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教的大学，在成都东郊狮子山。出北校门，下缓坡，有一座朴素、安静的宅院，这便是作家李劼人故居，他亲笔名之的“菱窠”。20年前的盛夏，我还在晚报做记者，曾和好友曾智中骑车上山，头一回到菱窠喝茶。那时的菱窠，已是免费开放的小公园，花影摇曳，好些老人在这儿喝茶，遛鸟，颇有故主人喜欢的市井气。门前是菱角堰的一池微澜，再引颈遥望，就是蜿蜒翻越龙泉山脉的东大道。菱窠的位置，正处在成都的郊区，暗合着文学的处境，即边缘。
　　 菱窠占地近五亩。据故居文管所副所长郭志强先生介绍，抗战中，为躲避日机轰炸，李劼人在此买地，修建了一座“疏散房子”，即现在的故居主楼。当时是以黄泥夯墙，茅草覆顶；为了存放书籍字画，在房上修了低矮的一层阁楼。此外，还有三间厢房、一间厨房、一个猪圈、一个厕所、一口水井。1957年后，李劼人用稿费将主楼改造成砖墙和小青瓦屋顶，系典型的清末民初川西民居风格。他在这儿生活起居、写作阅读，直到1962年病故。
　　 今日菱窠，李劼人离世虽已50年，故居有过翻修，但陈设如旧，仍保留着故人犹在的旧风貌。常有市民在主楼下喝盖碗茶，摆龙门阵，而李劼人盘桓抚摸过的五棵樟树、一棵柳树、一棵银桂，亭亭如故，见证着流年、风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纷纷走出外省，投身主流文化的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等，住会馆睡亭子间，组建社团，创办刊物，或吟风弄月，或激扬文字，蔚为一时的主潮。而与此同时，1891年出生的李劼人，却安坐在自己的家乡，写出了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等。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彼时的主潮已经凝冻为历史，当初曾使人激动不已的许多小说多半已难以卒读，但李劼人的作品却正像巨大的冰山一样朝读者漂移而来，诱使人去一次次探寻它们潜在的意义。以《死水微澜》为例，上世纪80—90年代，曾被改编为话剧、川剧、舞剧、电影、电视连续剧，除电影稍逊之外，其它形式均获得了很大的反响，荣获过中国戏剧、戏曲界的各种重要奖项。中国近现代多如牛毛的长篇小说中，在当代被这么多艺术种类移植，并取得如此成功者，《死水微澜》可能是仅有的一部。
　　 李劼人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外省作家，他在故乡成都度过了作为文人的一生。他不仅说成都话，而且用成都话思维和写作，甚至还善于品尝、烹调成都的美食，这不仅可以他书中对美食的描写为证，而且他还真的开过题名“小雅”的菜馆。但是，李劼人不是一个只识得子曰的老塾师，也不是在悠然间采菊东篱的隐士。他说成都话，同时他还会说巴黎话。当“五·四”运动的风潮翻过秦岭、穿越夔门波击到偏僻的西南时，李劼人离开成都，行程万里，于1919年12月抵达法国。在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故乡，李劼人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的学习和翻译。四年半之后，他返回了中国。巴黎生活对李劼人的影响，也许可以从多年后另一位旅法画家的自述中得到印证。1961年，在巴黎功成名就的赵无极说，“在我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中，不能否定巴黎的影响，我必须同时指出：随着我的成长和自信的确立，我逐渐发现了中国。……是由于巴黎，我才回归到根深的本源。”在取道南京回成都的过程中，李劼人还作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那就是坚辞了朋友推荐他到东南大学执教。李劼人说，因为“东南大学复古空气甚浓，与我的怀抱大异。”李劼人从遥远的法兰西，回归到自己的根深的本源，却并不想变成一条腐朽的根须，他拒绝复古。
