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浙江省正式成立由省市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张辉、张高平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调查工作已经正式开展，浙江高院正积极与张辉、张高平沟通，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4月9日人民网）。当年张辉、张高平被定性为强奸杀人案，主审人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警官。而聂海芬也正因为破此案有功，被包装树立为“浙江神探”的正面典型，2006年曾在中央电视台《第一线》栏目，以这个案例为主线，开展普法教育，并以“无懈可击聂海芬”进行了专题报道。现在张氏叔侄被平反，说明这是个标准的冤案，那聂海芬侦破此案的过程，就很可能涉嫌逼供，因而受到网民的广泛质疑。
　　 原来十年前，张高平叔侄两人做运输生意，2003年5月18日的晚上，他们驾驶一辆货车从歙县出发去上海送一车电缆，经过老乡的介绍，同县的一名17岁的小姑娘王冬搭乘他们的车去杭州，王冬在杭州市区下车之后，他们继续开车前往上海。没想到王冬却在此日被人杀害，她的尸体在杭州市西湖区的一个水沟里被人发现，全身赤裸，之后张高平叔侄两人被认定为强奸王冬的犯罪嫌疑人，5月23日，他俩被杭州市警方刑事拘留后，他们向警方说明了当时在车上的详细情况，一没有作案动机，二没有作案的时间，这与他们无关，不管怎么解释，可警方就是不相信。张高平向采访记者述说：警方为了获取证据，加大突审力度，曾连续逼供7天7夜，不让吃不让睡，又饿又困，手在背后铐起来，还要叫你蹲马步，实在受不了，简直跟死了差不多，第八天才与另一个叫袁连芳的同监犯关在一起。”
　　 这个袁连芳是个狱霸，张高平一进去，袁连芳还丢给他一包烟，说：“你们的事我们全监狱的战友都知道了，赶快承认强奸杀人罪行算了，不然进来了就没有好日子过。”张高平因为没有作案当然不肯承认，白天被警官逼供，夜晚还要被狱霸袁连芳用烟头烫伤折磨，叔侄被殴打浑身是伤无人管，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承认了所谓的罪行。其实，当年警方办案中，在提取被害人王冬的指甲末端中，就鉴定出了一名男性的DNA，通过检验，这份DNA与张高平叔侄两人无关，也就是说，强奸王冬致死的可能还有第三个犯罪嫌疑人。可警方后来没有查到这个DNA的具体线索，最后也就放弃了，只是办案人员从尸体上找不到两人的精斑，在“强奸”现场，即大货车的驾驶室整个都翻遍了，也没有查到任何物证。
　　 在各种证据查不到的前提下，为了迅速结案，办案人员一致认定真凶就是这叔侄二人。那就只好用各种手段，迫使这叔侄两人按照警方的要求，说出和写出作案的经过与动机，每一项不合要求就要重来。张高平回忆说道：最后还是狱霸袁连芳不知从哪里拿来一个文字底稿，他俩照抄才算让警方满意。特别是警官打开录像开始问：是不是你们杀死的？答：是的，怎么杀死的？用锤子打死的。错，重来，要说是用手恰死的，好不容易才让警官们满意。这难道还不算诱导逼供吗？张高平叔侄两人的口供，究竟是不是遭到刑讯逼供所致，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此做出了认定，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
　　 这本是一起在侦查阶段就可以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可能的案件，却被冤往走上了被告席。2004年4月11日，该案一审开庭，张辉、张高平均否认指控，并提出其有罪供述系因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所致。其辩护人也认为，张辉原有罪供述与张高平的供述，诸多细节存在矛盾，辨认经过等录像表明，不能排除被告人供述受到诱导或之前受刑讯等非法取证的可能。可一审判决书中还是认定张辉、张高平的供述“具体细节一一吻合”张辉判处死刑，张高平判处无期。他们不服进行上诉，经过二审时，对于张辉的辩解，公诉方出示了狱霸袁连芳的证言，称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讲述了奸杀王某的经过。真的是无的说出有的来。
　　 法庭上的激辩，最终落实到判决书上，结论是：其所谓遭到刑讯和诱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由于法庭也发现了疑点，根据“疑罪从轻”原则，宣判以强奸罪判处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判处张辉死刑缓期两年之刑，改判张辉死缓，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不然哪有今天的平反呢？2005年，张高平从浙江调到新疆石河的监狱服刑，三年后，张辉从浙江调到新疆库尔勒监狱服刑。在狱中，两人始终没有放弃对案件的申诉。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他们坚持了整整十年，十年之后，今年的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再审，做出了张高平、张辉无罪的判决，在无罪判决书上签字之后，两个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久违的笑容背后，我们更多的感受到却是他们背负十年冤屈的伤痛。
　　 无辜被锒铛入狱之后，张高平的妻子和他离了婚，打掉了已经怀孕的孩子，张辉已经订婚的女朋友和他分了手，张高平的哥哥，张辉的父亲张高发，也一直奔走在申诉上访的路上，强奸杀人的罪名就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两个家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高平说：“我不能放弃申诉，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不能半途而废，哪怕是申诉到刑满释放，总有平反的一天。因为我是清白的，如果不申诉，那人家就更认定你是个强奸犯了。他不停的向监狱民警诉说冤屈，正是有这种信念的支持，命运在等待之中悄然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得亏晋江石河子市检察院的驻监检察官张彪。张高平第一次见到张彪后，告诉检察官他们是屈打成招的，说着说着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哭得非常伤心。
　　 检察官凭直觉，此案可能存在疑点。张彪多次找到张高平，深入了解他们的案情的每一个细节，并查看他们两人的胳膊上，都有被很多烟头烫伤的痕迹。张高平告诉检察官，这都是被逼供狱霸给烫的，一天不答应就烫一个。2009年张彪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重新整理，连谈话笔录一起寄给了浙江的相关部门，共寄了六次之多，仍然没有回音。2010年在退休前夕，就张高平叔侄两人案件当中的申诉情况，张彪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实事求是地写了一封长信。这次回复很快：“你们寄来的材料收到，我们正在着手处理，正向有关部门反映。”2012年10月，对案件审查有了新的结论。那就是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13年3月，经过不公开庭审，第三次判决，最终作出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当庭释放。
