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迫不得已，母亲是不会到城里来的。因为她对汽车尾气像对鸟毛一样严重过敏，而且，用她的话说，除非死了，否则在城里永远也睡不着觉。但对那只鸟痴迷的父亲就不同了。每当我要出差需要他帮我照顾那只鸟的时候，他会毫不迟疑，甚至会连夜赶到。邻居告诉我，父亲照顾那只鸟比女人照看婴儿还要周密，他把肉切成肉泥，用牙签一点一点地送到鸟的嘴边，而他的嘴哪，如果不是隔着笼子都快凑到鸟的身上了。夜里，父亲就蹲在鸟笼子旁边，拿着扇给鸟驱赶蚊子。每天的鸟笼子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像刚换过新的一样；杯子里的水没有一点杂质；鸟的羽毛被梳洗得光亮如漆。父亲总是邀功请赏、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这几天鸟唱了多少回歌，说了几句话，甚至它的粪便有什么变化……我注意到了父亲对鸟的迷恋。他舍不得离开县城回家，整天就跟鸟在一起，甚至开始忌妒我向鸟靠近。父亲简直成了我的情敌。
　　 晚年的父亲已经集天下男人所有的毛病于一身：酗酒、好赌、懒惰、几个月不洗澡和对老婆的傲慢，还不遮不掩地到陈村光顾一个四十多岁的贵州妓女的被窝。更有甚者，父亲要跟母亲离婚，异想天开地和贵州女人结婚。父亲觉得年过七十离婚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总是拿死去多年的李家鹏为例说，九十六岁的李家鹏弥留之际唯一的愿望就是跟比他小两岁的老婆离婚，并以拒不断气相威胁——用他的话说，不愿到了地府仍听到讨厌了一辈子的女人在耳边喋喋不休地唠叨。母亲对声名狼藉的父亲已经忍无可忍，如果不是觉得彼此都已古稀早就把他撵出家门。母亲不止一次要求我拯救父亲，以免他死于酗酒，为了家族的最后一点尊严至少不让他死在贵州妓女的床上。但母亲对我的期待也许过高了，如果我能改变父亲的话，他就不是我的父亲了，他的偏执、怪诞、神经质让他的所有优点都相形见绌。然而奇迹还是在无意之中发生了。父亲每次从我这里回家之后，母亲都会欣喜地发现，他似乎忘记了酒的存在，忘记了通往赌场的路，甚至忘记陈村有一个操着贵州口音的暗娼，而不时在别人面前提到我的那只鸟：
　　 “多好的鸟，像我的另一个儿子。”
　　 不过，隔久不到县城，父亲又会故态复萌，甚至失魂落魄似的，提着酒瓶，徘徊在赌场的周围，乞求谁借给他十元哪怕五元的赌资，更令母亲气愤的是，贵州女人经常上门索要父亲昨晚的嫖资……如果说要靠一只鸟才能拯救父亲的话，我没有什么理由不忍痛割爱。还不等母亲开口，我便请父亲来一趟县城，让他把鸟带回乡下。但没说送给他，只是说，爸，你把它带回乡下一段时间，跟更多的鸟在一起，让它更自由更开心一些。父亲如获至宝，生怕我后悔，逃也似地带着鸟跑回乡下。从此以后的半年，他再也没和母亲吵过架，也没嫌她叨唠，更没提起过弥留之际的李家鹏，什么地方也不去，整天跟鸟在一起。乡亲们都说，自从有了那只鸟，你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所有的恶习都离他而去，他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有一天早上，母亲气急败坏地闯进城来，撞开我的门，充满责备地质问我，你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了？我说换号码了。看母亲的样子是有大事发生。
　　 “你爸彻底失踪了，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母亲沮丧地说。
