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出了一场车祸，被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碾过大腿。两个大腿都断了，左边的那个不但断了，还碎了，所以就截肢了。从九岁那年开始，左腿就永远离开了我。它比我的生命先一步死亡。
　　 那条大腿被我父亲挑出去埋了，埋在哪，后来我也知道了，就在村后面的一小片荔枝林里。荔枝是我家的荔枝，父亲把我的大腿埋在他的荔枝下面，显然还别有用心——父亲在用我的大腿肥袄他的园地。当然了，按照母亲的说法，我那天之所以会出车祸，完全也是被父亲所害。父亲要九岁的我出去拾粪，那些大路边上还发着热气的或者已经干瘪了的牛粪，都很有用，刚拉下的牛粪可以施肥，干了的则可以填灶口当柴火。父亲每天给我派任务，那牛屁股大的簸箕必须得拾满一簸箕，否则吃饭不准夹菜，吃完还要贴墙罚站。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军人。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时近中午，而我的簸箕还没满，我得让它满起来，单嚼白饭的滋味实在不好受。这时我看见路中央有一堆冒热气的牛粪，就不加考虑冲了过去，而和我一起冲过来的还有一辆拖拉机。拖拉机是赵德民家的，赵德民家起房子，正忙着去镇上拉砖头。车祸发生后，母亲在镇卫生院哭天喊地，哭过之后，眼泪还未抹净，就趴在父亲耳边问：赵德民得赔我们多少钱？
　　 然而除了医药费，我父亲没要赵德民赔一分钱，父亲说，不就是一条腿嘛，老子曾经也要过别人的腿。
　　 我伤口刚好，在床上实在呆不下去，就偷偷跳出门楼，一个人跳到巷子尾去。我跳得极快，看起来很轻松，仿佛我的右腿早就做好单枪匹马跳着走的准备了。它是那么的有力，与壮硕。我跳到巷子尾时，看见了赵德民家还未起好的房子，那些红砖头砌起一半的墙头，其实正如一根断脚，戳向天空，无依无靠。
　　 赵德民的儿子小枪子说他家的新房没建成完全是我给害的。这话不假。但我的左腿突然之间从我的身体里分隔出去也是被赵德民家起新房所害。这话也不假。
　　 我突然很怀念我的左腿，一个劲地追问母亲，我的左腿呢？我的左腿到哪儿去了？母亲含泪，母亲扭头去看父亲。父亲在抽烟，父亲抽的烟是自卷的，烟雾浓，简直像个烟囱。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父亲说，埋了。我问埋在哪。他当时缄口不语。
　　 我还是不改往日的顽皮性子，事实上我更变本加厉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意味着我可以不用和他们一样去干活了。我像个老头一样，整天只须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饭不但可以夹菜，母亲还准备了好菜给我夹。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不用出去拾牛粪了。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在村里跳来跳去。我学会了跳着走路，像一只猴子，逗着大伙又喜又怜。但我总不能这样跳着走路啊。母亲说我需要一个拐杖。
　　 我知道拐杖是老头拿的，可我还是个九岁的小孩。
　　 我说我不要拐杖，我要这样跳着走路。
　　 母亲又哭了。自我出事后，母亲就学会了哭，总是无端端哭得惨兮兮的，仿佛她的身体里有着另一个人，那人一哭，把泪流在了母亲的脸上。我看不得母亲哭，如果说我的左腿是因为父亲而丢的，那就没必要让母亲来承担这个痛苦的后果。事实上，父亲和往常一样，至少我从他的表情未看出他有半点愧疚之意。
　　 父亲说，不就是少了条腿嘛，但捡了条命啊，想当年我们在越南，到处都是手和腿，半截的，整条的，跟猪蹄子似的，漫山遍野。父亲抽着烟，一个人在门楼里自言自语。他一直喜欢自言自语，之前应该也有过一些听众，后来关于那场自卫战的破事也听腻了，没人愿意用耽搁谷物的时间来听父亲聊发当年勇。父亲不会因为没了听众就停止了述说，相反，他越来越能说，有时在门楼口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我半夜醒来大解，从耳房跳出来要到巷子里去，我的脚步快捷，像只活跃的青蛙，刚出耳房的门槛几步跳就蹿到了门楼上，差点一脚跳到了父亲的身上，结结实实地被吓了一跳。我啊了一声，“鬼”字含在嘴里没喊出来。父亲倒先骂了起来，独脚崽，你没长眼睛啊？
　　 父亲喊我独脚崽，其实没有半点恶意，我们村里的人说话都这样，一只眼睛的就直接叫独眼龙。而我只有一只脚，这是千金不改的事实。
　　 我说我要拉屎。
　　 父亲说，要是在战场上，子弹可容不得你拉尿拉屎。
