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吹拂过干部楼‘L’型所拥抱的的空间，那个巨大的垃圾冰山在缓慢消融，就象电视里一块块消融于南极的冰川，融化的脏水搅拌进和煦的春意，泥泞着每一寸土地，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臭味儿。一把手站在自家门口抬头望了眼天空，折回屋子里。他的妈妈，老付太太从另一扇门捏着铜头烟袋锅子瘪着嘴走出来，取代一把手站在那里，一只手灵巧地系上裤腰带，一边望向天空。一队白云鱼鳞般浩荡展开，将蓝的天映衬得更蓝。
　　 “又你一个人在家？”老付太太呲着黑黄的板牙，终于注意到他的存在，问了句。
　　 他没吭声，甚至连头都没抬，依旧坐在水泥台阶上玩着那个一本32开书籍大小的铁盒子。它本来属于火车货车上的一个零部件，属于货车车壁上一个窗口的铁挡板，给他的爸爸拿回来，成为他的玩具，成为他的一件运输工具。他用它拉台阶北侧的的沙土，或者转过这幢楼的东侧，坐在自家的窗下拨下几根草，将一堆土从靠近窗根的一边运到几米外的另一边；再往东，相隔几米远，就是他家圈起来的小院落，柴禾垛、猪圈、鸡圈和鸭圈，以及那个酷似正方形院落中央的那株生长了百余年的大杨树，和拴在大杨树下那头沉默的羊。他喜欢那头羊，喜欢闻它身上的那股膻味，更喜欢喝它的奶；每次小铁锅里熬过的奶都会漂着层醇厚的奶皮子，那可是他的最爱。
　　 “这孩子……”老付太太的手臂一抻，那个铜头烟袋锅子轻轻地打在他的肩上，绽露出银灿灿的一颗门牙：“怎么不说话呢？”
　　 他抬头，腼腆地笑了笑，还是什么都没说。老付太太和他家是隔壁邻居，他家住在‘L’型那狭窄的北头，老付太太家紧挨着他家，住在那个直角交叉处，她家的房门和老王头家的那扇上面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玻璃窗各占直角的一个边。他的儿子一把手则和她隔了一家，住在‘L’型较长的一端。他曾经走进过一把手的家，一进门，一个宽敞的厨房，穿过去就是个更加宽敞的卧室，一把手的媳妇儿坐在窗边，阳光映在她的脸庞上就象一张白纸上浸满的油，洋溢出一汩汩说不上来的忧郁。他喜欢那间卧室，假如不是阴天下雨，似乎一整天都可以见到阳光，而不象他家，只能在早晨，屋子里才有太阳——即便是早晨，一抹抹散乱的阳光也需要通过大杨树重重枝叶的阻碍才能来到屋子里。
　　 “妈，我们为什么不住在那头？”他曾经仰头，这样问道。
　　 “人家不让我们住在那头。”他妈妈简短地回答。
　　 人家是谁？站在房间里，他疑惑地望向窗外的大杨树，没再追问。也许是去年秋天为他家的玻璃窗抹腻子的那群人。他们穿着干干净净的蓝色劳动服，戴着同样颜色的帽子，拿着刮腻板，以及一团团沁出闪亮油脂的腻子，熟练地将一扇扇窗玻璃与窗框间的缝隙用腻子涂抹严实，以防止稍后而至的寒冬将凛冽的风雪塞进屋子里去。他们的那双手不仅往玻璃窗上抹腻子，还将墙壁和门窗粉刷一新，墙壁是白黄相间，门窗朝外的一面是红色的，朝向屋里的一面是蓝色的。他们的到来总会令空气中浸满了崭新的味道儿，令他不断抽动鼻孔贪婪地将那味道儿吸入腑中，尤其在秋高气爽的九月，尤其是那个树叶沙沙作响的晴天里，他跟在那些人身后，一言不发，瞧着他们，瞧着那种味道一点点地从他们身上浸透出来，小脑袋瓜子里幻想着当初那些腆着肚皮的干部们入住这幢楼的情形。那个时候他们面对院子中央巨大垃圾山也会蹙起眉头，踮着脚尖往外走吗？或者这里原本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乐园，甚至还有着更为前瞻性的下水道，不过后来被遗弃了。那么，现在那些干部们又都到哪里去了？