　　 怎么能失踪了呢？父亲带鸟回去后，母亲告诉过我，父亲变得安分守己，经常带着鸟笼在山林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竟然在山里过夜，开始是一天、两天，后来是三四天不回家，但最多也就一个星期他肯定要回家一趟，母亲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这一次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不回家，母亲和乡亲们去周边的山里寻找过，却不见他的踪影。都一个多月了，他怎么过啊，在山里头。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赶紧随母亲赶回到老家。乡亲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变成了一只八哥，跟着一群鸟飞了。”他们指着村后的群山和看不到尽头的树林：“你爸就在那里，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他了。”
　　
　　 父亲从我那里带回那只鸟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爬山涉水到高州的天堂山采回最好的花木重新编织了一只比原来大得多的鸟笼，用母亲的话说，那只不是鸟笼，而是猪笼，大得可以装得下一头猪。后来的鸟笼子越来越大，一只鸟在里面显得空荡荡的，像一座巨大的宫殿里只住着一个人。父亲不愿意让鸟觉得孤单，开始是在鸟笼外逗鸟，有时逗呀逗呀就睡着了，他在打呼噜，鸟在歌唱。后来他做了一个更大更牢固的鸟笼，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座鸟巢，宽敞得鸟可以张开翅膀进行超低空飞翔。最后他自己也钻了进去，跟鸟睡在一起，早上起来他的脸上全是鸟粪。母亲无法忍受鸟粪的腥臭和对鸟毛过敏带来的痛苦，叫父亲滚远一点，彻底跟他分居了，除了每天提供两顿饭外，母亲对他的事情一概不管，直到有一天突然想起世界上应该还有父亲这样的一个人，但一个多月没见了，她才着急起来。
　　 那只鸟学会了说更多的简单的话，比如您好、再见、恭喜发财之类，作为奖赏，父亲要给那只鸟更大的自由。他不满足于让那只鸟呆在鸟巢里，但他不敢贸然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怕它飞跑了，再也不回来。开始的时候，父亲把鸟从笼子里放出来，让它呆在关闭的房子里，发现鸟有灵性，跟着他一起，不试图逃跑。后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窗，鸟也没有飞跑的意思，最后，把鸟带到地坪和晒场甚至更广阔的田野上，鸟都驯服地跟着他，只要他吹一个口哨甚至一个手势，它就会来到他身边，停在他的肩膀或头上，朝着路人不断地说“您好”。路人司空见惯地奉承两句，父亲便得意地说：
　　 “多好的鸟，像我的另一个儿子。”
　　 父亲放心了。他要带它到山林里去，让它听到同类的声音，闻到同类的气味，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有人警告过他，放鸟归林，一去不返。父亲对此嗤之以鼻，他相信自己的鸟。与鸟笼相比，那只鸟当然更喜欢山林，对回家越来越不愿意。父亲便纵容它，让它在山林里呆上越来越多的时间，甚至和它一起在山林里过夜。母亲记得有一次，几天不回家的父亲失魂落魄地从山里回来，钻进厨房里狂吃那些过夜剩饭，浑身散发着说不清楚的臭味，用母亲的话说，把蚊子熏死了一堆。吃饭的父亲顾不上跟母亲说上一句话，吃完饭扔下碗筷又往山林那边跑了。远远看去，他就像一个野人。母亲对着他的背影愤怒地说：
　　 “你就死在山里算了，永远不要回来！”
　　 此后，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人在山里看见过他，他就躺在树上，那只鸟和一群形形式式的鸟在树冠上吱吱喳喳，热闹得像开生日宴会，老远就能听到它们的喧闹。乡亲们都说，自从父亲带回来那只鸟后，我们的山林从来没有那么热闹过，好像全世界的鸟都聚集在一起，都成为鸟的天堂了。母亲也曾经到山里找过父亲，别人告诉她，往鸟最多的地方去，肯定能找到他。起初几次，母亲还真能找到父亲，他在树上，鸟在他的身边，母亲叫嚷着，他就是不肯下来，也不跟母亲说话。