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继陵川县秦鸿昌先生所著《郝经传》一书出版后，由县政协少壮书生秦雪清点校、山西大学文学院张儒教授审校的陵川籍元代鸿学大儒郝经《陵川文集》点校本，又于国家出版社付梓刊印。
　　 蒙雪清兄厚爱，赐新出“点校本”一本。粗粗翻阅浏览间，见郝文忠公平生所著赋、古诗、和陶古诗、歌诗、律诗、七言五言绝句、图说、论、文、杂著、哀辞、祭文、箴、铭、赞、说、书、记、序、述拟、奏议、碑文、墓铭、行状、使宋文移等凡七百余篇（首），加上历代存史资政的官家文馆及地方长官、文坛巨擘为搜轶修史或悼精惜英所作的序、跋、传、铭等，皆断句标点，截章分段，并将字体变繁为简，在使人方便阅读间，领略得郝文忠公文学才气之恣肆汪洋，磅礴大气，以及满腹经纶济世治国之雄才大略，家国为命忠烈一生之干云豪气，更慨叹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厚重。始觉此书点校并出版，实乃陵川县、国家文化事业之大事。
　　 雪清一介清苦书生，1998年始自费复印了陵川仅存的郝经《陵川文集》古木刻本，寂寞面壁，默默无闻，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从原始手抄到借钱购置电脑处理文字，并从微薄工资中挤钱购买大量的资料及工具书，耗资逾万。五年之中，考究文字务求其精，断句标点务求其准。书既出，为求准确规范，又赴省城太原山大恳请张儒教授为之审校。雪清此举，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其善其德大焉，精神可钦可佩！联想到陵川许多侠肝义胆的文人志士，研究郝经、抢救传承古文化一如行江流水，滔滔然不绝其人，敬赞之余，感到非得写得什么，方不愧对陵川，不愧对陵川古之先贤，不愧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
　　
　　 （二）
　　 生于大山为体、封闭落后、经济贫困之地的陵川，此前曾多少有点自卑。后虽也发现陵川境内之太行，擎天柱地，风雄气猛，兼秀蓄柔，风华绝代，可总觉较之于泰、华、黄、庐等历史文化名山，略输文采；陵川古建甚多，赫然2000处之多，单金元古建便达20余处，“国保”单位亦有14处，甚为辉煌，可相比于北京故宫、八达岭长城、山东孔庙等，稍逊风骚，不由扼腕叹惜。以后认识陵川渐多，发现陵川一大神奇：钟山川之灵秀，蕴日月之精华，积历史之厚重，浴夏华之文明，竟然是巍巍然高耸于太行之巅的一个文化大县！宋至金元，区区一个山区小县，竟然出了七状元九十三进士。仅县城东关武氏一家，便出了三状元一进士，自古享有“河东四凤”之美誉，迄今明代所建的“三状元故里阁”（亦名春秋阁），尚巍然挺立于县城东关。此外，还有一个家族与两位文坛巨匠与社会栋梁的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家族是世代从教业儒的郝氏家族；两位文坛巨匠和栋梁人物一乃金之元好问元遗山，一乃元之郝经郝文忠。其三者的关系是，元好问十四岁起便就教于郝经之祖父，即也是从教育才世家第二代的大教育家郝天挺，历时六载，后成长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大诗人、大学问家；郝经虽出生于郝氏诗书簪礼之家，但年幼适逢蒙军南侵之乱世，为避兵祸战乱几度迁徙，无缘浴享家教传宝，仅得父亲郝思温启蒙之教，乃典型的自学成才者，一如诸葛孔明“臣乃布衣”之身世，一生未经科考，更不曾士第。可其与元好问却有乌鸦反哺式的师徒之谊——元好问师承郝家，郝经却又曾师承于元好问，并学业精进。郝经名振文坛与史界的《续后汉书》及《陵川文集》，在收入《永乐大典》后，又被清之《四库全书》所收录，总纂官纪昀纪晓岚于“提要”中极赞其文“雅健雄深”，称“其（郝经）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此评语不仅表明郝、元二人有师徒之谊，而且“雁行”一词，足见郝经与中国古代文坛重量级人物的元好问最少在诗才上齐驱并驾，等量齐观，亦可见郝经文学成就之卓然超群。
