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小学只有两排房子。前面一排是二层红砖楼房，墙上的粉饰掉了很大几块，用青灰色的水泥胡乱的涂抹上了。像是一浓妆的美女不小心让蹭掉了几块至关重要的粉底一样让人看着难受。后面是一排青砖黑瓦的老房子，离前面的一排有几十步远，一条斑驳的水泥路连接着这两排房子。房间的门和窗就那么中规中矩的相间排开，在这些门的正中央是一扇大的门，那一扇门里就是我们的礼堂。礼堂的最里面是一个有着帘幕的舞台。礼堂里没有座位，所有的活动都是一二三四五六年纪排好队毕恭毕敬地仰望着台上的一举一动，包括校长那边讲话边快速晃动的双腿，也包括我们整个小学时代最辉煌的事业——领红领巾。基于这一切，我从小就渴望着上那个舞台，长时间的仰望总是让我有脖子发酸，眼睛发胀，口干舌燥等一系列不良症状。
　　 然而此刻的礼堂里正在放映着一个电影，片名是《一个独生女的故事》，虽然并不是我最喜爱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但我还是迫切地想去看。
　　 我按捺着内心的火急火燎，偷偷地瞧了一眼坐在我右前方的刘一，他没有动，于是我也没有动。虽然我一直不肯承认，但是刘一是我仿效的对象，这几乎是全班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并且这个事实令我的脸上没有一点光彩，但是我永远的排在第二的成绩却是一块堵住众人口舌的一团布。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仿效刘一，我就有可能成为全班的第一，但是我一直没有，因为我发现当第一确实没有当第二惬意。有仿效的对象，很多想不明白的东西不用思考也照样能办到。
　　 至于我仿效刘一的行为是如何让全班的人知道的，这却是相当令人难以启齿，以至于以我当时的语文水平却是怎么也形容不了。直到我们后来学到了一个新的成语“东施效颦”才得以解决众人形容的困惑。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成语是我记忆当中所有人学得最好的，包括不知道是手脚不发达还是脑子不发达的用左手写字的朱旺。学了那个成语后，每次他见着我都嬉笑着露出他那一副参差不齐的鼠牙对着我蹦出那么几个字，“东施效颦”。
　　 久而久之，我对那个词语就产生了抗体，到最后竟然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认为，是我牺牲了光辉形象为那词语做了一个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解释，最后事实也证明，期末考试的两份填空题全数通过我是功不可没。
　　 至今我回想起来“东施效颦”的形象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一次上数学课，数学老师是一位善良漂亮温柔的年轻女老师。当时的她正捧着教材念一道题的题目，然而此时，我们的刘一却是没有把小手背在背后认真的听讲，他把双手搁在下巴下，圆睁着一双眼睛出神地望着窗外，老师轻轻地走到他的身后轻轻地的在他的后脑勺拍了一下，全班的同学都发出了善意的笑声。我当时觉得他幸福极了，就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学他刚才的样子看窗外。老师走过来了，在我的后脑勺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更有不同的是，拍刘一的是那只还沾着粉笔灰的柔软白皙的手，而拍我的是那本僵硬的数学书。我觉得委屈极了，脸火烧一样烫了起来，与此同时，教室里爆发出哄堂大笑。
　　 第二天，我们就学习了那个伟大的词语“东施效颦”。
　　 当全班的人都走没了，刘一还坐在教室里，并且还掏出了课本准备写作业。我无奈地摸索出作业本摊在桌面上装模作样地写了起来。当教室里最终安静了下来，我发现朱旺也在教室里，他正左手运笔如飞，快速地在作业本上“击打”着，笔尖敲打桌面的声音“咚咚咚”如老母鸡啄米样，不知疲倦。
　　 我极其厌烦地瞧了他一眼，他也刚好抬头瞧了我一眼，迅速地埋下头去，老母鸡啄米的声音陡然间就小了很多。
　　 “你们怎么不去看电影啊？”刘一边写字边问。
　　 “我，我怕作业写不完。”朱旺压低了声音说，但声音还是像小脑不发达一样一脚轻一脚重地蹦在教室里。
　　 “我看过那电影。”刘一自己解释着说。
　　 “我也看过，”我迫不及待地接着说，然后还顾名思义地补充说：“就是讲一个小孩死了爸爸妈妈。”
