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然的泡沫
　　 自有了阶级就有吃政治这碗饭的，叫仕途也好，叫政治生命也罢，反正都是那么回事。有统治者就有被统治者，有当官的就有当兵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过，能锦衣玉食，就很少有愿意粗茶淡饭的，除非不得已或故意为之，作为庸人我也难免其俗。
　　 我对这方面缺乏研究，不知道参加工作前的职务是否算数。如果算的话，这一段我要交代几句。不过小学五年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小学五年我和那个时代一样虚无缥缈。尽管那个时代是轰轰烈烈的，可我却灰头灰脑，别说班长，就是小组长也没干过。这并不是我能力差，是我调皮、年龄小。六岁刚过，家人就把我赶进了学校，恕我用这个“赶”字。整天在家调皮惹事，在进行了无数次拳脚教育之后，已经再懒得费事的父亲对母亲说：把他赶到学校圈起来算了，省得操心。听听，父亲竟然用赶猪进圈的思维来对待儿子的智力开发。其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所以，流着鼻涕的我就成了一名小学生。
　　 年龄小，个头也小，加上不安分，我就自然而然成了同学锻炼拳脚的靶子。在经过无数次抗争和哭喊之后，老师让我原地踏步一年。留了级我年龄还是偏小，但与以前比起来有点扬眉吐气了。气得天天吐，不吐不行，可眉不能随便扬，年龄大的同学眼珠子一瞪，我还是乖乖听话。拳头子里面出威信，那时我还比较聪明，知道惹的起就惹，惹不起就躲，根本不像后来在仕途上明知不行还不自量力，搞的头破血流。
　　 初中两年和高中两年我都是白板一块，倒是第二次高考复读时老师给了我一个副班长头衔，不过那会儿高考忙的焦头烂额，我这个副班长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可能就是因为这点“资历”，到师专读书时老师让我当上了一个小组长，虽有点降职使用，可发饭票值日打扫卫生，我干的有滋有味。
　　 参加工作前我的“政治生命”也就这些。
　　 二、偶然的大院
　　 大院其实并不算大，占地大约二三十多亩，它“大”的含义不在物质面积，而在于它的政治含义，它集中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一些要害部门，在平民百姓眼里，它是衙门。大院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修建的，都是红砖平房，八十年代中期我到这里工作时，这些建筑都已显得相当落伍，可在当初建造时一个县委书记被撤了职，在那个思想和物质都朴素的年代这已算豪华超标了。
　　 在一个闭塞且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相当浓厚的小县，大院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气氛，至少在农民眼里如此，没进大院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进入大院就意味着身价和权利，大院像美丽的魔女诱惑着那些馋涎欲滴的心。至少我是如此。
　　 其实我进大院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那时，刚二十出头的我正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那会儿社会正流行校园歌曲，而在校园内却流行着教师转行。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县里各部门都需要有文凭的年轻人，而我们这些师专毕业的年轻人却被圈在校园里。三尺讲台当然栓不住我们躁动的心，可留在学校教书的都是一些像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眼看着外面世界红红火火的自己搀乎不上，那个急啊。然而我还是走进了大院。因为一个学生的家长在县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一次这个家长到学校看孩子，在与我的同事言谈中透出政府办公室要找资料员的信息，当时同事就推荐了我，说我们这里崔东汇能写。其实所谓能写是同事抬举我，当时是矬子里面选大个，要是现在就我这两把刷子，可不敢好强逞能。主任临走很随意地留下一句话：他要想到政府上班，就让他找我。当时我回老家帮父亲割麦子，回来后同事对我说，你快去找找吧，这是个好机会。我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骑车到县城找到了这个副主任。我汗流浃背进门，副主任正在改材料，抬头瞪了我一眼，说你等等。副主任忙完，我作了自我介绍，副主任头靠在藤椅上眼睛盯着屋顶，打着官腔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嘱咐我写几篇文章送来。别说客气，就连让坐的话都没说一声。站着回答完毕，我就被打发走了，前后也就两三分钟。
