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曾名奉天，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满族人入关之前，曾经在这里建都立国。历史学着满族人的腔调，称沈阳为“盛京”。
　　 然而，几百年过去了，“盛京”这顶桂冠早已被历史尘封，但历史留给沈阳的那座皇宫却至今保存完好，虽然比不上北京紫禁城的金碧辉煌与恢宏壮观，但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因为毕竟是皇宫，不仅回荡着皇宫的气概，而且昭示着皇帝的威仪。偌大的中国，五千年历史，完整的皇宫除了北京，就是它了。这是一份殊荣，一份骄傲与自豪，让沈阳身价百倍，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历史名城之林。
　　 迈着游人的轻松步履，我徘徊于皇宫院内，目睹形似蒙古包式的大殿以及众多的皇家建筑，偶尔想起大学毕业时撰写的论文——《萨尔浒之战》，想起那时的努尔哈赤何等的英姿焕发，想起那时的“八旗子弟”何等的勇猛善战。而今当我面对这只留下灰砖青瓦，只剩下空旷与寂静的楼阁大殿时，仿佛大清王朝远去的模糊背影，尤其这个王朝的童年，又一一向我走来。于是，我想起了我写过的论文，想起了这个王朝所经历的辉煌与败落。
　　 “目尽青天怀今古”“更能消几番风雨？”“冉冉物华休”！
　　 时光回流五百年，统治泱泱中华长达两百六十七年（公元1644—1911）的大清王朝，从东北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跃而起，然后盘马弯弓，所向披靡，打进关内。一个原本偏安于一隅的游牧部落，却坐拥天下两个多世纪，而同样身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拥有天下不到百年，就卷起铺盖走人，回归于大漠草原了。这巨大的反差，让人深思，并在反思中对大清王朝萌生一分敬意。
　　 公元1611年，爱新觉罗氏的祖先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安）建立“后金”，大清王朝的峥嵘岁月就这样浓墨重彩地书写开来。十四年后的公元1625年迁都沈阳。沈阳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强大王朝的又一童年摇篮，并最终奠定了它在东北三省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沈阳能够拥有今天，努尔哈赤功不可没。
　　 满族是由南宋的女真部落演变而来的。努尔哈赤所在的爱新觉罗氏，同叶赫娜拉等众多氏族一样，都是其中的一个部落。由于同南宋女真人的金国具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努尔哈赤把自己创建的国家称为“后金”。因此，满族人立国应当从公元1611年算起，入关以前或入关之后的“清”，都是“后金”的延续与传承。而以“清”作为国号，始于公元1636年。这一年，由努尔哈赤挥锹破土动工，历时一十一年的皇宫终于建成。可惜，努尔哈赤没有能看到这一天，他死去已经整整十年，早已继承大统的儿子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直到千年帝制最后终结，中华民国正式建立。
　　 今天，作为一个历史符号的大清帝国，虽然早已成为前朝往事，但又似乎并不遥远。近些年来，表现大清王朝的影视作品一部接着一部，从努尔哈赤到宣统溥仪，一十二位皇帝几乎都在荧屏或银幕上有过闪亮登场，还真有一点“大清皇帝秀”的味道。
　　 大清帝国的皇帝们和皇帝们的大清帝国，当然是以另外一种姿态，重新回到现实生活的视野之中的。他们，让后来人既在回望中一再演义以往岁月，也在演义中一再回望前朝往事。出于常识或本能，人们素以“满清”或“大清”称呼那个既是满人的强大帝国，也是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最后王朝，并且饶有兴趣地谈论它的成败得失，感叹它的荣辱兴衰。
　　 依照旧时的堪舆说，沈阳也算是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名副其实藏龙卧虎。翻一翻几千年的古代历史，由华夏族演变而来的汉人，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先后在华夏这块地大物博的土地上风云际会，除了在远古时期有过的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之外，先后建立过秦、汉、唐、宋、明这样强大而又统一的封建帝国。商、周时的西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五胡”，两宋时期的西夏、辽、金等众多民族，虽然不仅曾经有过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过饮马长江的势不可挡。但终归黄粱一梦，到头来都为别人做了“嫁衣”，只有诞生于蒙古大草原上的孛儿只斤·铁木真大汗的子孙，第一次建立起不是汉人掌控的统一的大元王朝。可惜天不假年，元朝只存续了九十七年（公元1271—1368），江山又物归原主，朱元璋取而代之。有趣的是，大明王朝在维系了二百七十六年（1368—1644）之后，却被满族人努尔哈赤的儿孙们风卷残云般地收拾得干干净净。江山再一次易主，社稷归“满”。
　　 也许，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家一族之天下。汉人风光了几千年，风水也该轮流转一转了。此，当可谓“天下为公”尔！