　　 “在家玩吧，妈干活去了……不要到处乱跑，不要跟生人走了！”嘱咐过后，他的妈妈就会将系在一根黑色鞋带上的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匆匆地推门而去。
　　 家里四个兄弟姊妹，他最小，也是很内向的一个，几截长短不一的手指粗的铁棍，甚至是一片斑驳的墙皮，都会令他遐想不已，似乎那些文臣武将们栩栩如生地映像在墙上。嗯，他绝对是个内向的孩子，每次他妈妈做工，他都会脖子上拴着钥匙，一个人躲在家里，天马行空地想象。久而久之，那根鞋带被他的身体捂暖，每次摘下来，都会散发着他的体温。其实确切地说，不是他乐意躲在家里，而是他不得不一个人呆在家里。他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不能和哥哥姐姐一样，走进学校，也没有什么亲戚来看护。打小儿，他就羡慕院子里其他孩子。他们动辄就跟着父母到爷爷奶奶家，或者姥姥姥爷家，而且还经常有叔叔姑姑姨舅们前来探望，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或者游荡在院子里，或者被锁在家里。
　　 至于老付太太家，他一直心存着恐惧，认为那也是个黑暗的巢穴，她的那些子女就是她延伸的触角和根须，慢慢卷袭过这个大院，一把手就是她的众多触角和根须之一，而最远的那只触角和根须居然延伸至他耳熟能详的一座城市哈尔滨——身材高挑的付燕嫁了过去，常常将一些新奇的玩艺儿带回来，亮闪闪的打火机，新潮的衣服，午餐肉罐头，以及拿在付英手里的一个铅笔盒。他很奇怪，老付太太怎么能蚂蚁般生产下这么多触角和根须，付华、付羿、付燕、付荣、付军和付英，而且很有规律，雌性和雄性相互交叉。也许，正因为生下这么多小黑暗，老付太太才显然如此苍老，而那些小黑暗们不停吮吸着她的乳房，吸干了她的血液和身体里的营养，使她脸上的皮肤枯裂，令她一点点地枯萎。一次，他站在老王头家门前，佯装望向印着毛主席语录的那扇玻璃窗，趁着刚从哈尔滨回来的老付太太二女儿小燕敞开门的刹那胆怯地觑向里面。里面黑洞洞的，没有一丝光线，就象一个抻手不见五指的洞穴。当然，类似的洞穴还有位于门前台阶下的那个下水道，一个似乎永远都潮湿不已的木头盖子盖在上面，木头盖子的边缘已经腐烂，上面已经被摩得异常光滑。边缘腐烂的创口黯淡地延伸着，形成一个狭小的三角形口子，将一丝裹胁着腐臭味道的气体不间断地向外涌出，就象老付太太不断从口腔里涌出的浓重烟油子味儿，又象一个不断溃疡的伤口，边缘蜷曲霉烂着。
　　 隔着白色小背心他摸了把胸脯前硬梆梆的钥匙，茫然地望向那扇漆成淡蓝色的房门，盼望起星期天。每逢星期天，他的哥哥姐姐们会把他扛在脖颈上领他出去玩，到附近的堤坝，或者到他们同学家。他不喜欢那扇门，同时又依赖那扇门。门的后面通向两道相连的小走廊，每一间走廊都那样黑，就象里面潜藏着无数黑暗而邪恶的眼睛一样，尤其是连接着厨房的那间走廊，还有一扇常年累月都关闭着的门。他讨厌那些眼睛，因为它们充满了恐惧，会悄然抻展它们的根须，盘绕着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振动着无声无息的翅膀将他吞噬掉，使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妈。
