
　　 我踩死了小鸡，她骂我“走路不长眼睛”，我打碎了碗碟，她骂我“败家子”，我跟邻家孩子闹了矛盾，她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因为一件件小事，我记恨她。在她面前，我愈加像个刺猬，常常不等她靠近，我就撑开满身的刺。我九岁那年，又一次惹怒了她。这一次，不等她抡巴掌我就逃开了。气急了的她，顺手甩过来一把铁锹，离我的脚后跟才五公分。我看着那把躺在地上的铁锹，心突突地跳。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