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又将至，话题不由自主地便向这方面倾斜，论今之余免不了要谈过去，有人问我：你当初怎么没考上呀？
　　 我只有淡笑，是不如哭的那种淡笑。我连高考的考场都没进，是没资格进，我的高考只是梦。
　　 高一入学的第一堂课，班主任老姚板着脸，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将我们一学期的学杂费、食宿费换算成了我们家地里的麦子，虽然金额不大，但是时价不到4角钱一斤的麦子，亩产不过500斤的产量，再升华为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土。直算得我们这些只靠几亩地生活的农家子弟一个个血脉喷张，非要拼了一条小命也要跳出这农门不可。
　　 我们住宿生每天上晚自修的时候学桌上就摆上了灌满了煤油、擦得雪亮的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嫌不够亮的还用白纸剪了个罩子套在上面。那时候，无论男生女生每个人走出来都是头发有点乱、面色有点黄、眼皮老要打架的模样。
　　 那时流行这句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照一下当时我们学校的录取比例，心立马就全凉了。每年应届生3个班200个学生近三年高考有两年是光头，剩下的一年考得不错，录取了3个，其余的都是复读班考上的。当时高考之前还有个预考，预考过关了才可以有资格看看高考的试卷。而应届生每年每班差不多只有10人能获此“殊荣”。因为复读生和应届生同等待遇参加预考，显然应届生吃了大亏。
　　 少不更事的我们就像气球，吹几口气就能圆鼓鼓的，轻轻的用针一扎便会瘪得毫无斗志。我就属于被针扎过的那一类，更让我“瘪”得理直气壮的就是那时候看了场电影，其中有个小伙子不要太帅，高考落榜背着把吉他浪迹天涯，那形象那气质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女生呀，你说怎么不令我们这些刚刚冒出胡须成绩又不好的家伙趋之如骛呢。况且那家伙还又说了那句让我当时如遇知音现在想起来就要扇他两个耳光让他满地找牙的话：大学无门不等于脚下无路。
　　 于是，转学文科，文科当时被我们私下里叫玩科，估计老师也认可。上课就像个二流子，早上睡到做早操，午睡起了去洗澡，遇到老师还殷勤地为老师擦背。晚自习偷着溜出去看电影，没钱买电影票就用笔画，竟也惟妙惟肖地用过几次。待检票的师傅眼睛擦亮了就爬电影院的出口大门，身手好的爬进去从检票口出来以换我这等笨手笨脚的家伙，然后再“辛苦”一次，坚决的要在影院里“不见不散”。
　　 待影院工作人员加强了检票口和出口大门的“安检”工作后，我们就彻底地放弃了“不看白不看”的电影，转而跟班主任小姚老师“同步”参加“冬训班”了。
　　 小姚老师是党员，每年冬天都有一周的时间参加党员冬季训练班，我们就利用这个等同于放风的空档玩起了当时最热门的“80分”。后来不分日夜，不分场合，有次尽然在教室也“冬训”起来，年轻的班主任没辙，拿走我们一张牌让我们没法继续，而没让我们立马卷铺盖滚蛋。那时的我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想起来脸上就发热。偶尔的几个死党聚在一起，回忆当年重温过去又进行“冬训”的时候，还要自责一番。看着自家的孩子一个个的也到了“冬训”的年龄，对着他们说起这些荒唐事，嬉笑过后总要警示一番，彷佛给他们打预防针。
　　 可现在的孩子哪里还有那闲心呢，网吧游戏电玩KTV啥的一个个让我们这些做老爹老娘的直接就目瞪口呆自愧不如了。
　　 啰嗦着就到了高三下学期，菜花谢了，麦子黄了，我第一次走进汽车，走进县城，走进旅社，走进那个叫城西中学的某间教室进行了3天预考。
　　 没有临战前的一点紧张，有的只是破罐子破摔的阿Q和一些沮丧。阿Q的表现就是没带一张复习资料，书本啥的早拿回家了。每晚还是死党几个进行“冬训”，有老师在场就更要表现牌技。有场考试同学都进场了，我还和死党还在为怎么将死对方而绞尽脑汁，班主任小姚再旁催促我们，死党狡辩30分钟内入场有效。荒唐更甚是那场考试死党掐着钟点，30分钟一到，突然立正，吓了监考老师一跳：干嘛？上厕所吗？死党回：交卷！沮丧的就是有些人恐怕这辈子连再见一面都难了，但也只能沮丧别无他法，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无奈的滋味。
　　 出得考场，死党不无炫耀：总算第一个交卷了，其他几门都被他们抢去了。我们就这样完成了预考，给我们的学生生涯划上了句号，彻底地把自己关在了高考的大门之外。我们走出了考场，走出了那个睡了3晚的昭阳旅社，一步就踏上了旅社门口的回程破烂客车，从此踏上了各自不同的人生之路。不无坎坷、不无风雨。
　　 遍体鳞伤之余只有叹息，叹息自己虚掷青春，叹息自己少不更事，叹息自己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没有抓住，只能看着大学的门而叹息。
　　 高考于我们从来只是梦，但愿后来者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