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季蚜”、“四季蚜”——老院子四周一片蝉鸣。长大后，书上形容蝉鸣说是“知了”、“知了”，我就觉得还是“四季蚜”、“四季蚜”是对的。
　　 我们这里把蝉叫做“四季蚜”。
　　 我，从睡梦中醒来。
　　 四门紧闭，连木床上面的窗户都放下了盖檐。黑黢黢的老屋，一片漆黑。
　　 我第一次双手支起很像是倒悬着的木门的窗门儿，向院子打望——院子里全无人影。只有一群一群的鸡“咳咳”的，在阶阳上呼儿唤母地闲逛。
　　 隐隐约约的，从老屋侧面很远的坡坡地里，传来男男女女打情骂俏的嬉笑声。哦，大人们都去了石坝黄泥巴坡坡上薅草，还是趁着我睡着，悄悄放在汗腻腻的黄篾席上，才上坡的。
　　 这时的我，有记忆，有思想，就是没有语言。
　　 唯一的“语言”就是哭！
　　 我双手抓着窗棂，声嘶力竭的嚎哭起来。潜意识里，就要大人听见我的哭声，救我出弥漫着恐惧的黑黢黢的屋子。至少，通过自己努力嚎哭的声响，驱散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冷飕飕的恐惧。
　　 恐惧，还是恐惧。
　　 记得，那天哭了很久。嗓子都哭不出声音了，恐惧也似乎没有了踪影。
　　 我所在的床铺是横靠着阶阳板壁的一张木床。床的上方就是一四四方方的木窗，木窗里有大圆包裹小圆和小方块的窗花。听大人说，父亲为了增加屋里的光线，用他的木匠开山儿（斧头）、戳子，提着一只竹篾编制的箢篼，整整倒腾了一半天，才弄成了如此模样。
　　 二哥说，得了哟，原来窗户上好多好看的花花草草啊。
　　 院子是一座座东北向西南的“T”型院子。我家八口人，就挤在两间低矮的老房子里。这四间厢房座东南向西北，都是祖业的东西，被“解放”东倒腾、西捣腾地弄出去了两间。解放土改，把堂屋和灶屋“改”给了枫香坡的痒二。灾荒年开始，父亲用两升巴山豆换回来，第二年，没有粮食充饥，又被马麻哥用两升巴山豆换去了。
　　 那两间屋，直到马麻哥家搬到场上居住，我们家又出不起价钱买回来，便拆了。父亲愤然答应了马麻哥的要求，用一样大面积的水田换回了那两间房屋的地基。这是后话。
　　 我们八口人住的屋其实就是康楠祖祖在世时，用作书屋和卧室的房间，一间成了我们的灶房，一间成了我的睡觉的居所。一座很笨拙的黄泥巴灶头丁着靠在阳沟水壁石头上，占去了一半的空间。灶头后面挂一个竹篾编制的瓢篼，摆放一方形的条桌。条桌上放着甑子和捣海椒的擂钵，再挂一个木制的装竹筷子的筷子篼。条桌的一头斜靠着一架木梯子。
　　 从灶背后一个木门进去，靠着门口的水壁，放置一个很笨式的青石水缸。水缸很古旧，连父亲都说不清它的来历。这另一间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了。
　　 我站着的床是父母亲的。横向着靠阶阳边的木板壁，床的一头放着一只尿桶，是用来盛全家夜晚排除出来的尿液的。很有时间了，连我都看得出，那尿桶壁上厚厚的尿垢绝不是一天两天积攒的。靠着堂屋板壁放着一张床，那是两个姐姐的床铺了。
　　 这个时候，我家还只有六个人，俩小弟还没有出生。
　　 当我哭得不能再哭的时候，也就不哭了。在床上找寻可以玩耍的东西。看到板壁上横着钉一块木板，上面放着一本笔记本。红色的外壳是硬装的，里面一条条波浪形的格子，也是红色的。很精致！
　　 我尝试着一页一页的撕，一张一张胡乱折叠。直到一本笔记本只剩下空荡荡的外壳时，大人们终于出现在院子大门口。晚归的锄子在院门石坎上，撞击着男男女女空泛的肚皮和疲惫。
　　 第一个进屋的就是兰香姐。她很温柔的将我从床上抱下来，嘴里还喋喋不休的哄着我。
　　 兰香姐是父亲杨姓前妻生养的第三胎。头两胎都是男孩子，大的叫坤，小的叫乾。大哥坤就在我出生的四、五年前死了。父亲成分不好，大哥坤个子大，饭量大。十五六岁的男娃，一天一头水牛、一张铧捆绑着的，实在是吃不消了。他夜晚出来在地里抠挖发芽的红苕种充饥，恰恰又被人发现了。他害怕第二天被揪斗，当晚就上吊自尽了。
　　 很快我就被二弟挤下了父母的木床，去和俩姐姐睡在一起。按年龄排行，兰香姐是大姐了，二姐是母亲从杉树坝的传家带出来的。小时候，二姐在火坑里烧坏了左手，中指、小指和无名指拉扯着粘合在手背上。
　　 人们都叫这样的手叫“爪爪”。