　　 蒙古人、满人，都是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但满族人建立的大清王朝，无论在时间的跨度上或在空间的层面上，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让蒙古人的大元王朝望尘莫及。同样是擅长游牧狩猎的少数民族，立国之后同样面临着持续对立的民族矛盾，元王朝不到一百年，就灰溜溜地返回了大漠戈壁，重新回到了马背之上，回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高原。他们是被出生于安徽凤阳的朱元璋强行驱赶走的，可悲的是丢了江山社稷，有幸的是保全了身家性命。而大清王朝不仅延续了两百多年，有过金戈铁马的辉煌岁月，有过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更有过堪与大汉盛唐一分高下的恢宏基业。
　　 清之兴，元之败，都一样的成为历史，一样的为后人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但他们的成败得失，除了史书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举措得当或失误以外，与他们各自的生存环境与方式不无联系。由这种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取向，自然影响到他们各自的治国理念与执政行为。
　　 彪悍豪爽的蒙古民族，逐水草而牧，世世代代在大草原上跃马纵横。草原那既天高地阔又人烟稀少的空旷与苍茫，那与狼共舞的牧羊生活，铸就了他们大无畏的过人胆魄与勇猛性格。他们在单一的游牧经济形态下出生，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就开始了常年累月在马背上的颠簸晃荡。长大之后，一个个如骏马般地驰骋于辽阔草原，似雄鹰般地俯视着苍茫大地。征服对手，征服自然，征服在他们看来必需征服的一切，就成为了他们生存意识中的基本信条。
　　 游牧为生，追逐水草，就不可能有固定的家园。他们一生所走过的地方，哪怕是人间天堂，也不过是他们的人生旅途上，一个又一个临时驿站。不停地开辟新的牧场，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征服来自社会与自然界以及自身的种种挑战，永远是他们生活中始终演算不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游牧生活是一首悠扬的牧歌，那么牧人的人生，就是一串燃烧的音符与跳跃的节拍，激昂而铿锵，抒情又浪漫。
　　 记得一年前，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位强壮的牧马汉子，带着几分酒意对我侃侃而谈：“你知道什么叫男子汉吗？我告诉你，马背上能够征服敌人，酒桌上能够征服朋友，床上能够征服女人！”说完，又是一大碗名叫“英雄本色”的伊力特烈酒，毫无畏色的一饮而尽。在他看来，是男儿，是英雄，就得要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就得要有过人的征服能力。孛儿只斤·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南征北战，横扫了大半个欧亚大陆，所以孛儿只斤·铁木真至今仍然是蒙古民族心中的“神”，是真正的男子汉。但是，孛儿只斤·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们打得了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建国绰绰有余，治国捉襟见肘。也许，征服也是多样性的，强制是一种征服，教化也是一种征服。强制可以征服人的体能，教化可以征服人的心灵；强制的征服只是一时，教化的征服才能够持久。
　　 忽必烈立国建都之后，用武力替代管理，征服替代教化，这让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难以缓解。而失去天下的中原汉人，出于一种本能驱使，自然要寻求东山再起，图谋卷土重来。抱有光复山河的汉人不是一部分，而是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这既在情理中，也在预料中，理当因势利导，化而了之，元王朝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五百年后，打了二十八年天下又治了二十八年天下的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而不服，压而必反。五百年前的大元王朝反其道而行之，哪里有反抗，那里就有压迫，并且把在法理上已经属于自己的国民，划分为蒙古、色目、南人、汉人，人为地制造民族歧视，设置民族隔阂，把自己推到了自己国民的对立面，在朝为官的汉人无论数量或权位，都远不及清朝。
　　 因压而反，有反必压，大元王朝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加快了国破政亡的到来。也许，孛儿只斤·铁木真以及他的子孙，论强制征服，鲜有对手；论教化治理，则留下笑柄。历史无情，给出了这样的嘲弄与讽刺，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与定论。
