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境界
　　
　　 这年头，聪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干啥都喜欢讲究个技巧，走个捷径。比如说你要当官进步，光靠埋头干活肯定不行，最快的捷径就是送礼拉关系。没听人说嘛，光干不送，原地不动。累死你也不行，你就别打算进步了。再比如说这打官司也要找熟人塞钱，掌握着社会公平公正天平的司法部门常常被曝出许多不公平不公正的错案误判，那背后的原因也多与钱和权有关。按理说科研部门或大学院校里该是一方净土了吧，其实也不然，评教授定职称也得送礼送钱，要不然都没人理你，水平再高又如何？相反，如果人情做到位，连写论文可以东抄西偷拆东墙补西墙，照样可以凭这些弄虚做假的东西当上专家院士；那么搞文学创作呢？当然也不能例外，你一文不名的，东西写得再好，也难以找到发表的机会。但是如果有金钱和关系铺路，就算你是个大草包，都有人把你包装成绣花枕头举过头顶，让你过足一把当作家的瘾。再者说，现如今的作家群里，抄袭都不算是什么大缺点了，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抄来抄去，并不影响作家的名头儿。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流风所渐，至于卖烟酒的兑水换装假冒名牌，卖猪肉的每每要灌水喂瘦肉精，卖西瓜水果的要上催生剂膨大素之类的……也算是见怪不怪了。反正这年头不管做学问也罢、做买卖也罢，并不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辛苦，实在有许多捷径可走，急功近利已成为一种时尚。
　　 前两天同《莽原》的主编陈枫在一起闲谈，话题自然说起了当前的小说写作。陈枫提到了一个当下小说写作中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复制生活。这种所谓的复制生活就是作者对现实生活并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只是在罗列一些现象，再加入一些写作技巧。这种写作也叫作类型化写作，是有一定的套路可学的，也是有一定的捷径可走的。无论市井小说也罢，乡村题材也罢；无论职场小说也罢，历史题材也罢。首先是把人物分分类型，像什么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等等，然后再根据这几个人物确定一些情节，诸如工作受挫，情感失意，家庭变故等等，制造一些矛盾冲突，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一些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中的元素，洋洋洒洒，敷衍成篇。如此，一篇或一部小说就诞生了，而且按照这样的所谓套路，只需把人物身份不断变换，就能写出不同类型的小说来。这确实是一条写小说的捷径啊！
　　 然而这果然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好小说或好的文学作品吗？其实不是，正如陈枫所说，这只不过是在简单地复制生活。就像是街上流行的一种快餐，只需做一些简单的烘烤，再用一些佐料搭配一下，就可以批量生产了。而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有作者的情怀和思考的，有作者独特的感悟和体会的，这种东西是不可复制的。在这里我不妨再引用一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来说明一下：“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给予每一个灵魂以尊严，并且让他们沐浴阳光。故事的目的就是敲响警钟，让照耀体制的光芒不灭，从而令我们的灵魂不再迷陷于体制的巨网中。我相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通过创作那些关于生死、关于爱情、让人哭泣和战栗以及让人大笑不已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一个灵魂的惟一性。这就是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日复一日不停创作小说的原因。”其实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站在人文的高度殚精竭虑的心血之作，这种东西往往都打着作家独特的生活铬印，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能批量生产的。由此也让我也想到了美术方面的一种现象，市场上往往有很多模仿大师的画作，有些初看上去简直可以以假乱真，但这样的作品总是会被明眼人认出来，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仿作中不管技术如何高超，手法多么巧妙，临摹得多么到位，但总缺少大家的一股精气神，这股子精气神是大师所独有的，是从他长年作画中体悟出来的，带着大师生命中的独特印记，而这些印记却是无论如何高明的模仿者都学不来的，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正是这个道理。
　　 以前在网上我也曾多次看到某位文学爱好者初涉写作便得意洋洋地向人们宣布他已经掌握了写小说的基本套路，认为只要如此这般设置人物情节制造冲突，便能吸引读者云云。最近在另一个论坛上我还看到了某网络写手谈自己写网络小说的心得，诸如开头如何吸引眼球，中间写多少字就要来一个高潮等等，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当然，从市俗的层面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可以有许多标准。诸如市场销售、网络点击量、甚至受到某名人吹捧都可以视为一种成功。这也正如市场上的快餐，做碗糊汤面条或盖浇饭，并不一定需要会满汉全席的高明厨师来做，甚至会点儿三脚猫的功夫就足以应付，只要价廉可口，来吃的人多就行。这也未尝不能算是一种成功吧。但仅仅会做糊汤面条的人，无论如何却是无法挤进高明厨师行列的。文学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不过在写作者众生中殊堪玩味的一个现象是，一些仅仅会做点糊汤面条的人，却往往没有什么自知之明，总是自以为因此便可以成为大师了，甚至常常要端着自己的那碗糊汤面条携一群廉价食客招摇过市四处炫耀，认为其价值足以胜过一桌满汉全席。呵呵，这就多少显得有些可笑了。