　　 二姐的父亲在解放前被拉壮丁，没有了音讯。母亲带着二姐逃荒要饭去了贵州，被政府派人收留回来的。场上卖粮食的门口一寡妇做了父母的大媒。于是，可以分作三类的小孩子，就在一家屋檐下避雨，一口大锅里舀汤，一个甑子里刨饭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和兰香姐睡在一个枕头上的。经常遭二姐腿脚粗野地将我的脚蹬疼、掀开，大概是我在睡梦中压住了二姐的腿脚了吧。受了二姐的委屈，就朝大姐怀里拱。大姐很温柔的搂住我，贴近她的怀里。我的小手不由自主的伸进大姐的衣襟，抚摸着平滑柔软的肚腹。有时候，雷电交加，大姐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任由我一直抚摸着她的肚腹，甜甜地熬过天亮。待大姐起床时我又死猪一样地睡着了。
　　 记得，那枕头是母亲的陪嫁。天蓝色的粗布，两头是传统的牡丹花，四四方方的。里面是瓤的粗谷糠壳，头枕在上面，嚯嚯直响。母亲很自卑地说，她来的那天，牡丹花的枕头就是谷糠壳瓤的。有的女人是瓤的包谷子，算是赠送粮食一种方式与途径。
　　 二哥乾每天起得最早。不是他勤快，而是他是孩子中最大的男子，是不能和父母、姐弟睡在一间屋里。父亲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给两个姐姐睡觉休息的空间了。
　　 每晚，二哥都会趴着条桌边上的木梯去那楼上睡觉。天一亮，灶屋燃起柴火，烟子就会向楼上蔓延开去。很呛人的烟子，你想赖床多睡一会，那是很难坚持的。
　　 每当二哥一步一步爬上木梯，我都会很羡慕他矫健的双脚。憧憬着什么时候上去一探楼上的美景，甚至想什么时候才能够与二哥同床而眠。后来，我终于和二哥去了楼上睡觉，才发觉二哥其实很委屈。倾斜的瓦格很低，二哥几乎是曲折双腿上床的。顶上有一片亮瓦，看得见雨水流动的波纹。
　　 我的瞌睡实在是太多了。
　　 一到晚上，第一个上床睡觉的一定是我。一合上眼，屋里就是人来人往的哑剧剧场——穿泛白长衫的，包扎灰不溜啾的白汗巾的，扛着锄头的，提着箢篼的，背着竹篾背篼，扛着扒柴叶的竹扒……在屋里团团乱转。我心里很害怕；他们似乎对我视而不见。
　　 大人会在茶余饭后说起鬼的事情。说人在七岁以前，眼睛是看得见鬼的。难怪啊，院子里没有穿长衫子的人，而我看到的全是穿长衫的，女的一律着斜对襟、白头汗帕的服饰。
　　 原来，他们是老屋曾经的主人，也就是我的先人板板些咯。
　　 父亲说过，我们睡的屋里死过很多人，又特别是大食堂和灾荒年成里死的人多。敢情这屋就是一间死人比活人还多得多的屋啊？
　　 难怪，黑黢黢的木板壁上，用石灰作浆都掩盖不住油黄油黄的色彩。那色彩，很像是渗透出来的变色的血迹。
　　 老屋毕竟是老屋——我在脑子里就认定了，我们的老屋是很有历史的。
　　 有几次，迷迷糊糊地醒来，看见灶门前的柴火旺旺地在板壁上摇曳，映红了在灶前一家人的脸庞。大姐兰香说我发烧了，烧糊涂了。
　　 从床到屋角的尿桶似乎很远，我摸索了很久，才熟悉了路径。熟悉了路径，一是不需要煤油灯指路，二是不惊醒大人们的睡觉。父亲在外面得了一只便宜手电筒，很高兴，给我夜晚起夜撒尿做照明用。不聊，好心没有讨到好报。那晚，我起夜，感觉父亲睡错了方位，手电筒一照过去，发现父亲赤红着脸睡到了母亲一个枕头上了。
　　 禁不住问话：幺爷，你咋睡到这边来了？父亲似乎一时间没有想好应答的理由。倒是母亲很蛮狠的说，你快睡觉哟，少说空话。嗯，母啊！尿桶里咋有流血的草纸啊？是哪个出血了啊？
　　 母亲恶狠狠的说，你狗日的要打嫩颠吗？打嫩颠就是很年幼就夭折的意思，这是很咒骂人的恶毒话话。我很奇怪，白天父母还在阶阳坎下的烂泥凼凼里死命地扭打作一团，怎么这么快就睡到了一个枕头上，还很协调一致地冲着我发火啊？
　　 不过，不管这老屋夜晚有什么小小插曲，兰香姐都是一言不发。很有咸不参汤、淡不撒盐的味道。我经常听到二哥说后娘如何如何不善待他们兄妹俩……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善待与不善待的事情。
　　 反正，我觉得兰香姐对我很好很好；我对兰香姐很亲很亲。
　　 在老院子的另一头有新房子春元哥的素兰，坎上后颈长有一个大包包的玉音嫂的女儿，叫蛮。三个姑娘都漂亮，只是我的兰香姐一天寡言少语。她话语最多的时候，就是和我独处的时候。她会给我说起很多我不曾知晓的事情。
　　 对我最为贴己关照的，是我在河里凫水，左耳进水中耳发炎那期间。是兰香姐陪着我去医院捡的药。回家，很细致耐心地将双氧水倒进我的左耳，再用棉签仔仔细细地把耳朵的脓水搅粘出来。趴在大姐大腿上的感觉很柔软。似乎中耳炎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苦痛，更多的是带给我美好温馨的记忆。