　　 陵川既为山区闭塞之地，何以古之文风能如此鼎盛，人才能这般济济不绝？理智的思索绝非是“风水”之缘故，而是“风气”所使然。“风气”因何而成？这是个十之分有趣的话题，堪值专家们研讨。依愚所见，得益于陵川的天时、地利、人和。宋至金元，中国战乱不止，对繁华锦绣、物阜民丰之地的人来说绝非是好事，可对太行深腹之地的陵川来说，雄山险峰铜关铁锁的“表里河山”，大大限制了大的军事集团的行动，反而成为一个相对安全平和的安全岛、避风港，一如本县就旧志所云：“四山之固，鲜罹兵革之扰。”这当然使得许多才学之士可避乱于此，成就学业，如七状元之一的李俊民，生于泽州却成就于陵川。再之，灾荒饥馑年代，中原等地往往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人自相食，而太行山的丰茂植被却足以让人裹腹充饥，挺过灾荒。这种特殊时期下的特殊地理，加上陵川自古民风淳朴，豁达待人而绝不排外，构成此地极宜繁荣学风的人文地理，一如元好问《郝先生墓铭》所描述：其父元格原定于调中都（今北京）为官，但欲为年幼之子的元好问找一好的成就学业之地，打探诸亲旧间，皆曰：“濩泽（古晋城）风土完厚，俊造辈出。……风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为子求师，莫此州为宜。”于是，苦心孤诣的元格避高就低，辞掉中都京官不做，携子元好问“就陵川令之选”。直至其卸任离去，元好问尚在陵川就教于郝天挺又有两年之久。
　　 悟透这一点，陵川这一蛮荒僻壤之山区文风何以如此鼎兴便不再匪夷所思——是兵祸战乱的社会大动荡造就了陵川的人杰地灵，使此地俊造辈出。郝经虽非陵川学成，但他作为一位陵川走出去的文化巨人、政治巨人，与陵川有着千丝万缕、斩割不断的文化血缘关系。他与郝氏家族、陵川济济学界巨子，为陵川遗留下光耀千秋的古文化、古遗存，成为陵川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
　　
　　 （三）
　　 郝经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其文化学术成就和思想政治成就均登峰造极，说其是仅次于孔子、老子的准圣人、亚圣人，绝不为过。事实上，江苏古称真州的仪征市曾建有“三圣祠”，郝经便位列其中。许多考史者为郝经可称家什么颇为犯难，依我之见，称其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天文学家、教育学家、书法家等，均不为过，堪称通才、全才。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指，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后河南沦陷，又举家渡黄河北上，先居保定，后徙顺天。因家境极为贫寒，只得赁室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郝经之父郝思温原打算让他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发扬家风，受学习儒，郝经因此才不致辍学。后其父借铁佛寺南堂开馆授业，郝经在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之余，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手不释卷。其父感泣而诗：“日月倘随天地在，诗书终疗子孙贫”。初为学时，郝经喜欢诗文。蒙古统治者初定北土，在中原首次科考儒士，郝经有心“决科文”，前往应试。其父诲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果立平生之志于“道德之理，性命之源，经术之本”，下决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这一志向鞭策下，他“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于是刚满二十岁便才华横溢，声名大振，先后应以汉事蒙的贾辅、张柔两位大将军之聘做家教。此间借他们丰富的藏书恣意搜览，更为饱学。后郝经北上燕京，南下曲阜，遍交名士，历练识世，逐步形成“兴复斯文，道济天下”的政治思想，并破愚脱俗，敢越雷池，大胆提出“破夷夏之大防”、“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主张，并积极选择能帮助他来实现“道济天下”思想的有道明君。二十八岁前后，他与在河南获鹿“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的元好问频频接触，并事师元好问一年多时间。当谈及他“从道不从君”、“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主张时，元好问予以充分首肯，鼓励他勇敢担当起通过事明主而“以夏治夷”、“道济天下”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重任。
