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已经35年。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老人家慈祥清癯的面容。
　　 奶奶与毛泽东同庚，生于1893年。应该说，奶奶出身大家闺秀，裹着小脚，走路颤颤巍巍，前走后错，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样子。妹妹一出生，我就与奶奶生活在一起了，一直到16岁，基本没有离开奶奶的身边。
　　 奶奶是典型的小脚。奶奶说，她是同村闺女群中，脚最小的。她的母亲曾引以为豪。她母亲的自豪，却是奶奶的痛苦。奶奶洗脚时，我看过，两脚的脚趾内卷，严重的畸形，已没有脚的样子，只是一个粽子状。真不知道当年奶奶是怎么忍受如此痛苦的非人折磨的。我咧着嘴问：疼吗？奶奶说：还有不疼的？疼得几天睡不着觉，光哭，趁母亲不在，就偷偷解开，母亲发现就吓唬，然后严防死守，过了那个疼劲，就不疼了，后来慢慢就练习走路，再后来就走习惯了。那时候，出嫁的时候，婆家就先看脚大小，嗨！还是现在社会好。你大娘就赶上了，她的脚就是解放脚，裹了没几天，还没有成型就解开了，多好，走路多轻快。
　　 奶奶经常讲起嫁到我家的情形。奶奶说，我家是个大家族，爷爷辈就有弟兄6个，我爷爷行三，老太爷活着，一家在一起吃饭干活，不许分家，也算是一个大家族，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奶奶说，一大家二三十口，在一个锅里吃饭，且还在一个大房子一起吃。人多无好饭，猪多无好食，是上了讲的（本地俗语）。这么大家庭，还能有好饭食？一次，有人小声说，小米粥里有小蛆（米虫）。不想老太爷耳朵很好使，老太爷把脸一沉说：小蛆？哪来的小蛆？用筷子夹了咸菜，与小米粥搅合一起，呼噜呼噜就吃下去一碗。其他人哪敢说什么？一声不吭，呼噜呼噜吃饭，再也没人说话。奶奶说，老太爷规矩大，6个儿子，都不敢对着老太爷撩蹶子。老太爷一死，弟兄们就闹分家，这一分家，各过各的，有会过的，有不会过的，轰轰烈烈的一个大家族，就算衰落了。我心想，也幸好衰落得早，否则，土改时不划为地主，也划为富农，那这个家就惨了。我上学填表，成分一栏，就填的是上中农，据说，土改的时候，家里还有几亩地。那时候不懂成分是什么玩意儿，到四清文革期间，才知道，成分救了我们家。
　　 奶奶说，我爷爷读过书，中过晚清秀才，账码可清楚了。家里收棉花过秤，老太爷就让爷爷负责记账。爷爷不用笔记，一称完，爷爷就把汇总数报出来了，与算盘打的一点不差。奶奶说那是“暖数”，就是心算很快。但读书，把脑筋累坏了，再加上分家，弟兄之间勾心斗角，爷爷老实，被其他弟兄欺负，憋闷在心，爷爷精神崩溃了，落下精神不正常的毛病。爷爷活着的时候，我就很少见他说话。奶奶讲起这些往事，特别是讲弟兄之间的的事情，显得有些激动。我记忆中，爷爷整天闷声不语，对我很好，没事了就领着我去玩。秋天的一个雨天，我想吃枣子。奶奶让爷爷去树上摘。院子里有两棵枣树，一棵笨枣树，青枣不好吃，但可以晒出肉来；一棵唤作“嘛枣”（现在猜想，所谓的“嘛枣”，可能就是冬枣），结的枣子特别甜，特别脆，肉特别细腻。但有一点，不能晒，晒干只有一层皮，没肉。爷爷带上破草帽，手拿木棍，走到“嘛枣”树旁，用力把棍子甩到树高处，几个枣子掉下来。爷爷弯腰捡起，回到屋里给我。再一个有印象的是，上小学的时候，我把爷爷的古书，拿到学校当作业本。古书是双面的。割开就可以写字。后来爷爷不知怎么发现了，就到学校找我，把书要回去。也没有看他读过书，也不知道那书是什么内容。爷爷去世，这些书就可惜地随葬了。
