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区里通知我去开会。会后书记、区长找我谈话。书记问我：“这段日子在下面还习惯吗？”我说：“现在没有了语言障碍，就和住在区里一样了，好得很。”他说：“老王，今日我们想同你商量一件事。”我看着书记，没有作声。他停顿了一下，说：“县里来了通知，区里原来的财经助理员老李调走了，我和区长商量，想请你将这财经助理员工作也兼上。”我问：“财经助理员具体都干些什么工作？”他说：“主要就是每个月到县财政去将区里要开支的经费预先领回来，月底再去报帐，又将下个月的经费领回来。还有就是区干部集中回区开会和过年过节时都要集体开伙，改善生活，这伙食费开支也由财政助理员管理。”我问：“区里每个月要开支多少钱？”书记说：“区干部和乡半脱产干部的工资、干部的下乡补助费，再加上一点办公费，一个月也就是两千多块钱。有时候要给贫困户发救济款，那都是县里专门拨款，县里给多少，区里就去领多少。上个月的帐老李在县里已经报清了。你们也没有什么手续好交接的。你明天带上罗则去县里将下个月的经费领回来，开支完了，月底再去报帐就行了。”我说：“行。去县里的路我会走，罗则就不用去了。”书记说；“那可不行，你拿上那么多的钱（2000元！），一个人去，路上 不安全。”
　　 我兼任了区财政助理员，第一次去县里领钱。临走时，我在挎包里塞上十发子弹，准备送给在县邮电局结识的那两位好朋友。高口到县50多公里，骑马大半天就到了。我问罗则，财政科在哪里，罗则笑着说：“财政科米西（不知道）。老李来县，都是石会计家里去。我们他家去。”找到石会计，他已经知道我接替了老李的工作，说：“今天银行快要下班了。你明天上午来领钱吧。”我和罗则一起找到管理员伦珠，他打开上次我住过的那间房门，我俩将鞍鞯卸下来，搬进屋里，罗则牵马去马厩，我就去看上次结识的朋友罗地和祖品次成。来到邮电所，他俩刚好下班。见到我，连声说：“沃布结，沃布结。”我答：“嘎麻提。”罗地问我：“来县里有什么事？”我说：“领工资。”他问：“罗则来了？”我说：“栓马去了。”罗地说：“根拉（老师）会说巴青话了，以后我不需要再结结巴巴地对你讲汉语，亚古西扎都（好得很）！我马上烧茶。”转头又对祖品说：“你快去告诉罗地，根老王在我们这里。”我拿出子弹，说：“每人‘阿滴’。”两个小伙子高兴得不得了。罗地立即从一只小木箱里拿出个小皮匣子，将那五粒英式步枪子弹用毛巾擦得亮晶晶的，装进皮匣里，高兴地说：“我今日也有‘阿滴’了。”我从他手里接过那“阿滴”，仔细一看，这小皮匣子上面镶嵌着刻有花纹的银片，中间还镶着一颗漂亮的红珊瑚珠子。五个子弹头露在皮匣子外面，闪烁着紫红色的光芒，十分漂亮。我们喝着酥油茶，吃着糌粑，祖品次成给我讲开了‘键恰’（男子汉的饰物）的故事：
　　 在巴青，年轻男子都要为自己准备“结巴布刻键恰”（男子汉的七件饰物）：美恰（火镰）、阿滴（子弹匣）、罗孜（小刀）、罗伙（皮腰包）、哇夏（狐皮帽）、布热多库（用亚麻布做成的衬衣）、戈松拉（三层牛皮底的藏靴）。罗地在县邮电局干“半脱产”工作已经快到三年了，心里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这七件饰物备齐全。其他六件都有了，就是还缺五发英式步枪子弹。现在全都有了，当然很高兴。我们就这样，一边喝着香甜的酥油茶，一边用巴青话闲聊着。我心想，这样子学藏语，环境实在是太理想了。
　　 我正在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罗则飞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对我说；“根拉，快，郭色书记喊你去。”我问：“哪个郭书记？”罗地说：“不是郭书记，是那个巴青来了三年多，头发白了一大半的县委刘书记。我们都喊他‘郭色’书记。”（藏语‘郭’就是头。‘郭色’连到一起，就是：一头白发。）我问罗则：“书记在哪里？”罗则说：“书记请你到他家里去。”我跟上罗则去见刘书记。我们来到一间平房前，房门敞开着。可能是听到了脚步声，一个白头发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看着他那满头灰白的头发，罗地那句“巴青来了三年多，头发白了一大半”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了起来。我想，这一头白发，不正是刘书记饱经风霜的最好见证吗？同时又让我联想起了那披满白雪的劲松……。他笑着对我说：“是老王同志吧？”我说：“书记，我是王寿民。”书记说：“快请进屋。”罗则说：“书记，我马看去了。”说完这句话，他一溜烟跑掉了。