　　 每次妈妈走后，他都会心惊胆战地望向那扇厚实的木门，生怕黑暗会破门而入，一口吞噬掉他。他佯装不知门后面的危险，飞快地跑到那间卧室，胸膛里那颗心砰砰加速跳动着，将厨房也关在身后。半晌，他摸了把挂在胸口的那把钥匙，慢慢踱到窗户旁，向外，也就是东侧望去。
　　 如果是夏天，或者秋天，他喜欢到东侧的窗根下用那个铁盒子小车玩运输游戏，但现在刚刚开春儿，到处都是泥泞，他只能冒险，再次打开通往厨房的门，然后鼓足勇气，再打开通往走廊的门，一路揣着心跳，经过那两个小走廊，推开最外面那扇沉重的房门，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平息，坐在水泥台阶上将厚实的铁盒子推来拖去。就在一把手用一只手熟练地系裤腰带的同时，他抬头向那只末端浑圆的胳膊偷偷瞟了眼，胸膛里升腾起一汩汩的惊异，似乎看到一把手穿着被剥夺去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英姿飒爽地站在死水泡子前，手臂扬起，向上，再向上，划个漂亮的弧线，将那根雷管甩出去。他常常听到邻居们说起到野外捕鱼的事情，电击，炸药，以及大网，那些成年人们挖空心思地想出诸多野蛮手段来屠杀那些无辜的鱼类，还把它们的尸骸制作成美味儿，煎炒烹炸，然后排泄成粪便，再循环给自然。雷管掷入水面的刹那，掀起巨大的浪花，也震颤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就象老啤酒厂附近发生的事故一样；随着这声巨响，无数条原本自由的鱼翻起白肚儿，漂浮在水面上。一把手几乎每年都会做着同样熟练的动作，来猎杀那些可怜的手无寸铁的生命。终于有一天，冥冥中他被那些鱼们报复了——鬼使神差，雷管没如预期那样抛入水中，付家老大和他的同伴们目瞪口呆，盯向眼前那个水泡子。紧接着一声巨响，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付太太的铜烟袋锅子散发出一汩汩的烟油子味儿，这味道又从铜头烟袋锅子里蔓延到她的口腔里，不断地向空气中弥漫，丛生。他讨厌这种味道，就象他是一条滑溜溜的蛇。其实，把他称之为蛇，一点儿都不过分，只要天稍微一热，他就浑身是汗，身上和蛇一样滑溜溜的。面对老付太太的铜烟袋锅子，他一点儿都没避让，只是抬头笑了笑，继续埋头玩他的拉车游戏。那扇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玻璃中心是戴着八角帽的头像，红漆的字围绕着头像公布着。
　　 他常在院子里里踱来踱去，拎着那个被他玩得锃亮的铁盒子，在每一堵砖石结构的柱子间稍作逗留，向里面的窗口探头探脑；但他从不敢向老付太太家张望，那个拐角处就是个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就是黑漆漆的妖孽丛生的的洞穴，而老付太太就是个会使用魔法的妖婆子，那个铜头烟袋锅子就是她的法器，所以每次她走过来问话，他都不敢不理睬，也不敢多说什么。所以他采取了自己认为最明智的措施，只是对她一笑了之。他在想，一把手那只残疾的手大概就是被老付太太施了魔法，弄成一个光秃秃的模样。于是，他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那个铁盒子在水泥台阶的边缘犹豫下，停住了，脑子里想象着一把手刚刚失去那只右手的情形；而另一个人，他的同伴却失去了半边屁股。