　　 奶奶育有二子一女，次子就是我父亲。家境不好，大伯在外谋生，我父亲给人家抗长工。家里的几亩地，爷爷意识清楚的时候，还能干活，要是糊涂了，什么也干不了。地里的活，只好由奶奶一人支应。没有大牲口，也缺少农具，奶奶抱着我姑姑，去求“三班里”（本村一家地主）帮忙，人家还不错，就派人耕耩，剩下的活只能自己干。除草，定苗，浇水，奶奶迈着小脚，艰难的做生活。伏天，正是农民除草的时候，除下的草可以晒死。奶奶抱着姑姑到地里，把姑姑放在井台的树下，自己去干活。姑姑热，就哭喊，哭得声嘶力竭，嗓子都哭哑了。从那以后，姑姑生了病（我想应该是中暑），没有及时医治，就夭折了。奶奶当时肯定痛不欲生，但眼泪恐怕早就流干了。在给我讲述的时候，奶奶显得很平静，没有带任何感情色彩说这件事，表情似乎僵化了。而我年纪小，听了也就听了，也不知道伤感，好像就不该有这个姑姑一样。但奶奶不管我的表情，依旧在想起来时，再给我讲一遍。记得村东有我家的自留地，夏天，奶奶领着我去摘菜，那时我才四五岁，光着腚屁颠屁颠地跟着奶奶，一听“劁猪喽......”，就会吓得藏在奶奶衣服下。奶奶穿着大褂子，可以为我挡住头。自留地就几分地，种了茄子葫芦豆角之类，摘一篮菜，我会帮着提着篮子回家。
　　 虽然划为上中农，但家里生活却不能与上中农划等号。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家里条件还好一些，打我记事，家里的粮食就成了大问题。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上中农好像还被排除加入高级社，家里粮食不够吃。入冬后更加紧张。奶奶拉着我去要饭，还拿了一根打狗棍。我不清楚为什么要饭，但觉得能去看看外面的世面，很是兴奋。但不幸的是，还没走出村口，就被大队长拦住了。后来如何，就记不清了。肯定加入了高级社，也解决了基本口粮，不然，我的下场就难以预料，也许可能流落街头，乞讨四方，也许可能早已灰飞烟灭了。
　　 食物匮乏，不影响儿我们弟兄们的口福。奶奶总是让我们的每一天有惊喜。为能让我们多吃，奶奶把辣椒切成段，在油里炸得焦黄，撒上盐，叫做“秦椒猴”，就饼子下饭。秋天，我们从地里捉回驴驹儿，用草穗穿成一串，拿回家。奶奶将驴驹儿的头揪下来，用盐腌上，三两天入盐味，在油锅里炸成焦黄色，我们等在锅子旁，眼巴巴瞅着，不住舔着嘴唇，狼多肉少，都能尝到几个。驴驹儿籽那个香啊，至今难忘。还吃过麻雀、知了猴等能入口的东西。1963年，这里发大水，水退后，凡是水坑就有鱼。我和哥哥抬着水桶，去捉鱼，捉回一桶。大的，炖，小的，裹上面，油炸。吃个不亦乐乎。也是这一年，我去水濠打扑通，差点淹死，被救回后，奶奶把我的鞋子放到门墩上，在炕上搂着我，嘴里念念有词，煞是虔诚，可能是为我招魂。
　　 1965年爷爷去世后，奶奶明显老了，白头发多起来。特别牙口就不好了，不能吃粘的，不能吃硬的，酸的甜的更不能碰。我记忆中，奶奶总是砂锅熬白菜，将饼子掰碎，放在砂锅咕嘟一下再吃。奶奶说，饼子好咽。蒸的馒头、包子很少吃了，嫌在嘴里嚼着如胶，咽不下去。有时候，想吃“炉香”（炒花生米），就用擀杖压碎，扫到手心，扣到口中。虽然没有了咀嚼的感受，但也算品尝了花生的味道，奶奶很是满足。
