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都被唐人作完。”此话未免说得有些霸道，好象诗的宝藏已被唐人掘尽，后人只能在废墟中拾捡残碴似的。唐人果真如此幸运，后人是如此的不幸吗？换言之，诗的命运果真是如此的不幸吗?
　　 我们自称为诗的国度，如依鲁迅先生之言，看来自唐以后，我们是在沾老祖宗的光——徒自戴着诗的桂冠而在炫耀于世人。惭愧啊，诗国的子民们!
　　 虽说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断言很不服气，但就新诗目前的现状来说，可谓气息衰微，奄奄乎失去了人气，这又不得不使我们羞愧得无地可容。
　　 新诗的发展之所以迈入了死胡同，究其原由，主要有三：其一，言非心声。诗言志，志者心声也。现在的一些诗人刻意在形式上追奇涉险，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看似色彩缤纷，实则空洞无物。其二，脱离民众。人民大众是一切艺术成长的沃土。现在的一些诗人闭门造车，凭着感觉走，看似天马行空，实则不知所云。其三，缺乏底蕴。厚实的文化底蕴是建造艺术殿堂的基石。现在的一些诗人不是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学作品，而是到处拜师求艺，看似求知心切，实则徒劳无益。
　　 如果诗人们都是这样在为新诗“苦苦劳作”的话，那么他们不是在建造诗之高塔，而是在挖掘诗之坟墓。
　　 新诗的领地越来越小，有些稍有作为的诗人已经撤离了诗之阵地，有些虽在坚守，但也躲进了幽谷孤芳自赏。这是诗的悲哀吗？我想，诗不必学凤凰自焚而再生，它应是长青树，而不是落叶林。
　　 诗是用生命感悟出来的，它的成长离不开生活。一切有作为的诗人应该走出幽谷，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在民众的土壤中播撒诗之良种，以民族的智慧培育出新生林。当这些新生林郁郁葱葱，覆盖群山的时候，中国的新诗定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气候。
　　 “人定胜天。”我想，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对自然的改造，也同样适用于对艺术的改造。当然，包括新诗在内。
　　
　　
　　 二
　　
　　 今天是端午节，按理说，这不是一个理应欢乐的节目，但人很欢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节日在现代人的心中已全部被欢乐化了。譬如说清明，本是祭祖，却成了多数人聚会和豪饮的由头。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这就像在旧社会（这个词好像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春节本是欢乐的，但贫苦如杨白劳者是欢乐不起的，——他被生活所迫，是没法子欢乐的。旧社会，对老百姓来说，所有的节日是悲伤的。如今，生活好了，大家伙儿的腰包鼓了，便逢节必请客，请客必大摆，大摆必豪饮，豪饮必大醉；节日沦为一个买醉的由头而已。中国文化全被胃消化了。
　　 还是说端午节吧。端午节是为纪念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约定俗成，逐渐形成的传统节日。纪念，理应是端午的核心与本意。我们还是从酒气、浊气中走出，来到江边，看看历史的波纹吧。——说是波纹，因为如今的国人已不在正视历史，一切全被戏说了，张三可以这么说，李四可以那么说，王五又是另一套，大家都渊博得让司马氏改行买旧杂志去了。——波纹已没了气势，但仍有一丝脉络。屈原因楚亡而跳江殉国，以其大节而成其大志。虽说他的抱负破灭了，但他的精神却永存。我们被屈原所感动的并不是他的诗，准确的说是楚辞，而是他的精神，诗人精神。
　　 中国是诗的国度，撑起这个国度大厦的是诗人的精神，只要这个精神不倒，诗国的大厦就会不倾。
　　 然而，大厦终究是倾倒了。
　　 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全被唐人写尽。此话虽说偏激，但确也道出了实情。唐以后，中国人气度消顿，首先在精神上矮了下去，之后精神只在脚脖以下转悠，近来好像似乎是没有了。在这样的大气候中，能诞生真正的诗人吗？
　　 网络为“诗人”提供了大舞台，可以尽情地表演，然而再也进入不了境界；况且，现在的实情是，只有演员，没有观众，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他（她）与诗隔在了两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天成的。在人不是天成的时代，还会得到天成的诗吗？所以，不要急着去写诗，诗是无法“写”成的。
