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极平凡极普通的农村妇女。母亲一生好强，一生勤劳节俭，她爱丈夫，爱儿女，爱劳动，爱生活。在年轻时，拼尽血汗，苦撑着一个有四个儿女的贫困之家。她一生熬过了抗日战争时期“躲日本”避难瑶山的窘迫；熬过了1960——1963年的国民经济最困难最饥荒时期的艰辛；熬过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父亲被打成“右派”、政治上受屈辱、经济上遭洗劫的极度艰难与困苦；还熬过了2000——2005年在她人生的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最痛苦、最麻木、最难过的五年。算起来，母亲这一生有20多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到了晚年，生活安定了，她本该过上好日子了，可是却得了老年痴呆症，母亲一生真是命苦啊。
　　 2005年公历10月9日这天下午1点钟左右，她在毫无清醒意识，又在家人一时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吃了饭后忽然拿一只饭碗到村边的塘里去洗（她平时有常到塘边洗碗的习惯），因为塘边有一块很滑的石头，她一脚不慎，竟跌倒在塘里。这时，她欲呼无声，欲哭无泪，即使喊叫，也没人在塘边去救她。在家里的弟弟和弟媳，这时不在她的身边，爸爸也一时不在家里。我远在北京打工，爱人在学校，我的女儿在深圳打工，儿子在北京读大学，弟弟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广东打工，一个在读高中。我老家的那个屋场在家种田的仅仅只有4个人。这时候，只有一个妇女在塘边约200米的田里挖油菜土。母亲跌入塘里没有能力再呼救，因此她也没有觉察，直到她在塘里呛水半个多小时之后，那个挖油菜土的乡亲在塘边才发现她的遗体。她顿时大吃一惊，迅速呼叫弟弟和弟媳，他们闻信才匆匆赶来。将母亲捞上来后，抢救已无济于事，母亲就这样匆匆走了。
　　 2005年10月9日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在北京朝阳门99号听一堂专家讲座的课，忽然接到爱人从家乡打来的长途电话，她伤心地告诉我，母亲走了。但她没有说是怎么走的，我当时还大吃一惊，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母亲除了有痴呆症之外，五脏六腑都没病，吃饭一顿还能吃一小碗，她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慌做一团，手脚无措。母亲啊，你还没享儿子一天福，怎么就匆匆走了呢？母亲在没有一个亲人给她送终的情况下，悄悄地撒手人寰了。她走得太意外，太令人伤心了，让人哭得死去活来。母亲啊，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后，在你吃够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之后，又是如此悲惨地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叫人怎能不泪如泉涌？
　　 我从北京匆匆赶回家奔丧。在路上，爱人又打电话告诉我，说母亲是在塘里淹死的，我还骂她是胡说，当时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我离开家时，跟父亲、弟弟、弟媳他们都商量好的，要好好严加看管母亲，不让她接触水、火、电、泥，不能让她单独在一起。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对母亲照顾有加，寸步不离。怎么到了这一天下午，他们竟然一个人也不在家，让母亲单独一个人跑到塘边去洗碗呢？我当时不想责怪他们，因为任何人也有一时疏忽的时候。我在奔丧途中，忧心忡忡，脚步匆匆，恨不得马上见到母亲的遗容，可是当我经过一天的跋涉赶到家里时，母亲已经入棺了。家里人说怕母亲的遗体腐烂，因此等不及了（当时的气温还很高）。我从北京匆匆赶回家里，再也见不到尊敬、慈祥、可爱、憨厚、淳朴而善良的母亲了，母亲已经躺在一具黑色的棺材中，我只有伏在棺材上痛哭。我哭得很伤心，因为我想起母亲的命太苦了，想起她一生太悲切、太辛酸了，母亲生前的一幕幕在我的脑海里—一浮现。