　　 记忆中的奶奶，好像很少看医生，也很少吃药。那时家穷，没钱看病也是一个原因。奶奶感冒发烧，就用发汗散，一种白色发苦的粉末，很便宜，才几分钱，粉末倒进口中，用水冲下，盖上棉被发汗，出透就会好。后来对于我的感冒发烧，也是如法炮制。我对那白粉末很恐惧，太苦咽不下，糊在嗓子上，水也冲不下，直至喝饱水。奶奶对咳嗽的治疗，更简单，夏天饮刚从井里打出来的凉水；冬天就吃冰块（本地叫“冰凌核”）。奶奶夜里咳嗽厉害，我就会到院子水缸里捞冰块，放到炕头碗里，奶奶伸手可及。每当喉咙发痒，欲咳未咳时，就去一小块，在口中含着，咳嗽立止。想起来，不由令人感叹:人是多么耐实的动物啊。
　　 我跟着奶奶始终住在偏房里，东屋，西屋，翻盖的时候还住过草棚。每当雨天就会漏，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凡漏雨的时候，只要能接的东西，盆，桶，碗.....都用上了。睡觉有音乐伴奏，叮叮咚咚不绝于耳。奶奶从没有埋怨过，心态平和面对苦日子。奶奶的辫子，由粗变细，由黑变白。奶奶梳辫子，因胳膊不舒服，我曾经为她老人家编辫子。开始不会，慢慢就会编了。编好后，奶奶盘在脑后成纂，用簪子簪起来。儿时，我无师自通地画着玩。奶奶似乎有预感，早早让我画下枕头顶（枕头两侧），一边是狗追兔，一边是鹤望月，自己缝好。这是为她老人家为百年后准备的枕头。
　　 文革时，高音喇叭就在我家前面的大队里，每天天不亮，广播就开始了。一天奶奶问：雷彪是谁？我很奇怪：雷彪？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呀？奶奶说：大喇叭里天天说，毛主席雷彪......我恍然大悟：奶奶，是林彪，不是雷彪。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以后千万不要再说雷彪了。可奶奶不管那些，对着我开口还是雷彪。好在她老人家也不大出门，在家说说也无妨，就任她去了。
　　 我当兵时，奶奶近80了。奶奶最疼我，最亲我，肯定不愿意让我走。但奶奶没有阻拦我。我让喜悦冲昏了头，肯定不会顾及奶奶的心情和感受。当入伍通知书拿到手，我还高兴地对着奶奶炫耀。走那天，奶奶在门口送我，我甚至没有与奶奶说一句话。在部队，我写家信的时候，提及奶奶，总在信后赘一句：“问候奶奶”，或者“奶奶好吗”。有一次，我去附近县城玩，看到卖毡鞋的，有一双小脚毡鞋，我毫不犹豫买下来，邮寄回家。大哥回信说：“奶奶穿了很高兴，说他怎么知道我的腿疼脚疼？”原来，奶奶去大街时，被惊马踢伤了，大哥背着奶奶看医生，但没有在信上说。我买毡鞋，好像是冥冥中有什么提醒我，巧巧的让奶奶过一个舒适的冬天。第一次探家，我塞给奶奶5块钱还有10斤全国粮票，让奶奶买点心吃。奶奶不要，说我吃不动了，拿着也没用。我执意让奶奶留着，我看到奶奶心里很激动，她一定觉得我还算孝顺的孩子。奶奶去世的时候，家里拍了电报，但那会部队离不开，就拍电报说不能回去，又写了一封信让哥哥烧在奶奶坟上，请求奶奶原谅。直到后来，我探亲回家，父亲才告诉我，奶奶临终时，就是不肯闭眼。父亲知道，奶奶是在等我。接到电报，父亲在奶奶耳边说：他回不来了。奶奶这才闭上了眼。我听了心里一酸，眼泪忍不住流出来。
　　 奶奶离开已经35年了。奶奶的音容笑貌毅然清晰如奶奶活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