后来父亲和那些鸟群离家越来越远，这里的山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孤独，要见到父亲，则需翻过几座山才能偶尔见到一次。母亲有些担心，想把父亲拖回家，但他不肯从树上下来，也不搭母亲的话。母亲急了，跑到陈村，往贵州女人的裤裆扔下白花花的三百元钱，请她去一趟山里，千方百计恳求父亲回家，回了家，即使以后天天睡在贵州女人的床上也不管了，反正名声都臭了，也不在乎更臭。贵州女人其实也很仗义，她二话不说，换上一双解放鞋就走，涉过米河，穿过乱坟岗，翻山越岭，像一个缉逃的警察，坚决、勇敢而义无反顾。锋利的荆棘把她都划得满脸血痕，头发被扯得七零八落，她的衣服也破绽百出，甚至露出了硕大而鲜嫩的胸脯。也许觉得如此艰苦的差事不应该只值区区三百元，也许担心贵州女人中途退却或被刀的精神感动，母亲不断往贵州女人的裤兜里追塞钞票。在乌鸦岭接近峰项的地方，在一棵高大的枇杷树上，她们发现了父亲。母亲躲藏起来，让贵州女人跟父亲直接会话。贵州女人说了很多暧昧、肉麻的让母亲醋意大发的话，企图劝他回去。但父亲对贵州女人已经没有兴趣，不仅对她的引诱无动于衷，还轻佻地怂恿她去找长着满嘴狗牙却有几个臭钱的韩十三。受人重托却一筹莫展，贵州女人对父亲生气了：“老鬼，你怎么忍心让韩十三爬到我的身上呢？”父亲在树上嘿嘿地笑，贵州女人要破口大骂的时候，一粒鸟粪落在她妖娆的脸上，她只好落荒而逃。谁也不能把父亲从树上劝下来，只有那只八哥离开那棵树，父亲才从树上下来，赶到另一棵树上去，乐此不疲。母亲对此已经厌烦透顶，一次又一次地发誓不再去找父亲，真让他死在山里算了，但又一次又一次地到山里去。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父亲会回家的，因此，对母亲一次又一次的诉苦没放在心上。直到这一次，一个多月没有父亲的消息，我才真急了。
　　 我拿出一笔钱，恳请身强体壮熟悉地形的乡亲们为我再次寻找父亲。收了钱的乡亲们带上柴刀、猎狗和干粮迅速消失在山林里，我和母亲朝着父亲最有可能藏身的方向跑去。
　　 经过多年的封山育林，山里的树木和杂草已经异常茂盛，路轻易找不到，连灭绝多年的野猪、黄鼠狼都回来了，鸟更是像树叶那么多。这些山林本来我是很熟悉的，现在变得出奇的陌生，爬过的树彼此都不认得了，蓬勃的野草和无处不在的荆棘挡住了我的去路，都拒绝我进来了。乡亲们说，既不准打猎，又不用打柴，早就没有人进山，说不定过不了几年，老虎又要回来了。也就是说，每一座山都变得荒蛮而人迹罕至。我站在每一棵树下，仰起头，观察树上的动静，实在看不清楚还得大声地呼喊父亲，但每一次呼喊，只能惊起一群鸟。鸟离开树，盘旋在天空。在陌生的山林里，我无法理解父亲。躲在绵延上百里的山林里怎样生活呢？吃什么？睡在哪里？病了怎么办？这也是母亲忧虑和疑惑的问题。但我知道的答案也许比母亲多一些。
　　 父亲曾经是一个枪法极好的猎手，整天带着一条猎狗出没山林之间。如果不是野猪差点儿要了他的命和母亲把他彻底离开山林作为嫁给他的条件之一，他是不会把猎枪送给二舅，天天跟着母亲在地里春播秋收地消耗将近五十年的光阴。四十多年间，父亲唯一一次重新端起猎枪是因为我。受他的影响，小时候我对鸟异常痴迷，常常整天在山林里寻找自己喜欢的鸟群。因此我的学业一度几近荒废，父亲为此十分生气，但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不敢碰我的一根汗毛——但即使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又即使杀了我也无法阻止我从学校逃到山林里去，然后带回形形式式的惊慌乱窜的鸟。为了让我洗心革面回到课堂上去，父亲决定把鸟赶尽杀绝。他从二舅那里拿回了那支以铁沙子为子弹的猎枪，每天都从山里带回来形形式式的鸟——血淋淋的死鸟，堆放在地坪一角，苍蝇和老鼠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吸它们的血和啃它们的肉。他这一辈子就是那时候枪杀过鸟，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样，因此他走神了，他光亮无比的左眼就是那时候瞎的。那支枪背叛了他，一颗铁沙子改变了前进的方向，离开枪筒后便直接进了他的左眼，血从右眼流出来。面对惨烈，我们都妥协了。我回到了课堂，父亲把猎枪还给了二舅。从此以后的三十年，父亲再也没进过山林，也没有碰过一根鸟的羽毛，却从此迷上了酒和赌博以及后来的贵州女人，与母亲像冤家一样过着没完没了的日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与鸟有关的字眼。