　　 在“农业学大寨”的那些年头，父亲被打成“黑鬼”在家乡的生产队监督劳动。父亲不会干农活，母亲几乎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一个女人，要养活包刮自己在内的一家六口人，是多么不容易啊。那时候，时兴做包工，干农活按数量计算。母亲拼血汗死命地干。在插秧季节，她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悄悄地下田去扯秧。要扯完400只秧才天亮。那时扯50只秧记1分工，母亲打一个早就要挣8分工。水田里到处都是蚂蝗，蚂蝗听到水响，就爬上母亲的脚来吸血。由于母亲忙于扯秧，蚂蝗吸了她一大肚子血还不知道，每天扯完秧爬上岸，都是两腿鲜血直流。那可恶的吸血鬼在吸母亲的血，母亲却毫不在乎。扯了一个早晨的秧，母亲又得去插田，最多一天要插一亩多。要知道那是用手工一株一株地插啊！忙了一天，母亲腰酸背疼，浑身乏力，回到家还要自己做饭，洗衣、喂猪、喂鸡，有时候砍猪草还要忙到深夜。在那个年头，母亲一年要做3000多工分，而当时的3000多分就是300多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工价只有3角钱，一年辛苦下来的总收入还不到100元，这就是当时母亲拼死拼活干一年的“待遇”啊。因为父亲当年已开除了教籍，停发了工资，母亲一年的辛苦只够买生产队供给我们全家的口粮。我们全家经常是一分钱也没有。在困难的年头，连饭也吃不上。母亲一个精壮女劳力，拼命干活，每天早饭只能喝稀饭，北方人叫喝粥，中餐是红茹加干饭，晚餐又是喝粥充饥。那时，我上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由于缺乏营养，面黄肌瘦。我在学校每天只吃半斤米，回到家里，吃中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先盛一碗满满的饭给我，再盛一碗大的给父亲，然后各盛一碗小的给弟妹，最后才轮到自己。有时候，她自己只能吃上半碗饭。饭少了，她只有拿一只生红茹，边吃边走，天天照样去出工。
　　 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在学校被造反派批斗，受人拷打，打成“黑鬼”。但是母亲却坚信父亲是好人。造反派逼母亲交代父亲的材料，母亲当时正在砍猪草，竟把刀生气地摔在地上，大声说：“我丈夫是受冤枉的，他是好人！”当时造反派抄了我的家，母亲被逼得差点自杀。父亲在外面受人欺侮，回家来，母亲又与他抱头痛哭！在文革中，我也受到了株连，在学校我被红卫兵说成是“狗崽子”，受到打击，我被迫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后来又加入“盲流”，在全国到处流浪，在那些日子里，母亲为我急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在我流浪半年被遣送回家后，当时的公社又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并在公社受批斗，被无理拘留。在那些日子里，母亲天天打早在四点钟起床，为我做饭，做好饭后又叫两个妹妹轮流给我送饭，我家离公社有四公里，妹妹每天要往公社送两次饭，来回跑16公里。妹妹也为我受尽了气。
　　 母亲到了晚年，父亲也退了休，有了一定的退休金，他们都搬进了我在农村建的新居。她本该休养生息，颐养天年了。哪知她又得了老年痴呆症，这种病又苦苦地折磨着她。得病后，母亲心里总是狂躁不安，乱走乱说，神志不清，不认亲人。在白天，她无法安宁，晚上又睡不着觉。儿子真是愧对母亲，无法在家侍奉她老人家，多亏了父亲与母亲朝夕相处，每天为她做饭，照顾生活，为她到处买药，我也在北京为母亲买了三次药。但是母亲吃了多少药方，也依然故我，有时候稍安片刻，不久又狂躁起来。我在离家到北京打工前，跟父亲、弟弟他们都认真地做了交代，不管怎样，要让母亲康复，过上舒心的日子，却万不料母亲就这样伤心地走了，儿子心里想起来好痛啊！
　　 母亲，我慈祥伟大的母亲，别人说你是属龙的，是龙的化身，你死后要回到龙王那儿去，因此你选择了水，选择了这样一种死的方式。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对你、对后代无可奈何的安慰与排谴。我想，母亲寻求这样一种死的方式，是在不清醒的神志下，依然怀着对丈夫对儿女博大精深的无以言表的爱。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多年病痛太折磨父亲与后人了，她不忍心浪费别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她不忍心让家人花更多的冤枉钱。她在走时甚至不想震动家里的任何人，她真的到水里找龙王去了。啊，伟大的母亲，世界上还有比这种无言的爱更崇高更感人更可歌可泣的么？母爱，爱到这个份上，真是古今难觅，太悲怆了！
　　 母亲啊母亲，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了，但是我今生今世会把你的形象永远记在心里。你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农村妇女，但是你在我的心里却是一座永远的丰碑。母亲，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你再也不要劳累操心了，再也不必狂躁不安了，愿你与青山常在，与自然并存，你永远是儿子的骄傲！母亲，你好好地安息吧！