　　 本案能得到彻底平凡有何启示？除了得亏张彪检察官的帮助外，还在于2011年12月6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物证鉴定查询比对报告》证明，经查询比对，从王冬指甲中提取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与勾海峰的STR分型，“上述鉴定意见具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性要求。”比对结论表明，出租车司机勾海峰极可能是杀害王冬的凶手。当年勾海峰，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将另外一名女被害人弄死，当再次杀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吴晶晶，被警方抓获后，2005年已经枪毙了，可他的DNA是改变不了的。尽管死无对证，法律上已无法认定勾海峰为“5·19”奸杀案的真凶，但除去DNA鉴定之外，两起命案作案手法也高度相似，因此，勾海峰作案的可能几乎笃定。
　　 再加上有幸遇到一位侠肝义胆，且法律功底深厚的北京大律师朱明勇，做了无偿的法律援助，与他的成功刑辩解救密不可分。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的过程中，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又找到了陷害好人的袁连芳，他承认，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配合警方。他因贩卖淫秽物品被判刑6年，为了想尽快出狱，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包括出庭作伪证都是警方安排的。袁连芳供述，他曾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具有“立功”表现准予减刑10个月，却致无辜者入狱。现在真相大白，法院才会纠错。3月26日，浙江高院在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后，还告知他们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张氏叔侄冤案的昭雪，再一次印证了赵作海式冤案的办案逻辑和审案思维，诸多细节惊人相似：在案件侦查环节，刑讯逼供阴魂不散；在证明标准上都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证明被告人的清白，只能依靠“亡者归来”或者真凶浮现。
　　 类似冤案的产生，无不呈现出多年来的司法积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不是理想状态的等腰三角形的稳定、制衡结构，而是“流线型”的加速度推进结构，在这一“流线型”结构中，缺乏对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必要审查和对抗，因而“打击”有余而“保护”不够。在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沉重的说道：“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这确实是句大实话，希望公检法的官员们听到后，能好好地深思。宣布张氏叔侄无罪释放的第三天，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网站向他们公开道歉，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但光道歉和国家赔偿还不够，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
　　 身为“二张”错案的审核人，聂海芬警官同时又是该案疑凶勾海峰凶杀案的审核人，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海峰具有作案嫌疑”。说明聂警官破案一点也不慎密，从电视宣传中，说她一审判处死刑的30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的预审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及无罪判决案件，看来与事实不符，牛皮吹破了，浙江女神探的神话，从此破灭。这些冤案产生的根源何在？我认为主要还是冤假错案没有被追责。期待浙江省政法委成立的调查组，彻查聂海芬等该冤案侦查、起诉、审判等全部司法过程中的涉案人员。洗清冤屈的张高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可以不要国家赔偿，但不能原谅刑讯逼供的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这是一份迟来的正义，总算让人感到兴慰。草菅人命终平反，知错能改，说明我们的法制社会还是在进步。只是叔侄二人的一生都耽误了整整十年，失去的青春咋也补不回来了。为了杜绝此类案件发生，对一帮干警违法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不然，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名誉，采用刑讯逼供而结案，类似冤案也许还会发生。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任何一个执法人员都不能保证从来不办错案，问题在于是因为什么原因办了错案，在明知办了错案之后，是否有勇气承担个人的责任，检讨自己的过失。作为主审警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办了错案，最起码要向受害者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可如今聂海芳一点表示都没有。正面典型是保不住了，聂海芬越早道歉越主动，不道歉肯定过不了网民这一关。
　　 任何一个司法系统都有可能出现冤案，但能不能及时纠错，则取决于蒙冤者申诉的权利是否得到尊重。杭州神探聂海芬的“英模事迹”，可见证一个冤案制造的具体过程，又是所有冤案产生的最真切写照。如果当时公安机关能够认真地搜集证据，不靠刑讯逼供，就不会有今天的冤案。法治社会，人们不希望犯罪事情的发生。在处理犯罪案件时，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为法律为准绳，要证据确凿，理由充分才能定案。既不能让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又不能让无辜者蒙冤受屈，更不允许一些司法人员借着滥用权力，徇私枉法。杭州警方让犯罪分子充当牢头狱霸，对被侦查对象实施暴力取证。实际上是将侦查权违法下放给耳目，放纵耳目实施逼供、诱供，还让耳目在审判中以证人身份出具证词，这是严重违法的，必须要追责。好在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2013-04-0923:5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