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村落，我的绝望和忧伤]
　　 我等不到7月的歌舞，等不到采尔拉措在掌心里开放。我对岸的落水村距离我还有40公里的路途，我必须暂时结束这种浪漫的臆想，继续我的旅程。
　　 2005年8月，我带着我的儿子沿着1987年行走的路线又一次去到了泸沽湖。
　　 泸沽湖的自然风光依然还是我当年见过的风光，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古朴和宁静已经腐蚀。就在我当年坐在猪糟船头想象能走进采尔拉措花楼的湖边，建起了很多现代化的房子，几乎成了一条小街。但这些房子已经丧失了摩梭人传统住房的特征。
　　 摩梭人好像开始富足了，除极少数人还在继续传统的农耕或游牧生活外，多数家庭都投入到旅游业中去了。
　　 湖中的船儿，已不是独木舟的猪槽船，变成了比猪槽船大几倍的木楔船。
　　 成群的野鸭飞走了，湖中的鱼儿稀有了，早年“棒打野鸭，手捧鱼”的生态情形已经彻底消失。而成群结队的人却蜂拥到了这里。纯朴好客的摩梭部落已经被市场经济改造为商业化的旅游热线，底蕴深厚的达巴文化岌岌可危，即将被冰冷的现代文明完全取代。
　　 那么多的钢筋水泥、塑胶制品、流行音乐、美元马克……堆砌在童话般美丽的泸沽湖，让人感到无限的伤感和落寞……
　　 这还是我朝思暮想的谢纳米么？还是那个阳光透亮的黎明，我在落水村头初次遇见美丽羞涩的牧羊女——采尔拉措的泸沽湖么？
　　 天空依旧。太阳依旧。山峰依旧。森林依旧。蔚蓝依旧。水波依旧。我还没有走到落水村，我依旧站在19年前第一眼看见落水村的那个位置，但我的身边不再是小小的独木舟，而是无数等待着运送游客的木楔船。我所有的感觉已经开始被一种深层的忧虑包围，我似乎闻到了大都市那种腐烂的气味行走在泸沽湖周围的道路上，功利世俗的纸屑飘舞在谢纳米上空。
　　 当然，我也不是当年那个豪迈年轻的独步者了，我开着车带着儿子回到泸沽湖。我的命运和心态已经义无反顾地定义在我儿子不屑的世俗生活之中。但我内心深处分明保留着一份干净诗意的记忆，我只是期望我记忆中的落水村能够还原我的美好。
　　 当我们沿着湖边公路经过杨二车娜姆家偌大的现代化庭院时，我没有踏进那个深宅大院的愿望。我急切地想立刻重返落水村。
　　 落水，一个在我记忆中的异常动人的村落，家家户户都是独立的四合大院，一家连一家。那些最能代表摩梭人建筑风格的四合大院就在距离湖水不到20米的湖畔。湖岸上柳树依依，小小的猪槽船儿停泊在院落门口，在水波里漂摇，有无数的棒棒鱼在水草间游弋穿梭。不时有摩家女儿们穿着百叠长裙、盘着青丝长发，迈着轻盈的细步进出大门，她们有的赶着羊群上山，有的提着木桶在自家门前的浅井吸水，有的站在清澈的湖水里浣衣洗菜，甚或踏上小巧的猪槽船出海打草……1987年的落水村让人遐思绵绵，美不胜收。
　　 摩梭人的房屋“木楞子”都为木结构，墙体用削皮后的圆木，两端砍上卡口衔楔垒摞而成。屋顶则用木板铺压，为防水防风，房顶木板上压有石块。整幢房屋不用一颗钉子，也不用砖瓦，严格意义的大木屋。传统摩梭人家的院落由四幢木楞子组成一个四合院，“日米”（祖母屋）建在院落的右边，系家庭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议事和炊事及祭祀的用房，家庭中的权威者——决定家政事务的祖母或母亲就居住在祖母房里。“嘎拉日”（经堂）正对着大门，楼上供奉着藏传佛教黄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和历代达赖、班禅的神像，楼下房间作为家庭中成年男子临时居住或用作客房。进大门的房子叫“尼扎日”（门楼），楼下是圈养畜牲的畜厩，楼上用于堆放劳动工具和柴草。