　　
　　 【孤独的姨娘】
　　 我的姨娘叫易善爱，是一个十分可怜而又孤独的女人，不到60岁她就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姨娘的丧礼办得非常草率而又冷清，而我因未得到具体通知，竟没有去参加，她死后也不知葬在哪里，我也没有去上坟。但我的心里却不能忘记她，只有在心里默默地记念她了。
　　 姨娘的生卒年月我没有记下，这是我的最大疏忽。她死后我才感到这是一个遗恨。后来我想，一个极其普通而又平凡的农村妇女，即使记下她的生卒年月又有什么用呢？我只要把她的痛苦遭遇写下来，记得她的美德就可以了。
　　 姨娘是一个很贤惠很爱后代的人，然而，她一生却没有儿子，只有唯一的女儿。女儿在15岁时就嫁到了婆家，那是迫不得已呀，因为她的生活太艰难了。她的丈夫是一个老实得近乎木纳的农民，而且中年就多病，不能下地干重体力活，但是她与丈夫在那些最艰难的年月里，靠养猪养牛养鸡种菜和在生产队出工，靠省吃俭用和借债，自己建了一座土砖屋。里面有三间房，还另有灶屋与牛栏。这屋前有一块草坪和一口池塘，屋后有一个较大的菜园。这屋虽然不漂亮，有一间房还是用茅草盖的，但是冬暖夏凉，倒是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然而，这座用他们的血汗与辛苦建起来的小屋，他们却住的时间不长，姨父比姨娘死得还早，他们双双归去后，这座土砖屋就被侄儿占用，而现在又拆了，看不到遗迹了。
　　 记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期。那些年头，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靠在生产队做工分吃饭，做一天记10分工，工价一般只有三、四角钱一天，而口粮还要靠工分钱从生产队去买，口粮的分配原则是基本口粮加工分粮，基本口粮每人每年只有200到300斤稻谷不等，而工分粮是按劳动日（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分配的，一个劳动日一般可以分到1斤到2斤稻谷，要看收成而定。那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的。出工是大“呼隆”，由队长天天派工，一年到头永远有干不完的活。那年头姨夫长年患肺痨，终年咳嗽不断，姨娘身体也有病，他们带病劳动只有干轻活，干轻活的工分少，因此他们的口粮也少，工分钱也少。这样，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就困难了，有时连买油盐火柴煤油的钱也没有。平时他们没有钱买煤做饭，就到山上砍柴烧灶火，冬天没有钱买煤烤火，就自己做了个火盆，把柴火烧的灰烬用铲子铲到一个火盆里烤火。他们在生产队分的口粮少不够吃，就
　　 在自留地里种红茹、芋头，用杂粮来填饱肚子。在那些年头，因为忙我一年只能见到姨娘一次面，那是过春节拜年的时候。那年头，我与父亲、弟弟和两个舅舅等人都约定在同一天去姨娘家，因为姨娘家里困难，我们给他们拜年，不想麻烦他们，只想拜了年就走。但是姨娘却坚决不让我们走，她说家里再困难也得招待呀，于是她把收藏了很久的腊肉腊鱼都拿了出来，并且还要姨父杀鸡，她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在招待我们呀。当我们走了的时候，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她是舍不得娘家的亲人啊！那年头，我母亲也常常邀请姨娘来我家玩，母亲总想她在我家多住几天，可是姨娘住了一天就要走。母亲很同情她，在她临走时，总要打发她一点零用钱和一点吃的东西，但她却推辞不要，亏母亲说了很多好话她才接受。姨娘虽然很困难，但是她却很硬气。她没有儿子，女儿又早早出嫁了，两老相依为命，孤单悲苦又多病，但是他们却顽强地自力更生，不想依靠别人。姨娘那时四十多岁，但生活的重担压抑着她，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有了皱纹，她的眼睛总是红肿的，充满了血丝，老爱流眼泪，不时用一块手巾擦过不停。姨娘是叹自己的命苦哇，她叹自己，叹丈夫，叹女儿，叹没有儿子。她的心总是悲凉的，她对生活好象失去了信心，与母亲谈话总是叹气连连，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被世俗压得快要窒息了，难道没有儿子是她的罪过吗？她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她真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啊！
