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广袤、阡陌纵横、村庄炊烟、鸡鸣犬吠，相对城市的喧嚣，老家那边曾有一份让我眷念的田园诗意。
　　 我现在生活的城市距我老家的曲线距离不足百里，但这仅是物理上的长度概念。如今，老家之于我，不仅距离产生美，而且距离产生距离。
　　
　　 一、无奈的母民
　　 农民是市民一种体制上的对应称谓，我是这两个概念的混合体：在城市人眼里我是乡下人，在乡下人眼里我是城市人。其实，我是披着城市外衣的乡下人。
　　 正在上班途中，对门的同事打响了我的手机，说：“你们老家的一个老头儿在办公室门口等你呢！”
　　 我心里一惊，脑子便迅速开始搜索是哪一位长辈的大驾光临。到单位找我帮忙的老乡很多，但大多是村里的年轻人，上年纪的长辈们都是没有大事不登门。紧蹬快赶，气喘吁吁跑上五楼，门口蹲着的“老头”嘿嘿笑着站起来，脖子上的绷带吊着胳膊。仔细一看我也嘿嘿笑了，老头不老，是我的同学庆申。庆申与我同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却被我的同事提前送进了夕阳红。我不能责怪同事的眼神差，庆申荒凉的脑袋闪着寒光，茂盛的胡子气势汹汹占据着脸的下部，烟熏的一嘴黑牙与胡子打成一片。外貌看，庆申确实像一个乡下老汉。
　　 其实庆申在头发没有完全撤离脑袋之前就已是绝顶聪明。刚上初中时，他指着头上的高压线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从电厂那边拉闸断了电，光这一百多里电线上的电也能用好几天。”接着他又指着麦田里正在喷水浇地的机井举例来佐证他的正确，说：“这跟浇地是一样的道理，机器停了，光垄沟里的水也能浇几个畦子。”当时大家深信不疑，后来学了物理，知道了电一分钟能绕地球好几圈，水的速度根本不能比。于是庆申关于电的高论就成了同学间经典笑话。
　　 时光的速度比电更生猛，我还在“青年”里泡着自恋，庆申却已被时光锈蚀成了“老头”，至少外表如此。
　　 他的胳膊是被包工头打伤的。辛苦了半年，准备回家欢欢喜喜过个年，包工头却不给工资。找的次数多了，包工头急眼耍赖皮，找人把庆申为他创造利润的左胳膊打伤了。报案后公安局一直破不了案，庆申说这是包工头用钱打通了关节。
　　 庆申坐在椅子上，脸上无奈的愁比胡子更浓密，气咻咻地说；“真他娘的没说理地方啦，没钱咋回家过年？孩子老婆都等着我这钱哩。不行我就学董存瑞，也弄个炸药包与那个狗杂种一块儿见阎王。”此话耳熟，媒体上常有农民工利用极端方式讨还公道的报道。
　　 宽慰了庆申。我打了许多电话，费了许多口舌，找了许多朋友，庆申不但如数拿到了工资，自知理亏的包工头还间接地赔了一些药费。庆申激动得那奔波的双腿又呈下跪状，大滴眼泪直掉，说：“过年回家我一定请你喝酒。”
　　 回老家过年，村人都喊庆申母民。询问后才知，他的小儿子在家复习“思想品德”准备期末考试，让庆申帮着提问题，在“公民”这个概念上，一向想像丰富的庆申与儿子发生了争执。他说，书本上的不对，公民应该专指男人，女人不是公民，是母民。笑话在村里传开，“母民”就成了庆申的绰号。
　　 晚上到庆申家喝酒时我专门问了庆申，他承认这个事实，但依然坚持自己对公民与母民的划分，不过这次他又进行了新的诠释，说：“城里人是公民，乡下人是母民。”
　　 我问为啥，他说：“城里人光日操乡下人。”我说那你哪儿也别去，呆在家里老老实实种地算啦。庆申的脸和脖子红在了一起：“种地能挣几个钱？不打工我能干啥？”
　　 我说那你还是自己愿意叫城里人日操。灯光昏暗，庆申一嘴黑笑，纠正道：“不叫日操，叫剥削。”
　　 划拳、掷骰子、行酒令，庆申都不是我的对手，可他不服，酒气顺着胡子四溅：“你天天有酒场，锻炼的多，玩这些当然比我强。”他提出碰杯对喝，很快，不胜酒力的我就醉得一塌糊涂。第二天堂弟大明告诉我，昨晚庆申做了手脚，他喝的都是白水，你喝的是酒，当然你醉了。
　　 这小子耍小聪明也让我当了一回“母民”。
　　
　　 二、当爷的滋味
　　 踏着岁月的台阶往高处走，额头的皱纹渐趋沧桑荒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就稀里糊涂当上了爷。当然，这个“爷”不是我儿子骨血延伸的结果，他正读高中，法定的结婚年龄是他目前不可逾越的底线。
　　 我在村里辈分较小，出门抬头许多不是爷爷奶奶就是叔叔婶婶。大年初一拜年，从村东到村西，一年一次的磕头拜年礼数让我望而生畏。今年回村过春节，一声稚嫩的“爷爷”，猛地砸在我并不苍老的心上，荡漾开的岁月涟漪回响着老之将至的恐怖。以往在村里，这种称谓都是我谦逊地砸在别人的心上，而今轮到了我，受宠若惊又感慨万千。