　　 剩下的就是神秘的花楼了，“搓日”（花楼），这幢仅供家庭中成年女人居住的神秘房间，坐落在院落大门的左侧。每个房间都分别属于一个成年女子。每个成年女子只要喜欢和愿意，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不受任何约束地和她心仪的男人共度良宵。每当夜色降临，魁伟彪悍的摩梭男人们便纷纷离开母家，兴奋地走进花楼，和他心爱的女人同床共枕。男人们在黎明时分匆匆告别自己的女人，又纷纷回到母亲家参加劳作。“日落而进花楼，日出方归母家”，可以作为摩梭人走婚习俗的定义。摩梭人的走婚对象不存在贵贱贫富之分，在母系血缘关系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走婚。走婚双方既不产生任何经济上的联系，男方也不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自然也就不能享受“父亲”这个伟大的称谓。
　　 女人们怀孕和哺乳期间从花楼搬回祖母屋，直到可以继续走婚再回到花楼。
　　 男人们在年迈以后，回到母家居住，由外甥女供养，称为“养舅舅”。摩梭人对年长者特别尊重。年长的舅舅在家庭中的地位，仅次于年长的祖母或母亲。
　　 祖母或母亲，是摩梭人权威的象征。摩梭人的家庭财产属于家庭共有，家庭中的“日密”（祖母）负责对重大的经济活动和重大事务进行决策，并拥有支配和决定一个家庭命运的至高权力。
　　 当我重新走进落水，面对熙来攘去的人流和新建的宾馆客栈，当我走到记忆中采尔拉措大院家门的地方，那个带给我无限怀念和美好的院落没有了。没有了，剩下一座四层楼的宾馆建在那里。整个落水湖畔靠水一方居然找不到一家传统的摩梭木楞子院落。那些神秘的木楞子四合院已经被现代建筑的宾馆取代，全部是令人愤怒而别扭的钢筋水泥。
　　 我迅速败落在一种蜂涌的屈辱情绪中，疯狂发展的旅游业已经彻底毁灭了落水在我心底洁净而神圣的影像。
　　 乃至于我连在那个朝思暮想的地方拍一张照片的愿望都没有了。而事实上，我2005年在落水村就没有按下一次快门，我内心对现代文明对古老文化的掠夺性侵犯产生了抵抗的愤怒。
　　 我逃跑似的躲进了宾馆四楼一间豪华的客房里。
　　 泸沽湖。这个世上仅存的人类母系社会形态活化石的即将消失，让我感到无限的悲伤，而我想和采尔拉措重逢的愿望也一并丧失。我站在宾馆房间窗口前，木然地搜寻着被高楼所遮掩着的、像癞头般挤在现代建筑间尚存的几家木楞子四合院，院子里杂草丛生，一派荒芜。临近我窗下的一个四合院里居然养着一群牲畜，四处窜动……
　　 这究竟是一种进步或是彻底的没落？望着那些在木楞子院落里窜动的猪们、羊们，我终于无力抗拒内心深处奔涌的辛酸和失落。
　　 我的落水，我在1987年去了就不想走的落水，你为什么要用一种喧嚣繁荣取代我心中古典的沉静和纯美？也许我的感觉太过偏激，也许我对一个人行走意义取向的偏差和固执，才导致美丽的泸沽湖在2005年让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的行走从来就远离着旅游热点，而我对行走的指向完全界定在人文上，而不是风景上。
　　 2005年8月，我躲在宾馆洁净的房间里，哪里也没有去，我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因为辉煌的没落伤心气绝，我在美丽泸沽湖畔的寻梦之夜，倦缩在近乎失控的忧伤中只有一个坚定的念头：我要离开，离开了就不再来。
　　 还是让我的记忆继续停留在1987年……
　　 1987年5月，在一个疲倦的黄昏我抵达了古朴祥和的落水村。在落水村唯一一家客栈里结识了三个来自攀枝花钢铁厂的工人弟兄，并开始了我在落水村留连往返的诗意“冒险”。
　　
　　 [醉倒在落水村混沌的月色里]
　　 黄昏时分，我站在了落水村头。
　　 落水村，似乎已在我的道路之中，但在我行走的旅程上，这是一个没有丈量过的远古村落。
　　 泸沽湖从中午开始变了性情，早上还是波平如镜的湖面已被下午粗糙的风柔搓成了恣肆的汪洋。
　　 阳光，虽然强烈，甚至灼伤了肌肤，但在高原透明的广阔里独步，不仅可以尽享山川的混沌苍茫，还可以在深远的静寂中感受到宇宙的浩渺和生命的博大。就像鹰翅一样，从来都是孤然于长空，尽展雄性的力量。
