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外奔波越久，爹娘就惦记我越多。腊月二十六的清晨，我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见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爹娘。爹早早地等在车站，身旁立着他心爱的电动自行车。
　　 回到家里不久，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从前，娘边擦拭家具边和我叙说着家长里短，爹则坐在旁边看电视，正在戒烟的爹，双手交叠在腿上，一言不发。其实我明白，爹并没有专心看电视，而是在安静地听我们母子聊天。
　　 日子在娘的唠叨声中向前走，转眼到了除夕夜。吃过年夜饭，我拿出两个红包，自豪地说：“过年了，给二老一人一个红包。”爹娘惊得张大了嘴巴，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收到我包的红包。我略带自豪地把红包递给爹娘。娘有些激动，叹着气说：日子真的是变好了！
　　 娘的话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从前。
　　 像当时农村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年关是快乐的，充满期待的。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是，一想到过年时会吃到许多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拿到父母给的红包，我们的心里就越来越快乐。和其他农家孩子相比，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更加拮据，那些年，我们只在老哈河边有几亩薄田，其他人家则在拦洪坝里分到了田地，我家的农田经常被洪水冲得颗粒无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家里一度到了向亲友借米吃的地步，难咽的高粱米饭成了我家的主食，而其他人家正在享用大米饭。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用来采办年货的钱多半是借来的，只是我们太小，根本不知道红红的苹果里包含着爹娘多少无奈。
　　 那时候，娘还兼任着乡里的妇幼保健员，主要工作就是接生，那是个又脏又累的差事，却没有工资，只有人家给的辛苦钱，20元到100元不等。一家人的年夜饭也吃不消停。有一年，娘在大年三十晚上被人叫去接生，大年初一下午才带着熬红的双眼走回家；爹想改变命运，想做点小买卖，但是均血本无归。有一年，爹背着从外边省市带回来的旧衣物、旧玩具往家里赶，到家时已经是大年二十九的晚上。他们这么辛劳只是在讨生活，只有恰巧赶在年末休息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给我们包红包。
　　 娘说：“有一年，我和你爸给你们每人包了一百块钱的红包，第二天早晨就又要回去了，因为有人讨债。红包只不过在你们枕头底下捂了一宿。”家里的窘迫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娘病了，一病就是七年，我和姐弟俩当时一个要上高中，一个要上大学，我想辍学，爹坚决不同意，家里的经济彻底崩溃了。过年的时候家里没有一丝喜气，谁还会有心情包红包给我们？
　　 娘心里总是觉得亏欠我们姐弟俩太多，在最应该关心我们姐弟俩的时候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关心；在最应该给我们指明方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却自己摸索着走到了今天。可是我们从没这么想过，我和姐姐从不计较这些，在我们心里，爹娘健康快乐的生活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再说，人哪能不切实际地乱攀比呢？人只能和过去的自己比。
　　 明年，我还给爹娘包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