　　 称我爷爷的孩子是堂弟大明的孙子。大明比我还小一岁，刚进入不惑之年就已走进了祖辈的行列。少年时我和大明一起疯跑玩耍的情景恍若昨日，今年在寒风拂面中仿佛一下子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无情，还是人生游戏规则的变化多端。
　　 我的一张十元人民币压岁钱，使孩子红扑扑的僵硬脸蛋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花。而堂弟大明的脸却枯萎得颇有些祖辈的慈祥。大明的儿子——那个称我大伯的年轻人只有十八岁，与我的儿子一样正在含苞欲放的花季，却早早在老家这块土壤上开花结果。而我的儿子还在书本题海中苦苦跋涉。
　　 这些年，我越来越怕回家过年。除了心理上疏淡了少时的那份好奇，更主要的是和我一块长大的伙伴们大都儿孙满堂，除了喝酒打麻将能够坐在一起进行成人游戏，更多的是相对无言，惟有寒暄客套发牢骚直至沉默抽烟。与其尴尬，不如贮存起曾经的童真和情趣。曾经在上学路上畅谈未来的梦想，都变成沉淀在乡路上的尘土，挣钱、盖房、娶妻生子，生活目标像田地上年年收种的庄稼，既单调又生生不息。
　　 我说：“这么小就让孩子成家，太早了吧？”大明说：“村里都这样，不上学了，不成家干啥？早晚都是这么回事。”“不到结婚年龄上边不管？”“罚几个钱儿就过去了。”大明淡淡地说，似与他无关。
　　 回到城市，听了我的叙述，在电脑前游戏的儿子不屑地从嘴角撇出两个字：愚昧。后来儿子学习成绩下降，我教训他：“要是在老家，你都成家立业了，我也早当爷爷了。”儿子不耐烦地说：“做梦吧你，这话十年后再说也不迟。我才不早早把自己给拴住呢。”
　　 学士、硕士、博士，这是我对儿子的期望。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向儿子灌输这种意识。堂弟大明的四个儿子，最高学历是初中毕业，而我们整个村子的孩子能读到高中的也寥寥无几。我劝大明：“你应该让孩子多受点教育。”大明振振有词地反驳我：“这么多孩子，光学费也交不起。再说现在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上学有啥用，还不如早早挣钱成家。”
　　 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这是“爷爷”的概念在我脑子里固有的模式。而大明和许多少年伙伴都已打破常规，提前进入了儿孙满堂的人生天伦。
　　 儿童相见应不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张张稚嫩陌生的脸让我感到村庄兴旺的未来，同时也感到与老家的距离。至少在儿孙满堂这方面我是有差距的。
　　
　　 三、硬盒烟意识
　　 麦苗梗着脖子迎接日益温柔的太阳。村西55岁的老光棍英臣站在大红喜字前梗着脖子咧着大嘴直笑。枯木逢春，他娶了邻村一个23岁的黄花大闺女。我的二叔在人群外边偷着乐，他是媒人。英臣比他媳妇的爹大十岁，比他媳妇的爷小十岁，村人都说办不成的亲事，硬是让二叔撮合在了一起。
　　 英臣的媳妇智残，目光呆滞，话语含糊不清，口水直流。村人都说英臣给了二叔大媒礼，究竟数额多少，二人都闭口不谈，属商业机密。
　　 二叔原来是搞牲口交易的经介人。我小时候在老家一带赶集，在牲口交易场上，曾多次看见二叔活跃的身影，一会儿到卖主耳边响咕几句，一会儿与买主在袖子里捏着手指谈价钱。近几年来，二叔与时俱进，中介的内容由四条腿的牲口转向了两条腿的人。二叔头脑灵活，口吐莲花，阶级斗争年代，地主富农都怕他那张无中生有的嘴。如今二叔剑走偏锋，老光棍、老寡妇、残疾者、倒插门，甚至还有阴亲，这些冷门婚姻他都能拿到丰厚的媒礼钱。
　　 春天在寒风里蜷曲着，尘土弥漫着乡路。二叔躬着腰与寒风尘土较劲，自行车吱吱啦啦在他屁股下呻吟。见到我，二叔一脸欢喜地对我说：“我现在也快成了脱产干部，忙得很。”说着从口袋掏出一个破本子让我瞧，年龄、身高、家庭条件，歪歪扭扭都是，后边几页有公的、母的、几岁口，二叔笑了：“现在以人为主，牲口是捎带着。”
　　 二叔小心翼翼把本子放入上衣内侧口袋，拍拍，向我炫耀：“这是我吃饭的本钱。”仔细看着我递过的香烟，二叔说：“老侄子，不是我给你吹，现在我到谁家都是硬盒烟，软盒不吸。”
　　 显然，硬盒烟在二叔心目中是最高礼遇。我故意逗他：“要是中华烟呢？”“中华烟当然也是，软盒不吸，没点架势能干这个？”这句话让二叔露了怯，他老人家肯定不知道中华烟软盒比硬盒烟价格高。
　　 由此，我对二叔做媒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看到电视上那些俊男靓女在主持人的帮助下婚姻速配，我就常想起二叔，甚至还想到小时候在集市牲口交易场上二叔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