　　 李劼人的艺术本源，存在于成都的乡音和乡土之中。只有坐在自己狭窄的家中，他才能够真正写出那些超越时代和地域的不朽之作。家，对李劼人来说，不是巴金笔下用来控诉的家族和祖宅；也不是浪漫主义者口中又伤感又抽象又虚玄的字眼。他的家，家乡，弥漫着成都潮湿清新的空气，茉莉花茶飘香，床头桌椅因长久摩挲而现出温暖的纹理，细节精细，手感舒适。1935年，李劼人在家中写出了《死水微澜》，又接着写《暴风雨前》和《大波》。他自然不知道，这一年，远在北美大陆的某个偏僻之处，也有一个作家像他一样安坐家中，写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押沙龙，押沙龙！》的初稿。这个人叫威廉·福克纳，注定要影响二十世纪小说写作的“美国南方的土生子”。李劼人的本意也许是要写出左拉式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然而他在精神气质上，其实与素昧平生的福克纳更为生气相通。乡土人情的观念，贯穿了东西方两位小说家生活与创作的始终。福克纳在好莱坞打工期间，老板见他在闹哄哄的办公室无法工作，就让他把任务带回家中去做。老板所说的“家”是指他在好莱坞的公寓。而对于福克纳来说，“家”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千里之外的密西西比故乡，于是他理所当然地遵命回到了那里。这就和李劼人一样，家就是邮票般大的故园，家就是朴素而温暖的菱窠。当一代苦闷的青年愤而离家出走的时候，李劼人成了一个“家”的文学守护者。当文坛为“启蒙”与“救亡”的主题而争鸣不休的时候，李劼人则用小说的形式，从容不迫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启蒙”、“救亡”、“革命”、“爱情”在外省上演的悲喜人生。
　　 中国近现代的著名小说中，以“家”和乡土为主题的，当然不止李劼人一个。巴金是李劼人的同乡，他也姓李，他的《家》，在当时曾发出过振聋发聩之音，对“家”的黑暗、礼教的虚伪、人性的丑恶所发出的痛彻肺腑的控诉、谴责、诅咒、鞭笞，曾有力地呼应过大时代的家庭革命、社会革命。湖南作家沈从文反复描述的故乡湘西，则有着桃花源一般的宁静和美丽，溽染着梦想中的乌托邦色彩。但是在李劼人的笔下，故土却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有冬天死水般的沉重，也有着春情勃发的波澜。有贫穷、愚昧，也有憧憬、抗争。有批判揭露，还更有悲天悯人。声色肉欲，波谲云诡，放在那个世纪之交的大动荡时代里，无论是邓幺姑、罗歪嘴、顾天成、刘三金，还是楚用、黄表婶，谁不是善恶同体，正邪难分，让人爱恨交织！
　　 我个人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以萧红的《呼兰河传》、钱钟书的《围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为最好。《呼兰河传》乃诗化小说，是一种异类的好。《围城》在形式上接近完美，但它过巧，过巧则轻。唯有《死水微澜》携带的历史最为厚实，而故事又最为精彩，书中那个亦侠亦邪、烈火情欲的邓幺姑，之令人难忘，只有话剧《雷雨》中的繁漪可以媲美。
　　 十七卷本的《李劼人全集》已在去年出版了，20年前和我同去菱窠喝茶的智中兄即是编者之一。我是李劼人辞世那年出生的成都人。今天，我翻阅着他的书，感慨他旺盛的创作力，也叹息他留下的遗憾。他眼界之广、识人之深，更有才华纵横，是很有可能成为福楼拜、乔伊斯、福克纳般伟大作家的。然而，他没有。他因为爱成都，一辈子都在写成都，从细微末节上写透成都的特质。很多特质就普通人而言，都是可爱的，然而，放在他身上，却成了小毛病，他最终就是被这些小毛病耽误了，——太名士、太合群、太多才多艺、太多想做的事、太琐碎（每天用一分钱也要亲自上账）、太耐不得孤单。譬如他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就自己办纸厂，这个纸厂耗了他二十多年的光阴，身心俱疲，然而没有赚到钱。但，作为作家，他静下心来创作小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多。即便是天才，两年多也很难写出一个伟大的作家来。《死水微澜》之后，李劼人的小说一部比一部长，却一部比一部粗，如果说旧版《大波》瑕瑜互见，那么新版《大波》几乎要硬着头皮才啃得完。
　　 伟大的作家一生只做一件事，写作。但写作，只是李劼人做的许多事之一。
　　 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携本书，步出北校门，下缓坡，去菱窠喝一碗茉莉花茶，发一会儿呆。窗内人影一晃，我恍然觉得，他正伏在桌上续写成都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