　　 此时的忽必烈，乃其兄蒙国之王蒙哥殿前一讨宋主将。这位志在天下、后成为元之开国皇帝的政治开明人物，一定在思考着这样一个严峻而深刻的问题：从其祖父成吉思汗起，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席卷多半个地球，可却未能尽数纳入蒙之版图。究其缘由，皆因游牧民族之蒙军虽极善弓马，十分强悍，几乎每战必克，但“武攻”有余却“文治”不足，每下一城，以烧杀掠抢、席卷金银细软、女人牲畜等满载而归之能事，故对所取疆地马上得之，却不能尽数治之。忽必烈总结先人这一致命缺陷，认定欲得天下并稳坐江山，必须大胆使用汉之精通理国治政之道的精英人物，通过推行“汉治”而成天下。他的这一政治需求与郝经的政治抱负正好形成叠合点和双向引力。所以当忽必烈第二次召见郝经之时，郝经认准忽必烈乃唐太宗、魏孝文一流的开明君主，故欣然应召北上而事之。
　　 郝经在忽必烈帐中做主议军国机务的高级幕僚和官员时，屡上具有立国执政和应对政局突变之重大政治意义和逆转战场不利局面的军事战略意义、堪称“国策”的奏章。最有名的其一为《河东罪言》，历数蒙古贵族和地方官吏为害百姓、失于治理的般般祸迹，奉劝忽必烈“虽尺土一民，莫敢忽而不治”，须大行“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之革新除弊之举；其二为《立国规模二十条》，奉劝忽必烈效仿历代圣王贤君之“仁民爱物”，着眼长治久安，参照汉、辽、金的治国方略，“正纲纪，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以成“一国规模、天下规模、万世规模”，为忽必烈其后行帝王之道打下坚实基础；其三为《七道议》，其内容正确分析江南战场形势之利弊，进献动静之术、战和之策，在“以德不以力”思想作用下控制地方和安抚民心；其四为《东师议》，除明确指出蒙军久攻不下、陷入僵局的不利局势，进献正确战略方案之外，建议忽必烈要“术图”而不“力并”，指出后者为“争地之术”，前者方为“取国之术”；其五为《班师议》，即针对蒙古国王蒙哥战死于合州钓鱼山，国中诸王蠢蠢欲动，尤其针对阿里不哥已在行皇帝令调兵遣将的危急形势，郝经断然上此奏议，指出前方蒙军孤军深入，险境暗潜，后方则内乱已见，如不“断然班师”、“销祸于未然”，必陷腹背受敌之困境，并献以把截江面、与宋议和、放弃辎重、轻骑北归之策，忽必烈由此恍然大悟依计而行，如天兵突降般返回蒙都，一举弥平内乱，接掌朝政，其后成为中华大一统、名垂千古的一代开国皇帝。忽必烈能成就帝业，郝经功不可没，因此备受忽必烈信赖，不仅初时“自朝至暮，高谈不倦”，而且以后凡军国事务一直言听计从，特别是按照郝经“偃师息民”、“通好两国”之谏议，忽必烈破天荒赐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任其为国信使，佩金虎符，赴宋议和。郝经明知此行艰难重重，甚至有杀头的危险，但为践行自己弭兵、息民、通好之政见，不听同僚好友“称疾勿行”之劝阻，朗声而言：“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亿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于是在最后一次为忽必烈上奏《立政议》后，“振衣束发，慨然启行”，颇有“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概。