　　 我，终于站在了落水村头。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达巴岛（玛尼堆）和白色佛塔，五色幡在我头顶上猎动飘舞，松烟溶在金色的太阳光辉中，以升腾的姿势格外飘逸。几个老人正顺时针围着达巴岛转经祈祷。（在青藏高原参观寺庙时，一定要顺时针方向走动）。
　　 牛羊们开始在孩子们的驱赶下走在回村的小路上。无数的鸟儿落在远方的湖岸，在黑夜降临之前进行最后的觅食。
　　 我沿着湖畔经年历久的碎石小径走过一户户木楞子四合院，院落门前的老树枝叶在夕阳中泛着耀眼的碎光。年轻的姑娘们穿着深色镶边的长裙马褂在院落进进出出。老人们腰际上都围栓着一件厚厚的棉袍，就坐在自家院落门前的老树下抽着旱烟，遥想岁月，静候着儿女们劳作归来。狗们悠闲地溜达在湖岸边，对我这个陌生人不闻不问，狗们在白天表现的冷漠给我造成了一个温和的假象，让我在之后的一个月夜毫无戒备地遭遇了他们的威猛和凶悍。
　　 我满怀热望，行走在散发着酥油茶和牛羊牲畜粪便混合气味的落水湖畔，幻想着在这个远离喧嚣的黄昏里走近落水的深处。
　　 人们友好地向我点头示意。我陆续问了几个老人采尔拉措住家的位置。但老人们不懂汉语，语言障碍把我们彻底距离在两个无法表达和理解的世界。
　　 此时，男人们有的正在猪槽船上打草捕鱼，有的还在遥远的马帮道路上进行着传统的商旅营生。我走进落水湖畔，居然没有碰到一个可以交谈的男性青年。
　　 姑娘们看见我，远远地就躲开了我，她们对陌生人的羞怯完全背离了我的想象。也许，她们从内心深处就不希望类似于我这样的旅人，在将来的某一天彻底动摇她们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然而，原生态文化毕竟是脆弱的，它已经无力抗拒强大的外来文化的侵犯，关于这一点，我在2005年的游走中已经被证实。
　　 摩梭人以传统的农耕方式和部分捕鱼方式，悠闲地生活在这个距离天堂一步之遥的地方。1987年的落水，仍然固执在自己古老的风情里，对现代文明还有着本能的抵抗愿望。
　　 我已经置身于落水村落，但是，落水并不是我在想象中期待的落水，它永远在我的道路之外，并注定只能留在我的足印中渐渐消失，直到牧歌式的古典美丽变成文字的记忆。
　　 荒原旷野已经遥远地将一部悲凉的游牧历史终结在格木女神神山之巅，在祖母房火塘边两侧竖立着的象征男人和女人的古老图腾柱上，已经古老成为我脚下一条曲折幽深的碎石小径，我试图沿着它走进原生态人文风情的愿望，也许只是一种牵强的热情。
　　 我们经常都在书本的蛊惑中一次次误读和诗意着历史和未来，而客观真实的古老文明往往就在物质文化已经异常发达的背景中被虚构成了一个传说。
　　 在来回走完落水村约1000米长的湖畔小径后，我站在达巴岛附近，望着渐渐西沉的夕阳，心中暂时放弃了打探采尔拉措，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简单，即便我千百次停留在木楞子四合院院落门前，一次次穿越村落那条湖畔小径，但民族人文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将使我永远无力领悟五色幡舞动的古典人生。而我诗意中的采尔拉措或许就像天空中游弋的云朵，看起来似乎伸手可及，但云朵毕竟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语言，于我只能进行不切实际的揣测。
　　 在采尔拉措距离我最近的傍晚，我朦胧地意识到，我距离她已经越来越远。尽管我怀着虔敬的愿望，但我毕竟无法成为木楞子四合院里母亲们在黄昏时分吆喝的乳名。
　　 当然，我不会放弃对采尔拉措的浪漫幻想。至少，在没有见到她以前，我绝不轻易放弃。
　　 “采尔拉措是我们落水最漂亮的阿夏。”当一个小男孩向我指明采尔拉措家的院落的时候，我瞬间的心理犹豫暂时终结。我牢牢记住了小男孩定义的“最漂亮的阿夏”，它带给我的想象力无限美好。
　　 这个名叫布拉吉的小男孩把我带进了落水客栈——落水村唯一的旅店。
　　 在这个简陋的旅店里，我认识了攀枝花钢铁厂三个到泸沽湖旅游的工人兄弟。我们一见如故，迅速成为朋友兄弟。我不仅和他们住在了一个房间里，还成了以后几天在泸沽湖地区的游伴和酒友。