　　
　　 ·公共或许公公
　　
　　 前两天看电视，偶尔听到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谈起了公公知识分子，请注意，是公公知识分子，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矣。在节目中主持人用调侃的语调说当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公公知识分子，而那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难觅踪影。而这种所谓的公公知识分子，乃是从过去年代皇宫里对太监的称呼演变过来的。太监大家都很清楚，是被阉割了的有名无实的男人，是过去年间紫禁城里专门用来侍候皇帝一家的宦官阉竖，最常见的角色就是当传声筒，每当有朝议，便站在殿角下撇着公鸭般的嗓子高喊一声：皇上有旨，宣某某上殿哪——。这种人，往往被人们称为公公。诸如高力士、魏忠贤、李莲英之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概念，单指那种始终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不计个人得失，勇于为公众说话的知识分子。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拉吉舍夫的话说就是——我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而另一位俄国作家赫尔岑则是这样理解的：“他们所想的，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个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们的整个生命，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部贡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共同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前进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胸怀和情操，也可以用我们的前辈知识分子林毅夫先生的一段话来概括：“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他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骈手抵足，霄旰衣食，只为天下人谋福利，是社会的良知，人生的楷模，是真正实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群人。当下的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小政府也罢，大政府也罢。总是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管理与被管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随时都会出现。面对这样的现实，知识分子的立场在哪里？往往就是决定一个知识分子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公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尤其是在一个党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共的生存空间一再被挤压被掠夺被侵占，甚至连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宜也一再受到限制和践踏的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就更显得艰难和重要。因为他们的立场往往决定着他们此生的贫富荣辱甚至是生死兴衰。在这样的社会里，要做一个真正为真理斗争、为良知说话、为民众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代价也必将是沉重而危险的。相对而言，在这样的社会里，当一个类似于太监角色的公公知识分子，就轻松且幸福多了，往往还会得到当局的奖赏。大多数人从趋利避害的本能出发，往往也更愿意来充当一个公公知识分子。于是，我们就会经常从一些所谓的公共媒体上听到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各种各样与老百姓迥然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老百姓抱怨现在看病太贵了，就有学者马上站出来说，中国是看病最不贵的国家。有老百姓抱怨现在房价太高了，立刻就有专家说，中国的老百姓人人都能买得起房子。老百姓抱怨社会意识形态禁忌太多，言论没有自由。就有教授立即回应说，清代的文字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说法。看来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公公知识分子的产生并泛滥成灾，也是渊源有自，一点都不奇怪的。鲁迅先生对此深有体会，早就痛切地指出自古以来的文人，无非是帮忙与帮闲两种。而在太平年间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和公公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然而当一个社会里，多数知识阶层都丧失了良知，自觉放弃知识阶层最为宝贵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敛声收迹，依附权贵，从而日渐沦为统治阶层的帮闲甚至太监时，那么公众利益谁来维护？人民的疾苦谁来关心？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的原则又在哪里呢？当一个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严重缺失时，这个社会的合理性和公正公平的原则就大可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