　　 郝经抵达宋土真州，因宋相贾似道作祟，郝经一行四十余人被拘彼地，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过着囚徒一般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宋帝难见、使命难践的无奈之下，郝经虽也有过懊恼沮丧，曾作《幽诉赋》，但其作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饱学有志之士，失去自由的拘禁反倒为他创造了一个著书立说相对清静安逸的环境，不但写出鼎鼎大名的《续后汉书》、《陵川文集》，而且先后完成《一王雅》、《春秋外传》、《原古录》、《周易外传》、《太极演》、《玉衡贞观》、《行人志》、《删注三子》、《通鉴书法》等洋洋数百卷的鸿篇巨著。在这些浩如星汉的著述诗赋中，有许多独创性、突破性的学术见解，如“六经皆史”便是其中之一，结束了中华历史上《史记》之前无史的定论；《周易》及古人对“太极”的有关论说，一贯被人视作天书，《春秋》则为圣人孔子所著，郝经敢于为之作传，并有真知灼见的许多阐论，中国古代历史上再无其人。郝经被拘真州期间，不仅全节不屈，不辱使命，而且著述不辍，直至皓首抱疾而归。由于其文化学术成就巨大，元以后的历代作传修史者对其推崇备至，如清乾隆年间钱塘名儒的朱钅荣在为《郝文忠公文集》作序时便说道，郝经“文章事业彪炳宇宙。……海内操觚之士咸仰若山（泰）斗”，足见其文化学术成就之巨大，对推动中华文明史发展贡献之巨大！
　　
　　 (四)
　　 单就郝经文化学术的成就而言，知之者推其为“圣人”、“泰斗”，不知者不闻其名，不谙其绩，远不似“李杜诗篇万口传”那样的妇孺皆知，亦不似历代多如星汉诗文大腕那样的达人听闻。其文章现代也止有《续后汉书》、《陵川文集》硕果仅存。这究竟是何缘故？依我之见，原因者一，是其著述学说太深奥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使得只限于高层学术界来研究，很难大众化传播；原因者二，郝经所处时代尚是木刻印刷，刻版印刷工程巨大，代价十分昂贵，使得除《续后汉书》、《陵川文集》于元代官家少量印刷之外，多为民间印刷，巨大物质与人力的耗费，为一般人所负担不起；原因者三，郝经结束被拘生涯返回京都后，仅数月便溘然谢世，巨星陨落，来不及亲自整理和印刷自己的各种文稿，全靠别人打点料理，就显得大不一样。大约这些缘故，造成郝经著述的大量轶失。所幸郝经尚有一批至交好友、门生后人，以及识其文章为“闳中肆外，含英咀华，抽思逞辞，汪洋浩瀚，靡有涯氵矣复皆准乎圣贤之精义”的有识之士，热心印刷保存或搜轶重刊，方使《续后汉书》、《陵川文集》存留至今。如清泽州知府朱樟，当闻知陵川县城武氏有《陵川文集》藏本，“家已世守，不轻假人”，仿效古人随阅随录，抄写全书重印并为之作序。这一武氏藏书，就是现存于陵川县档案局郝经在陵川唯独的一本古木刻本，封面赫然写有“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武氏藏本”字样。另悉，郝经《续后汉书》在全国存留还比较多，但《陵川文集》存之甚少，总数不超过十套，如不及时抢救，使之在文化大传播、知识大爆炸之当代再行失传，其损失大焉、罪过大焉！这里，我要再一次发自肺腑地感谢雪清兄，在巨大文化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耗五年光阴和巨大心血点校《陵川文集》并出版，加上在计算机网络广为流传，使之以几何级数量的变化保证了不再有轶失之虞，同时为更多的人认识、研究郝经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说其办了件大功德事绝非虚妄之言。
　　 “汉鼎既已坠，海内必有归。诚能正德业，亦足为王基。”在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下多角度折射中华文化的郝经的一切文化活动、物质遗存、以及古今学者对他的研究活动，构成“郝经文化”的基本框架。目前，除陵川之外，文化史学界不仅兴起“郝经文化”抢救热，而且研究活动更是方兴未艾。这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大繁荣而出现的文化大复兴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通过出书、研究、尽可能在全国各地搜寻散失民间的郝经其他著作、重建或维修与郝经有关的古建古遗存、拍摄郝经电影电视剧等形式，来积极地抢救和传播“郝经文化”。郝经大量著述的遗失，已形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缺憾，我们再不能让历史在我们手里再有什么遗憾，否则的话，我们难以面对今天所处的时代，更不能向后人交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