　　 我没空理会父亲，继续往巷子里跳。没跳出几步，突然飞了起来。正惊喜，却发现是父亲从身后把我抱了起来。父亲抱着他的独脚儿子蹲在巷子边上，单手扯开我的裤子。我已经大急，屎粪都逼到肛门边上了，我一用力，哗啦啦砸了一地。那夜星空灿烂，像是母亲刚刚洗过的细花上衣。星星压在村庄上头，感觉比其他夜晚要低矮一些，它们在闹热，像是赶一场不容错过的集。相比之下，它们底下的村庄则是阒寂的、无聊的，唯有几只远处无家可归的狗，和父亲的自言自语，成了那个夜里村庄仅有能显示生命的迹象。
　　 父亲问我好了没有。
　　 我躺在父亲的手里感觉舒适，我说还没有。
　　 父亲说，那年，就因为一泡屎，我捡回了一条命，他却失去了一条腿。
　　 关于父亲战场上的那些事，我其实知道得不多，不多的原因是我没去听父亲说起，尽管他说了很多遍。但关于这一泡屎的故事，父亲从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起，唯独抱着我拉屎时，他说了，声音和当晚的夜色一样柔郁。
　　 父亲说，当时双方战得正酣，在一个山头的两侧，摆阵激战。夺下一个山头就等于夺下战争胜利的一大步，那是很重要的一次交战，双方都不敢有半点大意。
　　 我可以想象那种枪林弹雨的场景——我从镇卫生院回来之后，父亲连续请了好几夜电影来巷口放，毫无疑问放的都是战争片，黑白的，画面还不时打着叉叉那种。这样的电影村里没几个人喜欢看。我也不喜欢，但父亲抱着我，我不得不看。我看那些打斗场景竟很过瘾，恨不得自己也参与其中，驾着机关枪跳着冲向敌人的暗堡，就是被乱枪打死，也要站着摆动不少姿势才倒下，死都死得极其帅气——我说，不就和电影一样么？
　　 “当然。”父亲一激动，差点松手，我险些跌落在自己的粪便上。“电影哪有现场那般激烈。”
　　 “我当时负责一挺机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敌人在我眼前像割稻子一样，一排排往两边倒。打得正酣，该死的，突然内急了，想拉屎，许是吃了变质的食物。怎么办？太急了，要是拉到了裤子里，那多丢人，吓得尿裤子已经够窝囊，竟然连屎都拉下来了，那怎么行呢？”
　　
　　 ——我的父亲看见山谷上空有一只鹰在盘旋。当一只鹰多好，高高在上，更重要的是自由自在。父亲实在憋不住，他把机枪丢到一边，身边一个人以为父亲中弹了，忙接过父亲的机枪，继续扫射。父亲说，我认识他，他是个东北佬，喜欢吃大葱，睡在一起时满口臭味。不过那一刻，父亲对他充满了感激。父亲趁机爬进荒草深处，解开裤子大解。隔着层层野草，仿佛两个世界。父亲颇有感慨，连大解都要提心吊胆的年代，实在可怖。
　　 父亲举头望天，那只鹰还在，它似乎窥视到了父亲的秘密。它突然惨叫一声，垂直栽了下来，噗的一声落在山腰一处岩石上面。它中弹了。几乎是在同时，空中拖起一串“吁”声，越拖越近，越拖越近……炸弹。我的父亲扑倒在自己的粪便上面，接着一声巨响，嘭的一声。父亲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足足过了好大一会。耳根开始清晰，有人呐喊，有人呻吟。父亲站起，硝烟还未散尽。父亲看见那扛机枪的位置上，东北佬趴在上面，他的左腿已经不见了，肉、血，和骨头碎渣，满地都是……
　　 父亲回到村庄时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满面胡须，满身伤疤，他一身戎装已经脱下，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张书记特意为父亲摆了接尘酒席，当晚全村人喝得酩酊大醉。气氛正好时，张书记举杯问我的父亲，你现在最想要什么，跟我说，不，跟咱党说。父亲想都没想，说，老婆。村人大笑。
　　 张书记没有食言，他真的为我父亲找到了老婆。我的母亲当时才二十八岁，漂亮，是镇剧团退下来的花旦。父亲看到母亲的第一眼，当即表示怀疑，父亲说，不可能吧。张书记在一边眨眼，把父亲拉到门外，张书记说，才两个月，没有人看得出来。父亲不笨，一下明白了张书记的意思。他问，谁的？张书记白眼一翻，操，知道是谁的，还轮到你小子头上。
　　 从此，父亲默默无闻，耕地，生育，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我的母亲的肚子里捣弄出了七个女儿一个儿子。生到第七个女儿时，母亲绝望了，母亲颤抖着身子，哭着对接生婆喊，丢了，把她给我丢了。接生婆把我的七姐抱给我的父亲，说，该认命。这三个字重若千斤，几乎就要把我父亲压垮。父亲在村人面前实在抬不起头，有一次半仙老于给父亲算了一卦，说父亲生平杀孽太重，这辈子注定无子嗣啊。父亲怎么说也是个军人，不会相信半仙老于的鬼话，再说老于还不是看在父亲连续生了七个女儿的份上，才趁虚而入信口雌黄的。半仙老于这人真可恶，父亲本想给他一拳头的，想想还是算了，拂手离去。