　　 鸟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边城东兴出差，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从越南过来的农民，他提着一只鸟笼，笼子里有一只八哥。那农民介绍说它是越南品种，中国没有这种八哥。确实是这样，那只八哥比我所见过的体形都要健硕、毛色都要丰润，嘴巴也长一些，眼睛也大一些，而且有红色的嘴唇和细长的睫毛。关键是那只八哥在笼子里没有忧伤，对着我欢蹦乱跳，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我把它买了回来，挂在屋顶的屋檐下，每天给他喂饲料，听它唱歌——它不是唱歌，是在说话，说的应该是越南话吧，因为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它是向我讲述山林、天空、自由的生活和甜蜜的爱情。我告诉它中国的故事，把不能对人说的话都跟它说，它总是侧耳倾听，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辽阔无边，对那只鸟产生了依恋，如果它是一个女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和她结婚。但这只鸟对父亲更加重要，重要到让他失踪的地步。母亲似乎对我送给父亲一只八哥开始不满，说什么罪魁祸首，与当初持肯定态度完全不同。当然，我也懊悔，如果我坚决一点，那只八哥还会在县城里，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父亲跟鸟一起失踪了。
　　
　　 我们像警察搜索罪犯那样，一路上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从早上一直到下午甚至到第二天，才陆续传来一些让人欣喜的消息。有人汇报说，在梅花岭坳发现了是父亲扔掉的香蕉皮，有人说在尖锋顶捡到了父亲衣服上的钮扣，有人说在枇杷沟踩到了父亲的大便，有人说曾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在围龙山的石堆上烤食老鼠……这些还带着可疑性的证据或许能说明父亲还活着，只是不知道现在他在哪里。更鼓舞人心的是，有人在双头岭半山腰一棵古树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巢穴，里面有一件蓝色衬衣。我和母亲赶到双头岭，母亲认出来那件衬衣是父亲穿过的，袖口上的补丁是她绣上去的，黑线，梨花状。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到树上去。那个巢穴建在四个树丫中间，是用树枝、树叶、野藤和毛茸茸的草构筑起来的，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虽然昨天刚下过一场雨，但里面干燥而暖和。我从向南的唯一一个狭窄的门口小心翼翼爬进去，里面刚好能躺得下一个人，我仰卧着，稳固、柔软、宁静，没有睡在空中的战战兢兢，倒觉得异常舒服安全，还能感觉到父亲的体温和体臭。微风吹来，树轻轻地颤动，我很快便睡着，但很快便醒了。因为我梦到了父亲，他正在巢穴门口朝我笑。我叫一声爸，但除了吓了母亲一跳外，没有任何回应。我再仔细检查巢穴里的吃剩的野果核，断定父亲早已经离开这里，这个巢穴是他遗弃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