　　 出门后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子，来时的种种美好设想都在副主任的官腔里变成了泡影。不过，我还是把自己连夜加班精心构思的两篇文章第二天恭恭敬敬送给了副主任。副主任看了一眼，说扔桌子上吧。见我不走，副主任说十天后你再来。十天啊，关系我命运前途的十天，我实在揪心，有两次给学生上课读课文我都读串了行，学生在下面嗡嗡乱吵，不知道崔老师在搞什么教学“革新”。第十天，刚上班我就提心吊胆走进了副主任的办公室。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副主任面带微笑让我坐下，说李县长看了你的文章，写的不错，下周一来上班吧。就这么简单，我兴奋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回去时我是一路连唱带叫，路人们都侧目而视，以为精神病院的病号跑了。进学校时我大撒把，不小心栽到路沟。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学校却不同意。理由是我是班主任骨干老师。不同意也要走，我来硬的。校长见挽留无效，举手放行。带着被褥，当离开这个消耗了我两年青春的校园时，面对送行的学生和老师，我心里竟产生了酸酸的留恋。这里毕竟是单纯的，一旦走进宦海沉浮的大院，吉凶难测，况且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
　　 三、必然的坚守必然的结果
　　 大院果然是另一个天地。
　　 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值班。宽大的值班室，沙发电扇，面前三部电话，这些都是我在学校都从未享受过的东西。在学校是两个人一间的办公室，每人只有一张破旧的桌椅，没有电扇沙发，全校只有一部电话还让校长锁在抽屉里。环顾四周，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全县有中学二十多所，可县政府只有一个，全县那么多的青年教师，只有我自己坐在了政府办公室，能不自豪吗？尽管接电话下通知搞记录我忙得不亦乐乎，可心里高兴。而那些比我早进办公室的同事都悠闲地打扑克、聊天，甚至端着白开水划拳喊叫，我都不在意，觉得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一连值了十几天的班后，一个本乡籍的同事悄悄告诉我：你找领导说说，不能老替别人值班，他们捉你大头呢。我才恍然大悟。一位领导生病住院，办公室几乎都悄悄去陪床伺候了，我却不知道，更可气的是一个小头目让我替他值班，他去医院主任那里值班，尽管那里乱哄哄的根本不需要他，他也挤在那里以示忠诚。对领导人的个人私事上都是个个争先恐后各显神通，而且都是彼此隐瞒，生怕别人知道后自己失去巴结领导的机会，给领导家里买煤买面打扫卫生等等，比给公家干活都欢实。这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人身依附，见风使舵，甚至互相倾轧。这些情况在学校极少，尽管学校人情世故也有，但都比较平和。在这儿我是新人，只有忍气吞声，努力适应。
　　 多干活，当冤大头，我都不在乎，但我在乎别人对我背景的猜测。一次一个到政府开会的乡长问我：你是新来的？我点点头。乡长说你爹是干啥的，我说种地的，乡长又问：你亲戚谁在县里？我说没有。乡长满脸狐疑：不可能吧，啥关系也没有你能到这儿工作？类似的话经常有人问我，所以我才知道，别说当官，就是进大院当兵也得有背景，像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在大院里不多。所以，别说多干活，就是像清宫里每天在主子面前“喳喳”地跪着我也应该，谁让自己是农家子弟呢？可是话又说回来，要真那样，就我这脾气是一天也干不了的。现在想来，没有背景，面对权贵又不愿低眉折腰，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决定了我在大院的未来。况且，我的身份是借调，我的工资和档案还在学校，在政府办公室只是干活，没有待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办公室副主任让我来的，他与办公室主任面和心不和，办公室二十多个人都跟一把手走得近，我被视为副主任的人，扶竹竿不扶井绳，人都精明，所以副主任孤单我也孤单。更要命的是副主任有作风问题，他与老婆常年分居，在家务农没有文化的老婆死活不跟他离婚，据说他跟一个当医生的年轻寡妇有染。现在社会宽容了，婚外情不算回事，有些当官的甚至还把情妇二奶当作炫耀的资本，那会儿不行，尽管副主任长得一表人才，文字功底也不错，就因为私生活原因让人看不起。种种原因，就决定了我的前途。从别的单位和我一同借调进政府办公室的，不长时间就办理了调入手续，而我直到离开政府办公室，正式手续也没进去。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好在主管副县长和副主任对我还不错。