　　 父亲也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人，他那射出去的子弹不会回头来向他报告。战场上，死尸横陈，哪一具是自己的子弹射中的，谁知道，子弹本身也不清楚。但父亲却记住了那条左腿，那条左腿力大无比，总是时不时踢父亲一脚。父亲一个趔趄，满头大汗，他终于确信，自己是杀了人的，至少是害死人的，至少是毁了一条活蹦乱跳的腿的。那条腿血淋淋、雄赳赳，时刻以踢人的姿势出现在父亲的眼前。
　　 我是父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站着撒尿，我的小鸡鸡承担着父亲一生的梦想。父亲表面平静，心里头早就大呼一口气了。那个为我母亲接了八次生的接生婆，那会高兴得像是自己生了个儿子似的，这些年，她也有压力，老是接女儿，对她的声誉大有影响。而我的母亲喜极而泣，她应该是最轻松的，一个女人的耻辱和忍耐，在那一刻，得以全部释放，何止是心头放下大石，简直就是搬下来了一座山。母亲生了我之后，整个人就懈怠了，颇有一生业绩大功告成的意味，凡事闲淡对之，慵懒处之。坐月子期间，母亲不吃大鱼大肉，乌鸡鱼肚也不吃，她刁着口，要吃十月荔枝三月芝麻八月西瓜——我的大姐已经十岁，十岁的大姐把身下的六个妹妹安排得妥妥当当，该玩的玩去，该坐的坐着，该爬的让她爬，该抱的自己抱。我的大姐一生操劳，从十岁起就开始扮演母亲的角色。我满月后，母亲更是撒手不管，由我大姐带着，自己则村里各家各户跑，打牌说话，心情轻松，像个阔太太，张书记的老婆都没她风光。
　　 父亲对大姐颇为疼爱，大姐后来远嫁他乡，父亲嘱咐我们姐弟七人一定要轮着去做客，别让人家婆家看不起。大姐出嫁一年后，我的左腿就没了。大姐得知消息后，一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她怪父亲母亲没好好待我，咱家就这么一丝血脉。
　　 我确实没得到父亲的优待，从小，父亲说我命贱，连给我取的命都贱得要死，叫头钉。父亲其实不是不在乎我这么一丝血脉，他只是隐藏真实，制造粗枝大叶的假象，是为了让村里人知道，他毕竟是穿过军装上过战场的人，他觉悟高，他不在乎。可当父亲粗枝大叶之时，村人在角落里也压低声音窃笑，说，人家七星伴月，他七月伴星，只怕这星光闪着闪着，还闪歇了。
　　
　　 ——我的左腿根部只剩下一坨肉球，柔软、细腻、光滑，梦里握着肉球睡去，我以为是握着母亲的奶子。我甚至梦见，我一手握着母亲的奶子，一手提着自己的左腿，跳着，在一片野地里跳着。突然，我的左腿不见了，而母亲的奶子还在，母亲的身体连在她的奶子上面，被我提着，轻飘飘，像是一个纸糊而成的女人。
　　 我的事，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她彻底懵了，她开始坚信命数。她偷偷去问半仙老于，半仙老于得意得很，说，我早有言在先，无解，无救……母亲哭着哀求，可否保住性命？半仙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是命。”末了，才加一句，“十五岁时再有一劫。”
　　 那些年，村里突然空出好多山地无人要，听说外面的城市赚钱容易，都纷纷走了，大包小包，往外背，寄回家的，只是一张张纸。父亲却不让我二姐三姐几个出去。那时村里的女孩大多进城当保姆。父亲不愿意。母亲因此和父亲吵得不行，曾偷偷把二姐托人带走。父亲知道，自己进城把二姐从那户人家家里带了回来。
　　 父亲找到张书记，承包下了村东整片的山地，种起了荔枝。父亲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他的荔枝园里，把每一棵荔枝都当儿女看待。荔枝枝叶茂盛，几乎把村庄东面的阳光给挡了下来。父亲每天用板车把我拉到荔枝园里，放我在园里耍，自己去干活。我在园里跳来跳去，我说，你看看，我跳得多快。父亲抬头看着我，哈哈大笑，他说，你跳吧跳吧，这个园里，有本事你从东头跳到西头。
　　 我真的从东头跳到西头，每天如此。我的右腿肌肉发达，绷紧如弦，那些肉块，硬邦邦的，掐都掐不进去。我感觉我长了一支铁一样的右腿。如果我的左腿不断，是不是也会和右腿一样强壮有力呢。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有两条腿，我就不可以跳着走路了。我喜欢跳着走路，至少在我十五岁之前，我真心的喜欢着蹦跳的姿势。我用一条腿蹦跳，结果比青蛙的四条腿蹦得还要远、还要掷地有声。从跃起到落下，右脚后跟抓起的一撮沙土被扬到空中还未如数落下，我却已经在另一个位置里落地了，我稳稳当当的一脚着地，如一根竹桩被父亲敲打进土地里去。我不曾趔趄，我在大地上站得比谁都要稳当、坚毅。十五岁之前，我总感觉一个人最理想的行走状态应该是跳着前进，那样才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虚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