　　 我跟着书记进了屋，他说声：“请坐。”又倒了一杯开水放到桌子上，说：“请喝水。”我坐了下来。他问：“你原来在拉萨工作，怎么想着要到基层来呀？”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前年我在堆龙德庆县下过一次乡，工作组撤回拉萨时，我就要求留在堆龙，结果没有被批准。回到地质局后，领导安排我当藏文秘书，可是办公室又是文件又是公章，还尽是些机密东西。我家庭出身不好，万一出点事，只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后来是藏干校的杨孝彬主任帮助我调来黑河。我又请求来巴青，可一到高口，就听人说在区里干行政工作，要求的条件比地质队还要高。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书记听着我说话，半天没有开腔。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也是下乡刚回来没几天，慕副书记就将你的情况告诉了我，还说看到你今天到县里来了，所以就想请你过来随便聊聊。可你刚才一开口，就把我给‘将’住了。”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该怎样来回答你的问题呢？按照常规，我应该对你说：王寿民同志，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是我想，这两句话你肯定已经听过了很多次，甚至是‘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书记停顿了一下，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遇到的很多事情又往往和刚才这两句话对不上号。我没有说错吧？”这位县委书记，头次见到我，就说出了这么一番大实话，当时就把我的眼泪水给说了出来。我立即用衣袖擦去那不争气的泪水，可又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话，只好不断地点着头。书记见我不讲话，他又继续说：“今天我不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年纪比你大一些，来巴青比你早几年的老同志的身份，请你过来谈谈心。听说你们的扎西区长在前塔乡帮你找了两个老师，一个给你教牧业生产知识，一个给你教巴青话。现在你学得怎么样了？”他提的这个问题，倒是让我挺高兴，我就说：“我刚去高口，连个马鞍子都不会备。听人家说山上有冬虫夏草，我还以为那只是个神话故事。更别说抓膘配种，给牲畜防病、治病了。自己觉得简直就像个白痴，什么也不懂。可是一到了乡下，人人还都喊我根拉（老师）。一听到那喊声，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缝钻进去。虽说区长给我找了两个老师，我现在最多也只是幼儿园孩子的水平，若是要去领导群众搞生产还差得很远。”书记笑着说：“群众在这块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他们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经验只怕我们这一辈子也学不完。我来巴青三年多了，总的感觉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并不需要我们的干部去‘教会’群众如何搞生产，而是需要我们老老实实放下架子去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见我一个劲点头，书记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这头点得有点早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既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但也不能忘记，他们那沿用了千百年的老经验里也确实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拿你刚才说的虫草来说，巴青盛产虫草，按现在贸易公司的收购价格，一斤虫草就可以换回30斤青稞。产草季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就能挖到七、八两。旧社会三大领主不准人们挖虫草，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群众认为虫草是山神的头发，是山神的肠子。反正一句话，虫草千万不能挖。”