　　 在我行走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族同胞大多是喝酒的能手，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在酒文化上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风俗习惯。藏族人在端起第一杯酒以前，一定要用右手无名指分三次从酒杯里蘸敬天、地和祖先以后，才一饮而尽。彝族人喝酒和敬酒时，酒碗里永远都要留下部分，切忌不可一干而尽。而摩梭人的热情更是奇特，只要你踏进木楞子，首先就端一碗咣当酒给你，作为来访者必须一干而尽，否则就视为不敬。一个有海量酒力的人在青藏高原行走，会更容易、更快捷地和豪放的各民族兄弟成为朋友。
　　 1987年5月，我抵达落水村的那一天，在整个落水湖畔的游人只有我和三个工人兄弟。客栈的老板原本是赶马帮的摩梭人，三年前离开了马帮开办了落水第一家旅店。
　　 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天压缩饼干，自然期望在落水的第一餐能吃到稍稍像样一点的饭菜。然而，落水客栈既是唯一的旅店，也是唯一提供饮食的餐馆，店里除了还有几条棒棒鱼，连猪膘肉都没准备。工人弟兄中年龄最小的小弟娃儿便自告奋勇要去老乡家买。行前，我嘱咐他，如果摩梭人敬酒一定要一饮而尽。结果，可爱的小弟到了摩梭人家以后，果真被热情好客的摩梭人敬了一碗烈性的咣当酒，他通红着脸拿着买来的一支鸡和猪膘肉，偏偏倒倒地回到客栈以后，当即就醉到在床上昏迷不醒。为此，我们几个年长的大男人感动不已。
　　 是夜，我们在落水村昏黄的酥油油灯下，坐在火炭温暖的客栈里猜拳行令，大碗大碗的喝着苏里玛酒，所有的意义和防备消失怠尽，我们要把美丽的泸沽湖放在酒碗里豪饮，心中仅存的愿望就是把对方彻底灌醉。
　　 工人兄弟醉了。客栈老板醉了。时间和空间也醉了。剩下我的身体在完全瘫倒之前，疲软地踏进了高原沉静的月色之中。
　　 酒醉之后，我虚虚晃晃走到了湖畔，走到玛尼堆傍边，月色中的经幡让我绝无仅有的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敬畏和恐惧，我模糊地设想，神鬼也许就在经幡上面共舞，就像摩梭人谈“蛊”色变一样。“蛊”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可以是有形的蛇、猪、羊和无形的意念，中“蛊”之人必死无疑。这和当年汉武帝在宫中发现“蛊毒”的惊慌类似，“蛊”在摩梭人的意识里就是妖魔鬼怪的化身，是神的暗影。传说中的养“蛊”人家在摩梭部落绝对受到歧视和冷遇，即便家里有再美丽的女人也找不到阿波。当然，“蛊”只在摩梭人的意识中存在，就像神鬼只在我们意识中飘游一样。
　　 这种自我惊吓般地联想，其实就是世俗人生留在意识深层的印记，在神圣的佛塔下面，我想到了“蛊”和魔鬼，而神祗的虚无尽管没有强制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还是不能逃离传统文化对精神世界的潜层影响。有神的存在，必定就会有魔的存在，人类在矛盾中进化。1987年，我还不能区别宗教和神鬼的本质差异，自然无法理解五色幡和风马旗的寓意，凡涉及宗教的物象，我都不分青红皂白将其归咎于神鬼迷信。
　　 客栈老板悄悄告诉过我，采尔拉措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的女人，即使酒醉之后，我仍依稀记得。就在我联想到“蛊”和鬼怪的时刻。
　　 星星变成了混沌的星星，月亮变成了混沌的月亮，落水变成了混沌的落水。我的眼睛里，世界已经变回原始混沌的状态。
　　 我糊里糊涂地、在自我惊吓中回到了客栈。
　　 我在落水村的第一个夜晚，意识空白地倒在硬梆梆的床榻上，醉成了一摊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