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年逾花甲，作为一个农村的老人，除了那点低得可怜的农保，再无进账，而子女们尚自顾不暇，所以至今父亲依然在外打工养活自己，自给自足。农田已经承包出去了，除了上班，不善家务的父亲闲暇时光不知道做什么。下班回家拍拍脚下承欢的小狗，犹如哄着儿时的孙子。如今孙辈都已长大，在外求学，见面的机会很少，即使见面了，隔着两代人，也很少能说上话，寂寞的父亲不知因何触动迷上了越剧，确切地说是又翻出了他沉寂多年的越剧。他把大女儿家弃置不用的VCD机搬来，买了越剧碟片细细欣赏。那个机子因为年代久了，不堪负担父亲强加给它的超负荷，很快罢工。父亲用省下来的血汗钱又买了一个新的，每次去看望父亲，总能听到父亲房里依依呀呀的越剧唱腔。我们这些年轻辈的没有谁感兴趣，父亲几乎没有同道。某次不经意打开父亲的抽屉，发现满满当当排放得整整齐齐一抽屉的越剧碟片。母亲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爸的钱都扔这上面了，你说这是能当饭吃了，还是当水喝？我既不能附和母亲，也不能责怪父亲。那依依呀呀的管弦声充盈着父亲日薄西山的余生，生命的尺度怎能用钱衡量。可是毕竟家里不宽裕，母亲的抱怨也情有可原。当父亲提出要我帮他网上买个收音机时，我没问明白具体是什么就一口答应。父亲说，邻居大妈买了个可以听戏的收音机，而且携带方便。他也想要一个，上班、出门干活时能捎带上。说这话时，父亲像个孩子。
　　 我也只是像哄个孩子一样随口答应，如今这年代谁还用收音机，又何处去买？网上查了一下才发现，科技的日新月异早已超出了我的想象。父亲说的“可以听戏”的收音机学名“插卡音箱”，有两个功能，可以到网上下载歌曲或者戏曲之类，然后把内存卡插进收音机中，就可以“听戏”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收音机功能，不太贵。很快给父亲买了一个，下载了许多越剧曲目。父亲揣着他的“可以听戏”的收音机出门了。依依呀呀的越剧曲调零落在父亲所经过的道路上。很多次感慨生命是个规整的圆，不知不觉中就绕过来了。
　　 自小耳朵里充盈的就是越剧软糯婉转的曲调。一个村的青年男女，只要五音俱全的都能来上那么几句，就连我这样流着鼻涕的毛孩子，也能捏着嗓子学着贾宝玉悲愤无奈又伤心的曲调来上一句“林妹妹，我来迟了，我来迟了，金玉良缘将我骗……”后面那音同样拉得很高，却尖脆得走了调。从未听父亲哼过一句，应该说很少听到父亲说话。儿时记忆里的父亲总是黑着一张脸，奉行敬而远之的道理，不是迫不得已，很少靠近父亲，犹如那里安着一颗地雷，即使路过也是猫着腰，踮着脚，深怕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其实那颗地雷从来没炸过。而父亲那架总要拍一下才响的半导体收音机，却抵御着我对地雷的恐惧。我偷偷靠近，靠近一个精彩的世界。“小喇叭广播开始了”那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刑警803”是最恐怖也是最吊人胃口的广播电影系列。恐怖只是对于我这样的小孩来说的，其实那只是刑侦故事，情节简单，音响效果也永远没有如今的惊悚剧直抵人心的诡异。就是这个小小的物件把外面的世界撕开了一个口子，我踮起脚窥探。说书、快板、相声、越剧……那是父亲的节目，我一知半解地听着这个小匣子里精彩纷呈的表演。说书的铿锵有力，拍一下惊堂木可以惊醒昏昏欲睡的夏季梁燕；快板打快了勾起我对炒蚕豆的垂涎；相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是两个男人在斗嘴。这些都是男人在表演，对幼小的我来说总有几分敬畏，就像父亲，让人想靠近却又不敢亲近。唯有越剧都是女性唱腔，不管悲愤还是喜悦，不管轻言还是高唱，都局限于女性声线的细、柔，接近方言，有着吴侬软语的甜、糯，虽然越剧并非出自于吴侬大地。
　　 越剧发源于清代的绍兴府嵊州（越国首都），发祥于上海，中国四大剧种之一，最先在江浙沪广为流传，而后发展至全国各地，甚至海内外。鼎盛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戏曲界受到严重摧残，越剧也同样偃旗息鼓。越剧也只是在官方场合消声匿迹，却无法从大众的声线上消失，那时村里的男女青年队越剧的着迷就像如今的年轻人爱唱流行歌曲一样。田间劳作，灯下织补，哼几句越剧娱人乐己；即使不会唱，听别人唱也是一种享受，像我这样听不太懂的毛孩子同样沉醉在越剧的曲调中。当年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以两角的票价突破了两亿的票房，以一个有局限性的地方剧种而言，这无疑是个奇迹，那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时间传唱大江南北。我是在农村的露天电影场上看的《红楼梦》，记忆里除了那哀哀婉婉的唱腔，还有因风吹幕布，投影其上的贾宝玉和林黛玉随风舞动，那悲伤的气氛凸显几分诙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就像父亲新买的收音机住进我们家那低矮的平房时的印象。父亲那拍一下才肯劳作的旧收音机终于寿终正寝，换了一台无论式样还是个头都要前卫得多的立体声收音机。闪亮的机身，不带一丝杂音的音质，父亲满意得“啧啧”有声，我们这帮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太新，对新东西由来已久的敬畏心理让我们只敢观看，而不敢触摸。这“大家伙”是家里第一件奢侈品，泥墙泥地自觉寒酸得不敢抬头。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却衣着光鲜地在我们的矮屋里旖旎缠绵地演绎着生死绝恋，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被周恩来多次用来招待各国政要和记者，被赞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只知道《十八相送》的“呆头鹅”引人发笑。在父亲难得的笑容鼓励下，我们这帮猴崽子立刻蜂拥而上，东捣捣，西鼓鼓，把一个完整的越剧腔撕拉得像空中闪过的一道闪电。父亲的“新家伙”很快在生活中淹没，在一个时代中陨落，那婉转的曲调也消散在历史尘埃中。
　　 随着电子产品的日新月异，收音机似乎只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被历史的潮流抹去痕迹。没想到几十年后它又冒出水面，以一种新的姿态傲立潮头。
　　 父亲说要个“可以听戏”的收音机，我品出来了，重点在“听戏”。这种改头换面的收音机主要功能是“插卡”，收音只是次要功能。如今电磁波的干扰太多，收音机的杂音影响了收听功能。手机大小的“插卡音箱”完全可以满足父亲“听戏”的要求。这个机子操作简单，携带方便，随手就可揣口袋里。父亲揣着他一抽屉的越剧行走在田间地头，婉转多情的曲调充盈着他身后的脚印。没听过父亲哼过一句越剧，也不曾听父亲议论过这个剧种的优劣，他对这个剧种的专一只表现在一抽屉无杂色的越剧碟片上，还有那句“可以听戏的收音机”。父亲的“听戏”不指其它，就是越剧，只是越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