　　 朱元璋把最后一位元朝皇帝赶回了大漠，努尔哈赤的子孙则把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送上了煤山。北京景山公园的一棵大树上，崇祯朱由检挣扎了几下，一命呜呼，追寻列祖列宗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太监站在他的身旁，目瞪口呆地看着主子把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一个秋千，主子完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也完了。那场面，一定是惨不忍睹。看来，这皇帝也不是好当的，保不定你就死无葬身之地；那龙椅也不是好坐的，弄不好你就身败名裂。黎民百姓说得好：无官一身轻。这是经典，至理名言！
　　 明崇祯自缢了，带走了朱元璋亲手创立的大明王朝，努尔哈赤的儿孙夺得了天下。顺、康、雍、乾四朝，国运昌盛，威加四方，但到了嘉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衰败的迹象渐露端倪。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首先打了进来。然后西方其他列强一伙接着一伙，从大海上一路狂奔，直抵内陆腹地，从此国门洞开，山河破碎。
　　 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概不是做皇帝的坯子。咸丰、同治父子英年早逝，光绪风光的日子只有一百天，就被囚于瀛台，郁郁寡欢中度过壮志难酬的孤独岁月，直到驾崩。宣统让父抱着登基，满朝文武三呼万岁声震屋宇，吓得三岁小儿放声大哭，朝野为之不快，三年就成了废帝。这些努尔哈赤的子孙有皇帝之名，无皇帝之能，自然也就无皇帝之实了。早在咸丰死后，他的遗孀慈禧太后悬一挂竹帘子，坐在后面听政近半个世纪（公元1860—1908），直到一命归天。在她掌管朝政的近半个世纪里，儿皇帝们没有被她废掉，就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努尔哈赤的子孙，早已没有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的那一份男儿血性，只能任由慈禧太后拿捏摆布，最后不仅毁了大清基业，并且留下了千古骂名，整个中华民族也跟着饱尝了前所未有的奇辱大耻。好在这些不肖子孙让努尔哈赤一世英名蒙受羞辱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沈阳的故宫里。留在沈阳故宫里的，依旧是曾经的气吞山河，曾经的烈马旌旗与风雷激荡。
　　 大清王朝虽然最终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但同大元王朝相比，不仅存续了时间久长得多，而且创造了足可以与大汉盛唐相比而不逊色的“康乾盛世”。究其兴衰，也同样与他们早年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相联系。
　　 大东北，满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境内有连接内蒙古的大草原，有盛产大豆高梁的东北大平原，有林海苍茫的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还有流经其境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额尔古纳河等众多江河。大连、旅顺、营口都在大海边上。草原放牧，平原种粮，山区狩猎，江河海洋捕鱼，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满人，既有蒙古人所擅长的游牧与狩猎，又有蒙古人所不擅长或不具有的捕鱼与耕种。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农耕经济先进于游牧经济已是不争的历史结论。可以说，满人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经济形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他们的血液里同样澎湃着牧人的阳刚血性，性格中同样蕴藏着强烈的征服欲望，勇猛彪悍、不畏强暴的禀性并不逊色于草原上的蒙古民族。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农耕文化的精明与包容，既重强制，也重教化，经营天下、治理国家的能力，却远远高于单纯的游牧民族。如“八旗制度”，既是军事组织，也是社会组织，亦兵亦民，劳战两利。这样的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很强的经营能力与很高的管理智慧。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不过五万之众的“八旗子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人数上远远多于自己的大明军队，一举扭转了长期以来金守明攻的战略格局，同时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五百多年后，同样叱咤风云的蒋介石先生却在抗日战争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政息人亡，终老孤岛。努尔哈赤先“攘外”而后“安内”，结果扫遍了东北，直取中原，一次华丽转身，原本并不起眼的女真部落，就成了一个强大帝国。而蒋先生却一败涂地，输掉了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不得不退守台湾，最后老死孤岛。如此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艺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