　　 刘一没有吱声，朱旺也没有吱声，我自己开始怀疑自己理解错电影名了。再仔细一琢磨果然是错了。“独生女”不是没有爸爸妈妈，而是没有兄弟姐妹。
　　 “恩。”刘一吭声了，声音貌似有些鄙夷，“他爸爸死了，妈妈只是病了，很感人的一个电影。”
　　 直到电影结束，同学们一个个带着红肿的眼睛回到教室，我都没有写上几个字。脑子里竭尽全力地构造着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红肿着眼睛的故事，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看过了这个电影才终止对这么一个故事的无限猜想。
　　 朱旺吸溜着他绿色的长鼻涕，把课本都收进书包里憨憨地笑了笑就走出教室回家了。
　　 朱旺是我的同桌。老师说是一帮一让我帮助他进步，然后让他多学习我，他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红领巾的人。我不是班上的第一名，而他是班上的倒数第一，老师让我帮他而不是让刘一帮他其目的也无外乎刘一是第一而我是第二，这其中的精妙也就在他是第一儿我是第二。
　　 快考试的时候老师就把我和朱旺叫回他的宿舍，叮嘱我说：“你不用去复习，你的任务就是带朱旺背好课文，别让他不及格。”然后就甩门去教室了。
　　 我盯着蓝色的火苗舔着老师炖猪脚的高压锅的锅底说：“背吧。”朱旺就在边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句子，不时地还吸溜下鼻涕翻看下课本。
　　 高压锅开始冒气了，冲着顶上的一个帽子溜溜地转，朱旺的声音就开始淹没在高压锅的喷气声中了。
　　 “该关火了。”朱旺说。
　　 “该关火了。”朱旺大声地喊。
　　 “什么啊？没那么一句。”我不耐烦地说。
　　 当我意识到该关火了的时候，我却是怎么也关不了了，朱旺就在边上嚷嚷：“喊老师来吧？”我没有吱声，继续努力地关。还是无济于事，锅里的蒸汽已经弥漫了整个屋子，我只能看到朱旺一个傻帽的黑影。现在去叫老师无疑是说明我的无能，当着那么几十号人能说我连一个火都关不了么？
　　 高压锅上的铁帽子开始不安分地上下颤动了，锅里发出吓人的闷响，朱旺冲出浓雾拉开门跑到教室惊慌地喊：“老师，老师，快去，锅要炸了。”
　　 对于朱旺的自作主张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村子里有人炖猪脚忘了关火把整间房子的玻璃都炸没了才一阵阵的后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总是幻想着滚烫的猪肉，猪骨头，骨头汤下雨一样地降落到我的身上，脸上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老师是在关了那一个火后下这么一个决定的，决定在下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朱旺发红领巾。朱旺很高兴，在那一个傍晚放学他拿出了藏在书包里他妈妈给他准备而他却一直都不敢围的红围巾。他兴奋地像系红领巾一样仔细地系好红围巾就跟随着放学的人潮回家去了。
　　 朱旺死了。这个消息是我在夜色降临的时候听到的。麻麻的夜色充满了疑惑，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自顾自地扯亮电灯开始写作业，然而在十五支光昏暗灯光里总是浮现着朱旺的绿色的长鼻涕，他左手写字敲打桌面的声音还那么的真切，咚咚咚的。
　　 第二天赶到学校的时候，所有的座位上都瞪着一双迷惑的眼睛，唯独朱旺的桌子上放着一束白色的花。
　　 朱旺死了。我相信了。朱旺是真的死了。
　　 朱旺的红围巾转进了自行车的后车轮，他把自己系死了！打着红领巾结的红围巾吧他系死在自己的后车轮上。
　　 我一直不怎么肯定这么一个死法，这个荒唐的死法总是无法形成一个符合逻辑的影像片段，就像是我无法猜出《一个独生女的故事》一样。于是我总是在梦中把朱旺的死定在一个没有红围巾的“六一”节。
　　 远远地有人在喊：“朱旺，朱旺，你家的西瓜怎么卖？”
　　 朱旺就在远处的池塘里浮出个猥琐的脑袋，一脸的不情愿：“三毛钱一斤，秤在床上，自己称好钱放到枕头下面。”
　　 朱旺冲着已经到了西瓜棚里的顾客喊道，喊完又自顾自地游了开去。
　　 “朱旺，朱旺，你家的西瓜怎么卖？”
　　 “朱旺，朱旺，你家的西瓜卖不卖？”
　　 “朱旺，朱旺，你怎么不去学校领红领巾？”
　　 “朱旺，朱旺……”
　　 ……
　　 朱旺没有了声音，池塘中的涟漪一个接一个的荡了开去……
　　
　　 朱旺死后，我再也没有效仿刘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