　　 在1969年的上半年，因为我下放在生产队劳动出工不太积极，母亲嫌我懒，其实我是讨厌那种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母亲将我一个人分开，让我独立生活。我当年21岁，没结婚，刚高中毕业不久，不懂事。那时，我没有一分钱，粮食只有母亲分给我的30斤大米，还有一点点猪油，一斤盐，一只鸡婆。我盘算，这些东西最多只够我吃一个月。我那时没有工作，在生产队劳动也没有钱，粮食以后只能靠从队里每月称30斤稻谷，油盐钱零用钱都没有呀，即使一只鸡婆天天下蛋，一个蛋也只能卖5分钱呀。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去了一趟姨娘家，我知道姨娘家也很困难，我没有向她说什么，可是她问起了我的情况，我不得不把母亲分开我过日子的事给她说了。姨娘听了感到很突然，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有母亲将自己没成家不懂事的儿子分开过日子的呀，再苦也要捆在一起苦呀。你母亲是不是嫌儿子多了，讨厌你呀。孩子，你下放在农村心很苦，我也很理解。以后我去你家，叫你母亲也要理解你，不能逼你呀。回去还是与母亲一起度难关，一起过日子，喔。”姨娘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可她比母亲的道理懂得多呀，她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女人啊。那天，姨娘除了安慰我以外，还从土里摘了几条丝瓜，用丝瓜叶子包了几两猪油，放在一个竹篮里送给我，叫我带回去。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不值几个钱，可是在1969那样的年月，在姨娘那样困难的家庭里，能拿出这些东西送给一个外甥，真是姨娘的一团心意啊。如果我不要，我知道姨娘是会伤心的。她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孩子，你不要嫌我的东西少，我没有儿子，看到你，我也是一种安慰啊。”姨娘的这话里含有多少悲伤多少痛苦多少希望啊。当时，我竟然无言以对，只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姨娘，你不要太伤心，等我有出息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你理解我，我也很理解您啊。”在那时，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情感交流是多么重要，如果母亲也能像姨娘这样理解我该多好啊。
　　 姨娘的女儿也嫁在农村，女婿是个半残疾，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做事很不方便，他家的生活也很困难。她的女婿有一个姐姐在解放前就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1949年就随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听说后来他们又去了美国定居了。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都把有亲人在港台与国外的人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了政治迫害与歧视，海外的游子也无法与国内的亲人联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对海外关系开禁了，海外的游子可以与国内的亲人联系了，来往了。可是，姨娘却早逝了。她死得太不是时候，她死在那个政治的黑暗时期。而且她死的那天，没有一个亲人陪伴在身边。她是长叹着痛苦地呻吟着眼睁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啊，她死了以后，谁也没有发现，因为她的老伴比她先走了，女儿也没有来，其他任何亲人也无法知道。当她丈夫的侄儿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死了一天以后了，她被草草收葬了，多么可怜的人啊，到了另一个世界，她也不会瞑目甘心啊！
　　 姨娘的命运是如此悲苦，可以说是她生不逢时，死也不逢时。她生前，无钱，无粮，无儿，无孙，无名，无利，无快乐；她死后，无遗嘱，无花圈，无追悼会，无祭文，无碑铭，唯有一掊黄土与她相伴，她的灵魂与黄土相依。黄土无言，默默地与天地共存。姨娘的命运与身世也与黄土一样，既默默无闻，也永远像黄土一样朴实，厚道，善良，纯洁，永存。