　　 当失去诗的国度后，我们不要再来欺骗自己，在废墟上载歌载舞。还是修炼精神，铸造精神之柱吧。
　　 精神来，诗自成。
　　
　　
　　 三
　　
　　 有朋友推荐《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于是决定抽空一读。因为先前并未读过小说《红岩》，所知的关于红岩的故事只是从父母那里听来，所以对红岩精神的认知只是表面和浮浅的。读完此书，我被红岩精神深深震憾了。
　　 我们所接触的“精神”已经太多，而这太多的精神只是概念的肢解，于我们内心并不产生共鸣，——这大概是所谓的精神分裂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失败了。
　　 《忠诚与背叛》从历史的真相辟出一条溪径，让我们真切感受精神的力量，内心产生巨大的震动。这是正襟危坐式的教育所不曾有，也不会有的。
　　 伟大的精神在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产生，并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红岩精神便是这样。江竹筠、陈然、罗世文、许晓轩等革命先烈在新中国诞生的黎明之际，因叛徒的告密而身陷囹圄，被困渣滓洞。因为敌人已感末日即将来临，所以更加穷凶极恶，在对革命先烈加大肉体折磨的同时，更加加大了精神折磨。而久经考验的先烈们，对于敌人的疯狂迫害，他们不但顶住了，而且用革命的浪漫的战斗艺术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瑰丽无比的战半诗篇。我把它赞之为“诗意的战斗”。
　　 按常理、常规说，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要能顶得住，那已算是伟大的战士了。而我们的先烈们却远比这个还要做得好，已不是用坚强和顽强这样的字眼可形容的了。仅举三例，便可知晓。其一，成立铁窗诗社。以陈然、古承铄、何雪松等为首，他们成立了诗社，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新诗。这些诗激情澎湃，热情洋溢，或抒发革命豪情，或展望美好未来，或表达忠诚意志，或宣发战斗誓言。如陈然的《我的“自白”书》，何敬平的《把牢底坐穿》，蓝蒂裕的《示儿》，蔡梦慰的《意志在闪光》，等等。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最阴暗的渣滓洞，却诞生了这么多的先锋诗人，产生了这么多的壮丽诗篇，恐怕用“奇迹”这两个字是概括不了的。其二，开展牢中娱乐。牢狱之苦，尤其是反动派的牢狱，是非常人可以想象的。革命先烈虽然身心备受煎熬，但他们并没有垮掉，除坚持锻炼身体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他们用黄泥做成围棋、象棋、跳棋，用白纸片做成扑克，当敌人放松监视时，便三五一群、七八一伙地围在一起“战斗”，其乐融融，不亦快哉！另外，他们把唱歌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坚持不懈。但凡难友中谁会唱的歌，都要教会其他人来唱。这些歌有战斗的，也有抒情的，有解放区的，也有苏联的。通过教歌唱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其三，组织春节联欢。1949年春节到来的那天清晨，300余名难友，高声唱起国际歌，歌声震动全狱，让敌人胆战心惊。他们张贴春联，喜气冲破寒气，让铁窗也生出几分光亮。他们用白纸片和罐头广告纸制成贺年卡，互相赠送，将一片面革命热情传扬得如火如荼。更有趣的是，他们和她们在狱中扭起了大秧歌，翩翩起舞，让敌人惊恐不已。类似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举不胜举。
　　 革命先烈为何这般乐观达观？我想，除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坚韧的品格之外，最重要的是高尚的追求。追求是一切一切的开源。追求高尚，一切都会向真善美聚焦；追求庸俗，一切都会向假恶丑聚焦。对革命军人来说，先烈们的追求又何尝不是我们的追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所以我们有一样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