　　 说到这里，刘书记端起杯子将水喝完了，又接着说：“今天请你来，我也想交给你三个任务：第一，希望你安下心来，继续学好藏语文，争取在年底前完全甩掉拐棍（翻译），也好给全县汉族干部学习藏语文做出个样子来；第二，上次你写的工作情况汇报我看了，写得还不错。分工委宣传部早就指示各县要建立报道组，给党报写稿，做好宣传报道工作，我看西藏日报高口区的通讯员就由你来担任；第三，以后你们区给县委的工作报告，只要我在县里，你就可以直接交给我。我还想多听听你在基层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以及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对我的工作也有帮助。”说完这些，他笑着说：“如果你愿意，我这次也给你再推荐两位老师，一位是县兽防站的李站长，他在内地就是兽医，实际经验很丰富。一位是县卫生院的张医生，中国医科大学1961年的毕业生。你向他们学些医疗知识，下乡时你还可以随时带上些常用的人药、兽药。自己有了真本领，然后才好去教育和帮助群众。”说到这里，他给自己的水杯续上水，喝了一口，对我说：“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再重复一句：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希望你能丢掉包袱，开动机器，不断前进。今后你不论是工作或者是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只要是在我这个县委书记的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他说这番话时，很轻也很慢，但说到“不唯成分论”那几个字时，却像是有意说得有点重，眼睛还一直看着我，好像怕我没有听清楚。我心想，若真如书记所说，我一定要好好干，我也相信自己能干出成绩来！
　　 告别了刘书记，回到招待所，那晚上我像牛吃草后反刍一般，将他的一番话又反复地在心里咀嚼了好多遍。我佩服书记那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我庆幸自己来巴青又遇到了一位好领导也是好老师。我还记起十年前，在衡阳县的蒸水河边，郝部长对我说的那句话：“好好工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帮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想到这些，只觉得一股暖流在我的心中涌动。我心里又升起了希望。
　　 第二天我在石会计那里领了支票，去银行取了钱，然后就登门去“拜见”书记给我推荐的两位新“老师”。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他们都很高兴，分别给我讲了一些医药知识，送给我几本人、畜疾病防治知识的小册子和一些常用药品（那时候西藏各级医院和兽医站都是国家全额拨款单位，药品、器械对所有干部群众全都免费）。李站长又给了我一个小药箱。这时，县公安局包局长派人来找我，让我到公安局去一下。我想自己是个另类人，这公安局长找上门了能有什么好事？转念一想，没干亏心事，又何必怕鬼敲门？来到公安局，包局长笑着说：“刘书记说了，你常常要到县里来，背着支又长又沉的老英式步枪太不方便了，让我想法子给你换支枪。说说，你想要支啥样的枪？”我心想，刘书记还真的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好领导。但又一想，扎西区长现在背的都是长枪，我还能要支什么枪？想起进藏时赵队长发给我的那轻巧灵便的卡宾枪，就说：“若有支卡宾枪就好了。”局长笑着说：“你还真会挑。可是咱全县只有一枝卡宾枪，现在在书记的通讯员小唐那里。局里枪库有一支美国造的汤姆森冲锋枪，那还是60年美国空投到二号地区后被我军缴获的。这枪体积小，灵活轻便，携弹量大，火力猛烈。你平时下乡或者骑马，背在身上根本不用拿下来就能够使用。”好像为了增强他说话的说服力，他又笑着加了一句：“这汤姆森的子弹粗得很，打狗熊一定没有问题。”我问：“有多粗？”局长笑着说：“11.4毫米，比七九步枪粗了3.5毫米！在我见到的所有长枪里，这可是独一无二的了。你以后若是碰到了狗熊，就用它瞄住那傻大个的脑袋，‘叭，叭，叭’地一阵响，肯定穿几个大窟窿。”听着他那绘声绘色的描述，我也禁不住笑了起来，连声向他道谢，又跟他去枪库换了枪。他一高兴，竟然给了我一百二十发子弹和四个弹夹。
　　 一年后的某一天（日子我没记住），格尔滩村后面的东青山上发现了一只狗熊，群众吓得不敢上山去放牧。我信心满满地挎上汤姆森，领着乡文书次旺上山去打狗熊。可是那一次，狩猎经验丰富的老猎手次旺没有遇上狗熊，我这个从来没有独自打过猎的人，却偏偏近距离地遇上了它。双方突然遭遇，同时都愣住了。这时候我在扎曲藏布江与叛匪遭遇时，既想打死叛匪又害怕自己被打死的矛盾心态又出现了。我记起有人说过，你若是一枪打它死不，它会立即扑过来；而你沉住气，不先开枪伤着它，它可能一转身就跑掉了。就在我犹豫不决是否应该扣枪机的那两三秒钟，那狗熊还真的掉转头跑掉了。又过了好些日子，我和通讯员罗则在前塔乡搞整顿基层组织工作试点，几个企图杀人夺枪的坏分子将我俩锁定为了他们预谋杀人夺枪的对象，只是因为那汤姆森与我从也没有分开过，他们迟迟没敢动手，案件不久也就被侦破了。
　　 在高口区的那几年，汤姆森和昂巴一样，成了我的好“战友”。直到文化大革命，它被造反派收缴去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那亲爱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