　　 一把手再次走出来，他已经穿戴好了，不仅扎好了裤腰带，还穿件白衬衫，梳好了头发。他脸上一定涂了他媳妇儿的化妆品，不合时宜地散发着一汩汩女人的味道，傲慢地梳了下大背头，梳头时肯定往梳子上蘸了水，所以头发一绺绺的，还闪着光泽。这样一打扮，原本高大魁梧的一把手更加精神了，只是他的脸拉得很长，就象谁欠了他多少钱似地，尤其他脚上那双皮鞋，令人联想到那些占据上海租界趾高气扬的洋人们。经过老付太太面前，他咳了声，偏下头往门前那个一年四季都湿漉漉的下水道井盖上吐口痰，小心翼翼避开那些泥泞，踩着垫在泥泞中的一块块脏兮兮的砖头向前走去。眨眼功夫儿，他就拐过墙角，消逝于空气中。老付太太将铜头烟袋锅子在他面前那个砖柱子上磕了磕，扭头踅回黑漆漆的洞穴。停了会儿，一把手的媳妇儿出现在门口，她佯装抬头看看天，然后扭身，眼睛飞快瞟向老付太太的背影，也踅了回去。
　　 瓜子脸，小眼睛，一把手的媳妇儿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视线内。还是在那场熙攘的婚礼上，十月一日，就在前一天刚飘过一场雪，她穿件红棉袄，脸蛋通红的，和一把手肩并肩地走进大院。就在她刚出现的刹那，噼噼啪啪，爆竹响了，青色硝烟，翻着红的纸屑，摆放在邻居家里的酒席，和那群拥拥挤挤的邻居以及许多张素不相识的面孔一齐弥漫在他的记忆里。她半垂着头，羞涩地走进门上贴着喜字的屋子里。邻居们和许多张素不相识的面孔洪水决堤般也跟着涌了进去，就象要去抢什么东西一样。隔天一大清早儿，一把手的媳妇儿出现在院子里，她红肿着眼睛，半蹲在门口刷牙，身上还穿着那件红棉袄，脚上趿拉着双旧棉鞋，鞋后帮子都踩蹋下去，鞋面上蒙了层灰。不知为什么，他盯向她的手。那双手很小，冻得通红，捏着牙刷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就象爬在铁轨上蒸汽机车连接大轮子的曲柄。他正想象着蒸汽机车时，猛地听到屋里传来一声吼叫。她打了个哆嗦，脸色变得煞白，杯抖了抖，牙刷脱手而落；她忙拾起牙刷踅回屋子里。
　　 其实，大概只有他知道，那个老妖婆，老付太太并没走远，她就躲在拐角处那扇藏着黑洞洞妖怪的门后，因为他隐约嗅到一汩浓重的烟油子味儿。他纳闷，为什么他能闻到，别人却闻不到？一把手的小媳妇儿怯怯地走出屋，匆忙锁上门，也踩着垫在泥泞中的一块块脏兮兮的砖头向前快步走去。但她走到那趟平房前，折了个弯，向西走去，一边走还一边惶惶地回下头。不一会儿，她就迈过那条蜿蜒的臭水沟，掠过那趟平房，消逝于老杨家那堆柴禾垛后面。他不用抬头，就知道老付太太已经从那扇门后挤了出来，一双眼睛里掷出一把把锐利的小刀子，戳向一把手小媳妇的的脊梁骨。
　　 “赶紧去吧，你那养汉媳妇儿又疯去了，”老付太太捏着铜头烟袋锅子的那只手猛地一挥，瘪着嘴，指向老杨家那堆柴禾垛，气愤道：“那不，刚从那儿走过去！”
　　 一把手幽灵般地出现在他面前，阴沉着脸，前去殉难的武将般一言不发地沿着他媳妇儿走过的路急急追了过去。这次，他不再小心翼翼，一双脚饥不择食地踩向泥泞中，也踩过那些已经脏兮兮的的砖头上。老付太太站在他面前，站在他家门前的水泥台阶上，瘪着嘴，满脸阴沉，那个铜头烟袋锅子在他眼前一晃一晃的，似乎随时都会砸向他的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