夏天吃过晚饭副主任总叫我一起散步，对于我的处境他也很无奈，对于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常零零星星地给我透漏一点。有时我们就坐在水坑边柳树下望着闪闪发光的水面沉默发呆，各想心事。对他的遭际，我在同情中有一点不解或不屑。后来副主任调离了政府办公室，先到二轻公司任副经理，后又到乡里任副书记。官方的话说是正常工作调动，副主任私下跟我说是受到了排挤，因为按正常情况由上而下都是安排部门正职，当然这与他个人私生活方面原因也有关系。他走后不久我就到宣传部新闻科搞报道去了，还是借调，因为我没有背景。为了从教育部门办出手续，1986年我到东部一个偏远的乡镇任青年干事。就在这年深秋副主任出事了，他的妻子突然暴病身亡，不久他就娶了一个比他小近二十岁的年轻女子，不知道他为啥没和那个寡妇结婚。亡妻娘家觉得蹊跷，告到公安局，经开棺验尸证明为大量砒霜中毒致死。不知是副主任心虚，还是有人通风报信，没等公安局动手，副主任就潜逃了，至今生死不明。有人说他还活着。不管如何，如果有他上刑场的那一天，即使不能给他送一壶酒说几句话，我也要去看看他。虽然他犯下了天理难容之罪，道义上我不宽容他，个人感情上我也要送送他。因为他毕竟有恩于我，是他让我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子弟走进了曾经神往而又伤心的大院。虽然我平庸，但是如果没有他当初的仁爱之心，我的履历可能是另一种写法。知恩图报，与人为善，这个做人标准我一生都不想改变。我知道，这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因为横流的物欲已冲走了许多不该流失的东西，我的这种坚守会让自己失去很多。
　　 到宣传部去也是偶然，也可以说一泡尿得来的。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新提拔的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年轻，人极厚道善良，因为人家是县级领导，虽然同在一个大院，我却没有和部长说过话，因为见部长的机会不多，还因为自卑，可是没想不到部长知道我，这大概与我经常在地区小报上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有关。有一天恰好两人都去厕所撒尿，彼此站着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招呼，再说这也不是谈话的地方。出来时我在前他在后，他却突然喊住了我，这让我非常吃惊，他说：东汇，宣传部报道科这儿缺人，你想不想到这儿来？副主任已走，我在政府办公室很压抑，非亲非故的部长又这么器重我，我很感动，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这涉及两个部门关系问题，我有点担心，部长说政府办公室那边他去做工作。就这样我就借调到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大多是年轻人，人心向善，气氛和谐，因为都爱写点东西，我在这里遇到了几个知心弟兄，包括部长和一个一直关心我的好兄长。
　　 要说我迂腐至极也不公正，我知道自己是干啥吃的，也勤奋，全国大报刊电台上了许多稿子，当然都是正面报道。为了取悦领导，还邀请报社记者一同写了表扬县委书记清正廉洁狠刹不正之风的稿子，怕自己写了不能刊发。然而，报上刊登了书记的稿子，政府那边找我了，说你得给县长写个稿子，要不显得县长不好。这我真没有考虑那么多，也许官场上的规则我不懂，县委与政府是两条线。于是在苦思冥想中大家又给县长凑了一篇，其中有一件事是政府办公室人员提供的，说县长的一个亲戚从邻县老家来找县长购买平价柴油，被县长批评一通后空手而归。稿子见报后，一次在食堂吃饭时政府办一人对我说：县长亲戚在咱县没买到柴油不假，可县长给亲戚写了条子到他县去买了，又省事，影响还好。我说内幕情况我不了解，反正没在咱县买，这没错吧。我知道这位仁兄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可我心里却不乐意，这年头啥没有假的？假农药假化肥、假烟假酒、假文凭假档案，就连行贿送礼还有用假币的，表扬领导就不能有点水分？再说现在表扬领导的稿子有几个没水分呢？虽然没有给我办过什么事，可平心而论，这个县长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人，为人实在，有威信。
　　 四、偶然的命运必然的干事
　　 1986年在我的生命里出现了有两件喜事。第一件，经过宣传部长、团县委书记和我后来才联系上的一个亲戚的共同努力，采用迂回的方式把我的手续调出了教育系统，到东部一个穷乡任青年干事。官场上用词十分贴切，把没职务的称为干事，当兵的当然要干事，哪当官的就不干事？在外转悠了三四年才弄到穷乡当了个干事，可见没背景之难，而那些和我一同从学校借调出来的因为有背景，早就调了出来，有的还提拔成了科长。人比人气死人，不能比。不过领导鼓励我：好好干，乡镇锻炼人，进步也快。于是，我带着“从基层做起，将来也弄个乡长书记当当”的政治野心上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