　　 和兰香姐去屋后砍柴，就那么唯一一次。上坡的地方有一棵杉树，可以歇凉，也可以在树干上试一试刚刚磨好的刀是不是很锋利。一来二去，杉树的腰杆就被试刀试断了。你来我往的，经常会打听某人在哪里，或在哪里碰到了谁。或问，在哪里耍的，就说在杉儿子跟前。
　　 杉儿子跟前，这地名一直沿袭至今。尽管，那杉树早已去了风里云里。
　　 我们跟着她们或背或扛着柴禾，来到杉儿子跟前，兰香姐用刀垫着屁股，第一个坐在地上。其他的人都很惬意的坐下来休息，一脸的快活。兰香姐显得很是忧郁。
　　 她啥也不说，就那么蔫达达地坐着……
　　 没有隔几天，父亲教我陪着兰香姐步行去十五里外的猴栗公社医院捡中药。我第一次记住了陈家坳、七丘田、石坝河、高桥这些地名。
　　 我们从石坝河上去是走的小路，沿着很陡的梯土转弯抹角的，翻过了陡路，看到对面岩石上，竹林掩映着一户人家，房子旁边是一个很大很深的天然石坑。
　　 兰香姐嘴往那竹林中的木房一呶——大人提亲了，就是那里。兰香姐眼里有些迷茫，嘴角又有一丝憧憬。
　　 我很小，但是能感觉到兰香姐那迷茫的眼睛，怪怪的。
　　 在猴栗很窄小的门口，我站着，看着一个中年男医生抓住手腕，说是在“亲脉”。完了，我陪着兰香姐提着一包牛皮纸包着的中药回家了。
　　 一去一来，走了三十来里的路，我都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吃力。后来大了几岁，单就枫香坡那一截直路都是很难走的。原来，和兰香姐一同走路，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温馨，减轻了走路的劳累。
　　 没有过多久，大人们交谈中漏了嘴，说是高桥的那户人家嫌弃我家成分不好，另觅高门了。我很替兰香姐惋惜，也暗自为自己高兴，兰香姐至少不会很快离我而去。
　　 又过一阵，说是亲事说成了，是笔架山山岭上的。叫全，田姓，与母亲是同性同辈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寡腚子”。第一次看见全哥时，就觉得全哥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颧骨，说话憨痴痴的。很为兰香姐鸣不平。但隐隐约约又知道“地主”成分的厉害。像兰香姐这么漂亮的姑娘能够有人肯娶，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父亲亲自打造了嫁妆。记得有装包谷子的柜子，吃饭的桌子板凳，烤火的火盆，还有就是一个保温瓶。记得那保温瓶是最有档次的嫁妆了，上面有一副骏马奔腾扬蹄的图案。
　　 漆家具的油漆是在场上买的红色油漆。
　　 漆完后十五天，就是兰香姐出嫁的日子。兰香姐亲自要我带钥匙。
　　 出发前，轿夫子一搭手，就说柜子什么的，油漆都没有干。父亲说咋会啊？都十五天了。手伸过一摸，真的没有干。父亲一言不发，阴冷着脸，催促快点起轿。
　　 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尖一莽的两只唢呐唧唧歪歪的叫着上坡了。唢呐声里似乎全是兰香姐的哀怨和我的悲伤。
　　 到了笔架山背后，来到一座三合头的房子旁边。停住了脚，有人来来回回地张罗着什么。
　　 后来，就是来我这里取钥匙。取钥匙的是一个头上扎红毛线、包白汗巾的少妇，有些漂亮。递过二毛钱给我，我很爽快地把钥匙给她了。
　　 那少妇拿着钥匙小跑着去了院子。几个大人直言不讳的说我很傻。说，你好呆啊！两毛钱就把钥匙递出去了。咋不多要啊？
　　 我想，兰香姐和全哥都成了一家人了，取钥匙的钱还不是兰香姐的钱吗？兰香姐在我身上从不吝啬，两角钱在我眼里已经是很多了。如果兰香姐有多余的钱，她也不会吝啬的啊。
　　 我缄口无言，就让别人说我傻啊呆啊。
　　 兰香姐嫁到山岭上后，基本就不回皂角树坪了。父亲安排我每天放学后从山背后的石巧河过河，爬上竹盐榜，折进金竹林沟，割猪草上笔架山去，帮忙给兰香姐姐家喂猪。这时，我才真真切切的知道了兰香姐害了重病，就是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相当于现在的癌症，几乎是谈“核”色变。
　　 从此，不需要父亲再做安排，不论烈日灸烤还是雷击雨侵，我都会自觉自愿的去山背后，去笔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